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公博為中央接收舖路。＞
到了十月裏，汪精衛自知為日無多，決定留下一篇最後的文章；但已無法書寫，只能口述，由陳璧君紀錄。
就在這時候，小磯國昭突然來探病，事實上是來「送終」。汪精衛覺得這個機會必須把握；他要把他最大的一個心願，向這個已在求和的日本首相作最後的「奮鬥」。
「首相先生，」他說：「關於中國東北及內蒙的地位問題，日本必須重新考慮。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滿足中國人的願望，中日之間永遠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你們現在所作的努力，完全是白費氣力。」
小磯聽了這話，閉上眼作了有兩三分鐘的考慮，然後睜開眼來，以鄭重的語氣答說：「我可以負責奉告主席閣下，這個問題，並非不能解決；中國東北及內蒙的地位，應該有變更的餘地。但是變到甚麼樣子，完全視乎在談判時，對於解決中日共同利害問題的談判而定。此刻，我無法作任何預測。」
小磯等於來替汪精衛打了一劑強心針。從「滿洲國」成立以來，日本的軍部也好，內閣也好，在這個問題上，從沒有讓過步，即使是九月十七日的「御前會議」，對於對華談和的條件，仍然堅持「滿洲國」的「現狀不得變更」。可是終於有「改變的餘地」了！縱或小磯的話中暗示「改變的餘地」極其有限，或者需要中國在另一方面作極大的犧牲，以為交換；但畢竟是一項原則的打破，有了一個起點，就能站住腳，逐步推進，不難達到恢復原狀的終極目標。
因此，汪精衛便有了一段比較能自我鼓舞的《最後之心情》。他在題記中說：
兆銘來日療醫，已逾八月，連日發熱甚劇，六二之齡，或有不測。念銘一生隨國父奔走革命，不遑寧處；晚年目睹巨變，自謂操危慮深。今國事演變不可知；東西局勢亦難逆睹，口授此文，並由冰如譽正，交專人妥為保存，於國事適當時間，或兆銘沒後二十年發表。
所謂「適當時間」是何時，汪精衛自己都說不上來。但《最後之心情》顯然已與離開重慶時所抱的失敗主義大不相同；一開頭就說：「兆銘於民國二十七年離渝，迄今六載。當時國際情形，今已大變；我由孤立無援而與英美結為同一陣線，中國前途，忽有一線曙光，此兆銘數年來所切望而慮其不能實現者。」
「回憶民國二十七年時，歐戰局勢，一蹶千里，遠東成日本獨霸之局，各國袖手，以陳舊飛機助我者唯一蘇俄。推求其故，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以解東方日本之威脅，隱以弱我國本。為蘇俄計，實計之得！為中國計，詎能供人犧牲至此，而不自圖保存保全之道？捨忍痛言和莫若！」
不但心情改變，立場亦已不同，隱隱然贊成與英美同盟而抗戰了。接下來正好談到發起和平運動的原始動機。
開頭一段話是表明他的反共立場。不但他也承認，「脫渝主和」是「與虎謀皮」，目的是「為淪陷區中人民獲得若干生存條件之保障。」又說。「即將來戰事敉平，兆銘等負責將陷區交還政府，亦當勝於日本直接卵翼之組織或維持會之倫。」
這是指「維新政府」、「臨時政府」而言，在後面還有一段解說；蔣委員長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其他利用抗戰之局而坐大觀成敗者，亦必於蔣言和之後，造為謠諑，以促使國府解組混亂，國將不國，非兆銘脫離渝方，不能無礙於渝局；非深入陷區，無以保存其因戰爭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區，則必外與日人交涉，而內與舊軍閥政客，及敵人卵翼下之各政權交涉。
即國府過去所打倒者如吳佩孚，所斥如安福餘孽梁鴻志、王揖唐輩，以及日人特殊之鷹犬、東北亡國十餘年之叛將，銘亦必盡量假以詞色，以期對日交涉之無梗。
這又是反共的進一步引申，如果蔣委員長一有言和的表示，延安的共產黨，立即就會展開猛烈地攻擊，「非兆銘脫離渝方，不能無礙於渝局」，雖是表功之語，多少也是實情。
汪精衛也知道，他的「脫渝主和」是「行險僥倖」或者「不為一時一地之國人所諒」，不過他是這樣想：國際情勢演變，已至千鈞一髮的局面，此時不趕緊想辦法，將來「內外夾攻」，更艱險，更不忍見的局勢發生，也許想要「自為之謀而不可得」。所謂「內外夾攻」是指延安的共產黨將於戰爭中擴大。在那個時候來說，也許高估了延安，但不能不說他也是一種看法。
接下來，汪精衛說他近年來的主張是：「說老實話，負責任。」他的「老實話」是「今日中國，由於寇入愈深，經濟瀕破產，仍為國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戰事蔓延，生民痛熬痛苦，亦瀕於無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強，徒可勵民氣於一時，不能救戰事擴大未來慘痛之遭遇。如盡早能作結束，我或能苟全於世界變局之外，多樹與國，暫謀小康，只要國人認識現狀，風氣改變，凡事實事求是，切忌虛驕，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國。三五十年，吾國仍有翻身之一日。」
所謂「負責任」，是說他從民國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長，十幾年來以「跳火坑」自誓；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國之情形，固猶勝於戊戌瓜分之局，亦仍勝於袁氏二十一條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時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銘即死，亦何所憾！」
這兩段話，說得少氣沒力，還不如不說。但以下有段話，卻很動聽：「國父於民國六年歐戰之際，著中國存亡問題，以為中國未來，當於中日美三國之聯盟求出路。蓋以日人偏狹而重意氣，然國父革命，實有賴於當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國鈞者能有遠大眼光，知兩國輔車相依之利，對我國之建設加以諒解，東亞前途，尚有可為。美國對中國夙無領土野心，七十年來，中國人民對之向無積憤，可引以為經濟開發，振興實業之大助。」
由於汪精衛對日本的戰事，所知的真相不多，所以雖認為必敗於美國的「海空兩權」，但卻用了「搖瞻」的字樣；即是「遙瞻」，還來得及補救，「如能早日覺悟及此，以中國為日美謀和之橋樑，歸還中國東北四省之領土主權，則中國當能為之勉籌化干戈為玉帛之良圖。國父之遠大主張，便能一旦實現。」
提到國父的主張，正好順便表白，他說：「今兆銘六年以來，僅能與日人談國父之大亞洲主義，尚不能談民初國父之主張，即因日本人軍人氣焰高張，而不知亡國斷種之可於俄頃者。」同時，他也憂慮日本軍人戰敗後的態度，「中國目前因中美之聯合，固可站穩，然戰至最後，日本軍人橫決之思想，必使我國土糜爛，廬舍盡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戰爭之局面，絲毫無補實際。日本則敗降之辱，勢不能忍，則其極右勢力與極左勢力必相激盪，而傾於反美之一念，則三十年後遠東局勢，仍有大可慮者也。」
至於他的「政府」突然「對外宣戰」，亦知「貽笑外邦」？殊不知「強弱之國，萬無同盡可能，有之則強以我為餌」。汪精衛說他是利用這種情勢，作為與日本爭主權、爭物資之一種權宜手段，對英美實無一兵一矢之加。接著便談到「解除不平等條約與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勢利導」，終告實現，這是他可以引為快慰之事。當然，這是他的欺人之談；因為他不會不知道美國與中國談判重訂「平等新約」，日本便不能不搶先有所表示的事實。
由此，汪精衛檢討了他的對日交涉，雖是「與虎謀皮」，卻有兩方面可談。
一是「『國府』目前所在之地區為淪陷區，其所代表者為淪陷區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對象，為淪陷區中鐵蹄蹂躪之敵人」，因此，他如「交涉有得，無傷於渝之規復；交涉無成，仍可延緩敵人之進攻。故民國三十年有句雲『不望為釜望為薪』」。
二是民國二十一年淞滬協定簽訂時，他兩任行政院長，「深知日方對華，並無整個政策；而我之對日，仍有全國立場。日本自維新以後，號稱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軍人有帷幄上奏之權，自清末兩次得利。固已睥睨於一時；民初對我大肆橫欺，至華府會議，始解其厄，固已礙於英美之集體壓迫，早欲乘釁而動矣。」
「人之將死，其言也哀」；汪精衛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著錯，滿盤輸，到此亦不能不低聲下氣，作乞取歷史矜憐的哀鳴：他說：「銘蓋自毀其人格，置四十年來為國事奮鬥之歷史於不顧！亦以此為歷史所未有之非常時期，計非出此險局危策，不足以延國脈於一線。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國土重光，輯撫流亡，難難餘生，有識者亦必以兆銘之腐心為可哀，尚暇責銘自謀之不當乎？」
所謂「險局危策」，充其量只是爭取「喘息之機」；他說：「銘之主張，其基本之見解：為日本必不能亡中國。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棄對『國府』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機。」這話跟他以前的言論是有矛盾的，以前他說：「我看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現在卻說：「日本必不能亡中國」。無論古今中外，以傾國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