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願作調人。＞
其時為日本新聞界稱之為「和平運動參謀總長」的周佛海，對「組府」正起勁之時，在上海招兵買馬，許下了好些「部長」、「次長」，而且連「新政府」的預算都編好了。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解決，以致於那一天才能粉墨登場，卻是個未知數。
一個問題是青天白日旗上的飄帶。汪精衛堅持要取消，而日本軍部特地召集華中、華南、華北三個派遣軍的參謀長，在東京開會研究，一致表示：青天白日旗上掛飄帶，作為「汪政府」的「國旗」，已是最大的讓步；如果連這條飄帶也要取消，變成敵我不分，不但在實際作戰上有妨礙，最嚴重的是會影響軍心，萬一發生譁變情事，勿謂言之不預。
提出這樣的警告，日本軍部自然堅持原議；汪精衛也知道事實上有困難，只能拖著再說。
再有一個問題是今井從香港回日本以後才發生的。原來關於「汪政府」的國際地位問題，周佛海曾經與日本外務省的代表加藤談過，「汪政府」自稱為「還都」，並非成立「新政權」，所以無所謂「承認」問題。周佛海只要求日本派遣「大使」向汪精衛呈遞「國書」。
加藤的答覆是，日本派特使不派大使，不遞國書。周佛海表示，倘或如此，組成「新中央政府」毫無意義。談得一場無結果而散。
當然，讓步的必是騎虎難下的一方，周佛海跟汪精衛商量，用與日本當局同時發表宣言的方式，作為日本對汪精衛「組府」支持的表示。這個方式是影佐禎昭所同意，而且認為很合理的；但到東京去了一趟，他的態度改變了。
「貴方發表宣言，日本方面不便阻止；但日本不發表宣言響應，不表同意，亦不否認，採取默認態度。」影佐接下來將與今井商量好的解釋說了出來：「因為公然承認，則日本右派及帝國主義者，必然反對，不能不事先顧慮。」
周佛海愕然，「汪先生的宣言，日本固不否認；可是，」他問：「日本的議員或者記者提出詢問；日本政府如果稍為表示：這是中國片面的希望。那一來，汪先生宣言的效力，豈不是完全打銷了？」談來談去談不攏，只好約定第二天一起去見了汪精衛再作道理。
到得第二天一早，影佐忽又不速而至；一見面便問：「汪先生跟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是否熟悉？」
司徒雷登是美國人，他的父親是早期來華的傳教士；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國。周佛海認識此人，並不相熟；如今聽影佐這一問，料知有話，考慮了一會，還是據實相答。
「他到上海來了；要由香港轉重慶。我昨天跟他見面。」影佐緊接著說：「他對全面和平倒也很熱心。」
一提到這一點，周佛海心情有些矛盾，全面和平固然是內心的希望；但一談到全面和平，對於「組府」便橫生好些障礙；日本軍部不肯發表宣言響應，亦就是為了留下跟國民政府的和談之路。如今橫刺裏又殺出來一個司徒雷登，眼前的情勢，恐怕要弄得很複雜了。
心裡是這麼想，表面上當然表現得頗為興奮的樣子，「喔，」他問：「他怎麼說？」
「他說，他在北平跟王克敏談過，希望王克敏出任蔣委員長及汪先生中間的調人。」
這就有點匪夷所思了！周佛海心想，司徒雷登在華多年，何以政治行情，一無所知？王克敏具何資格，能任此調人？
「不過，我們從另一方面接到的電報，與此不同。」
「所謂另一方面，是那一方面？」
「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影佐停了一下說：「據說，司徒雷登本人想出任重慶與東京間的調人，託王克敏向岡村大將，探詢意向。」
這兩種情況，大不相同；王克敏雖沒有資格擔任重慶與東京的調人，但司徒雷登有美國的背景，甚至可能是華府白宮或國務院的授意，擔任重慶與東京的調人，不但夠資格，而且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一件事。
「那麼，」周佛海問：「岡村大將作何表示。」
「岡村大將覺得這件事不應該由他答覆；所以打了電報給西尾大將，請求指示。」
西尾就是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周佛海心想，此事即使是西尾，亦未便貿然作決定性的答覆，便即問說：「西尾大將當然要跟東京聯絡？」
「是的。一方面跟東京聯絡；一方面要我來聯絡，西尾大將想知道汪先生跟周先生的意向。」
聽得這話，周佛海大感興奮；因為西尾壽造沒有拋開汪精衛，證明日本軍人還是講交情的。否則，重慶與東京，通過司徒雷登直接聯絡，汪精衛成了局外人，不僅沒有發言的餘地，而且連內幕都無從獲知，那時的地位，豈不尷尬？
「周先生，」影佐最後才道明真正來意：「司徒雷登提出要求，希望通過我們的關係，請你跟他見一次面；談談汪先生跟你對全面和平的意見。」
這一下，周佛海不由得躊躇了。原來他的根本目的是：「組府」第一；談和平次。以為有了「政權」在手裏，就是有了一筆政治資本。但「組府」之事，從「高陶事件」以後，各方的空氣不佳；全虧得周佛海在那裏極力拉攏。如果傳出消息去，說他與司徒雷登有所接觸，大家都會想到：必與中日談和有關；既然要停戰談和了，「汪政府」當然不會再出現。見機而作，避得遠些；否則「新貴」做不成，落個準備「落水」做漢奸的名聲，太犯不著。這一來，不就等於垓下的楚歌，一夕之間，楚軍瓦解！其事不可不慎。
但是，儘管影佐一直是支持他的；卻由於他也一直跟影佐表示，只要有全面和平的機會，個人的得失算不了甚麼。如今機會來了，倒說退縮不前，豈非言不由衷，平白讓人把他看得矮了半截？
因此，他決定採取拖延策略，「要見面，就要談得很具體；不然不如不見。」他說：「容我先跟汪先生談了，再給你答覆。」
事實上他沒有去見汪精衛；而是跟他的智囊之一，岑春煊的兒子岑德廣去商量。岑德廣毫不遲疑地說：「這機會當然不容錯過。不管談些甚麼，你總要跟他會一面。」
周佛海想了一下說：「問題是，我去看他，他來看我，都不方便。消息一洩漏出去，恐怕畫虎不成反類犬。」
岑德廣當然瞭解他的言外之意，「那也容易！」他說：「你跟中間人約定時間、地點，到時候我派車去接，在我這裡見面。即或消息洩漏，只說不期而遇就是。」
「不錯，不錯！人生何處不相逢？」周佛海認為這樣做不露痕跡，同意照辦。
「公博，快回來了吧？」岑德廣又問。
陳公博早又回香港了，他對「組府」本不感興趣，從高陶事件以後，態度益發消極，此時岑德廣問到，周佛海嘆口氣說：「汪夫人預備親自去勸駕，來不來未可知！」
「有公博在這裡就好了；你跟公博一起跟司徒雷登見面，可以表示和平的願望是一致的；以後報告汪先生，有公博在場也比較好說話。」岑德廣接著問道：「你是不是先要跟汪先生談一談？」
「你看呢？」
「我覺得事後告訴他比較好。」
周佛海考慮了一下，點點頭說：「有甚麼事，只有我先挺下來再說。」
※※※
見面的日子，定在二月十二日；到了約定的時間，岑德廣派了一輛車，將司徒雷登及他的秘書傅涇波，接到了愚園路岐山村的住宅，周佛海已經等在那裏了。
經過短短的一番寒暄，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亂真的杭州話說道：「我等於一個中國人。」
就這一句開場白，周佛海與岑德廣對這個高大的美國朋友，立即有了一種很微妙的親切感，不約而同地深深點頭，表示領會到他的立場。
「蔣委員長勵精圖治，這幾年來國內無論物質上的建設，精神上的培養都令人刮目相看。不幸地爆發了七七事變，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看到中國的進步，內心不安之故。」
周佛海介面說道：「我要說明，日本看到中國進步，內心不安，誠然有之；不過那是日本軍閥的心境，而且也只是一部分日本軍閥，像松井石根、杉山元之流。」
「是的！因此，中日之間的和平，在日本方面出現了機會；現在是中國方面的問題。將近兩年的作戰中，已證明了中國的軍事力量，尚不足與日本相敵。如果此時求得合理的和平，給英明的蔣委員長幾年生聚教訓的時間，仍舊可以跟日本一決雌雄。」司徒雷登緊接著以鄭重的神色說道：「這完全是我把我當作一個中國人所說的話。」
「我完全能夠理解。」周佛海說：「事實上，我們內心中也是這樣想法。」
「你所說的『我們』，想必包括汪先生在內。對於汪先生倡導和平，我極表贊成；不過傳聞汪先生將另組『政權』，如果所傳是實，那是中國的另一大不幸。」
「喔，」周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