＜回顧之一，汪精衛河內脫險經過。＞
這時在河內寄居朱培德夫人家的汪精衛大感狼狽，「艷電」剛剛發表，談和的對手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表面看，很可能是日本軍部根本不贊成近衛的「第三次聲明」，因而逼他下台。倘或事實果真如此，適足以證明重慶的一般看法不錯，日本軍閥那裏有解決中日問題的誠意？近衛聲明不過是他們分化中國領導階層的陰謀而已。
於是汪精衛急於想找由台灣轉道至河內的影佐禎昭；但影佐已經不在河內——因為國內發生政變，影佐趕回東京去了。
這一來，汪精衛不能不重新考慮出處了。不久之前，陳公博由昆明趕到河內，曾力勸汪精衛不要離開河內，不要跟日本人接觸；汪精衛預備承諾一半，暫住河內，現在看來，連這一半的承諾，都已無法維持。他必須立即作一個退步，便由曾仲鳴出面，分別向德、英、法三國提出入境簽證的申請。
汪精衛如果願到歐洲，正是政府所希望的，外交部早已替他預備了護照；財政部亦替他預備了旅費，但以汪精衛被通緝在案，決無主動向一名通緝犯致送護照、旅費的道理。至少要汪精衛自己有些表示才能從國家最高利益上去考慮網開一面。因此，當外交部自德駐日大使館獲得汪精衛想到歐洲的情報以後，蔣委員長決定派中央執行委員谷正鼎帶著護照與旅費，到河內去看汪精衛，轉達蔣委員長的意思：對汪不忍棄之不顧，勸他到歐洲去逛一逛，仍舊回來為國家服務。
去了十幾天，一無結果。汪精衛對中央開除他的黨籍這一點，怒不可遏，發了許多牢騷。他說：中央應該先討論他的和平主張。果真大家的意見，都認為應該抗戰到底，他當然也會尊重中央的決議。倘或仍舊獨行其是，才談得到違反紀律。現在的情形，猶如未經審判，遽爾判決，無論如何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同時他對他那一系的「同志」，深表不滿，說他們不瞭解他的苦心和主張；不追隨他一起奮鬥，谷正鼎對這一點自然有所辯解，他說汪精衛與日本談和的具體內容，只有極少數的人知；這極少數的人諱莫如深，大家又何從去瞭解他的苦心與主張？至於「追隨」也者，只有不答；因為即使是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強」這種最緩和的說法，只會傷感情，此行的任務，根本就沒有希望達成。谷正鼎唯有苦口婆心，極力用珍惜他個人在黨國的歷史與地位這些話去打動他，但汪精衛已懷有極深的成見，對谷正鼎的話，根本就聽不進去。
談到游歐的話，汪精衛表示不容第三者干涉。既然中央已經開除他的黨籍，他便有充分的自由，愛到那裏就到那裏，不勞他人關心。
當然，谷正鼎也跟曾仲鳴談過好幾次；曾仲鳴很坦率地說：「士為知己者死」。對於汪精衛，他唯有無條件服從。不過語氣中隱約透露，這一次的與日本人合作，完全是陳璧君的堅持。而汪精衛之唯其命是從，是大家早就知道的；谷正鼎唯有嘆口氣，黯然而歸。
其時政府已有情報，汪精衛尚未死心，要等到日本方面澄清態度。但繼近衛組閣的平沼騏一郎，是有名的國粹主義者，一向傾向德國；他上台的主要工作，便是解決日德意軍事同盟的問題。對於「日華事變」以及「近衛聲明」，並不太熱心；一切聽任軍部處理。
軍部的陰謀，在汪精衛脫出重慶，發表艷電，便已初步成功。一看汪精衛自陷絕地，上了圈套，正想冷他一冷，以便易於控制；恰好有近衛內閣總辭這個政變，正好藉以為藉口，將汪精衛乾擱起來。這一擱，搞得汪精衛上不巴天，下不著地，進退失據，痛苦萬分。除了緊催影佐禎昭，要求日本政府採取明確積極的措施以外，別無他法。
影佐聽命於軍部，當然不可能有甚麼個人的主張；只勸汪精衛稍安毋躁。這樣度日如年地過了個把月，汪精衛決定派高宗武到日本去作嚴重的交涉。
所謂「嚴重的交涉」，就是要從日本人那裏得到一個確實的答覆，日、汪合作謀求和平，到底採取甚麼方式？
事實上，日本方面，亦有同樣的疑問。因為汪精衛的話很漂亮，他跟影佐禎昭說：他不離開重慶，無法發表公然主張和平的「艷電」。至於「和平運動計劃，是準備以國民黨員為中心，組織一個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指摘重慶抗日理論的錯誤；宣揚和平是救中國、救東亞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擴大和平陣營。企圖使重慶轉變方向。」他這些論調，是否是由衷之言？不得而知。不過汪系的兩大將，顧孟餘與陳公博，都在香港，陳公博以醇酒婦人寄託內心的苦悶；顧孟餘自始不聞不問，但據說暗中堅決反對汪精衛的言論，在香港、重慶還有這樣一個傳聞：艷電是林柏生與梅思平擅自發表的。顧孟餘將林柏生找了去，嚴詞詰質；說到激動之處，出手打了他一個嘴巴。照此看來，汪精衛即會想有進一步的行動，亦必然有所顧忌。
可是，陳璧君的行蹤卻很可疑，頻頻於河內香港之間，表面上彷彿是為了來向陳公博勸駕；骨子裏跟周佛海、梅思平接觸頻繁，而林、梅二人都是熱衷於實際行動的。
介乎行動與非行動之間的高宗武，態度亦很微妙；最初他只是同意影佐禎昭的一個與板垣完全相反的看法，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應該避免演變為「反蔣行動」；到後來慢慢有跡象發現，「高宗武路線」的中心不是汪精衛，想由汪過渡，最後促成由蔣委員長出面來主持和平。
因為有如此紛起的意見在，日本軍部越發覺得等待是比較最聰明的辦法；所以高宗武在日本、在香港、在上海，與已正式組成「梅機關」，負責對華中特務活動的影佐禎昭，雖一直在交涉，卻始終並無確切的答覆。
其時谷正鼎奉令第二次作河內之行，送去了汪精衛及隨行人員的護照；汪精衛表示決定赴歐洲。但陳璧君與周佛海、梅思平所作的活動，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還是故意「放煙幕」，總之重慶方面所得的情報，日本內閣五相會議，已決定支持汪精衛組織「新中央」，將由興亞院自掠奪的「鹽餘」款中，按月發出巨額費用，作為活動費用。
於是，汪精衛身蹈危機，只要走錯一步，便有粉身碎骨之厄——制裁汪精衛的專案小組人員，已經部署停當；如果谷正鼎在三月二十日離去以前，汪精衛有履行他的諾言的誠意表現，自然無事。但汪精衛沒有！於是三月二十一日深夜，河內高郎街的血案發生了。事後傳說：汪精衛的錢都以曾仲鳴的名義，存入法國銀行；被刺以後，他還簽好了提款的支票，方始送醫，以致失血過多而死。當然此事的真相已無可究詰。
東京方面，在第二天就接到了河內總領事的詳細報告，當天就召開「五相會議」，決定派影佐禎昭將汪精衛轉移至「安全地點」。影佐又推薦了一個助手犬養健；他是犬養毅的兒子，也是高宗武的同學。
於是影佐與犬養租了一艘五千五百噸的貨船「北光丸」，帶了軍醫、憲兵軍曹等等，都化裝為盲人，上了「北光丸」直駛海防。此外，日本外務省派了一名書記官矢野征記由香港轉河內，作為影佐與河內總領事的聯絡官。但就在「北光丸」自日本出海時，重慶的《大公報》，登出一則消息，說日本政府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已進入實際行動階段。
這個消息是高宗武所洩露的；別人不知道，有個名叫一田的日本人卻知道。一田是一名中佐，由陸軍省派至香港，化裝為賣蚊煙香的商人，專門負責與高宗武聯絡。關於影佐租北光丸赴海防的情形，已由一田告訴了高宗武；其中有一個很特殊的細節，只有他跟高宗武知道，由這一點，即可以證明消息是由高宗武所洩露的。
高宗武雖不承認，日本方面已經開始懷疑；及至矢野將赴河內，高宗武勸他不要去；此外，他又託人帶了一封信給犬養健，只有一句話：不必與汪精衛會談。因此，從影佐到達河內開始，日本便對高宗武起了戒心了。
在河內，影佐一行借住一名盲人家；前面就是日本領事館。其時外務省已通過同盟通信社的關係，指派他們的「越南特派員」大屋久壽雄，與汪精衛取得聯絡；所以在影佐於四月十八日到達河內的第二天，就見到了汪精衛；同行的還有犬養及矢野，由周隆庠擔任翻譯。
汪精衛告訴影佐，兩三天以前，鄰屋的三樓搬來一家人家，形蹤可疑，好像是重慶派來的人；越南當局對他個人雖無惡意，不過對政治活動採取封鎖政策。他如留在河內，很難與上海及香港方面的「同志」取得聯絡。
「那麼，」影佐問說：「汪先生的意思想到那裏？」
「我幾經考慮，認為以上海為宜；此外，則是香港或者廣州。但香港的英國官吏監視極嚴，陳公博、林柏生在那裏無法活動。廣州雖然是中山先生跟我關係最深切的地方，但已為日軍所佔領，如果我去廣州，中國人以為我的和平運動，是在日軍保護之下進行的。至於上海，那裏雖為世界最有名的暗殺之地，但畢竟是我們中國的國土，我願意冒險在上海發表我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