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淪陷後，政要名流的下落。＞
就在這一天，日軍開始對香港發動總攻擊，由第二十三軍第三十八師團為基幹的佐野兵團，分左右兩翼，在香港的筲箕灣及北角強行登陸；九龍方面可以看到日軍在香港升起的氣球，顯示登陸已經成功。
在日軍炮轟香港及強行登陸以前，曾兩次派遣參謀向英軍勸降，都被嚴詞拒絕；登陸以後，亦仍然不願投降。於是，出現了一場自日軍侵華以來，從未見過的奇特形式的戰役，因為香港是丘陵地帶，復有堅固的高樓大廈，可以代替防禦工事之用，所以既非人自為戰，短兵相接的巷戰，但也不是開闊地帶，可完全使用重武器的陣地戰，而是兩者交替的進行。佐野兵團自香港東北角，向西推進，初步以佔領位於香港中部的力高臣山及金馬侖山為目標；混戰了兩天，至十二月二十一日，佔領了黃泥湧山峽，驚喜地發現了大水塘——香港自來水的唯一水源地。
這一來，日軍等於扼住了香港的咽喉；等到破壞了給水設備，香港的居民便如置身在煙獄中了，只有熾熱的炮火，沒有點滴清涼的甘露。英軍是非投降不可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平靜無事，午後的炮火卻空前地熾烈，「山頂區域」——香港最高貴的地帶，亦是總督府所在地，硝煙瀰漫，驚心動魄。這樣到了下午五點五十分，「扯旗山」上終於扯出白旗，停戰投降的命令，迅即傳到各防守地區。日軍亦作了相同的反應，炮聲頓息，只有斷續的機關鎗聲；真如「鳥鳴山更幽」一樣，反更顯出死樣的沉寂。
而就在這沉寂之中，香港名流所集中的「香港大酒店」，出現了石破天驚的舉動；有位賦性正直敢言，著作甚豐的名記者李健兒，筆名「黑翁」，在扯旗山上出現白旗以後，呼叫如狂，直奔天台，大喊一聲：「自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然後縱身一躍，碧血四濺於皇后大道中。
此外，還有防守西線的司令官勞森准將，奉令停戰後，單人雙槍，衝入日軍陣地，見人便射，殺了十幾名敵人，終於死在亂槍之下。
在九龍，半島酒店雖然五樓已成為日軍司令部，但對旅客，居然仍舊供給「聖誕大餐」，而且是傳統上必不可少的火雞。但隔海突然的沉寂，為大家帶來了莫名的不安，因而食慾無不大受影響。
深夜，在耳語中流傳著一個消息，香港總督楊慕琦，已率同「太平紳士」，向日軍投降；事後「太平紳士」各自回家，楊慕琦則已被送至九龍，此刻就住在半島酒店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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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正式發表，派磯谷廉介為總督；廣東的特務機關長矢畸堪十郎為政治部長，主管民政。但此時港、九最有權力的日本人，卻是一個名叫岡田芳政的中佐；他是日本在華老牌特務機構「梅機關」的代表，派到香港，成立了作為「梅機關」支部的「興亞機關」。早在「十二．八」以前，岡田就在港九大肆活動；那些地方上知名人物之成為「特偵」，以及失陷在九龍的要人名流，被請到半島酒店，以便接受「保護」，都是岡田一手所策劃。
及至香港淪陷，那裏的要人名流，一樣被集中在香港大酒店。最後，並「半島」的「楚囚」於「香港」；但為政府工作的要員，卻都由水路或者化裝為難民，進入廣東，由惠陽經韶關而脫險。
在日本人看，被軟禁在香港大酒店中的人物，都是大有用處的。其中有張靜江的女婿，做過外交部長的陳友仁、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外交界耆宿顏惠慶、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曾任暨南大學校長的鄭洪年、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李思浩、前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上海銀行公會秘書長林康侯、前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段祺瑞一系的大將曾雲霈、《星島日報》董事長，有名的富豪胡文虎，以及粵軍前輩許崇智。
許崇智是在香港的廣東人中，聲望最高的一位；因此，岡田首先策動他來歌功頌德，勸人歸順。軟哄硬逼，許崇智無可奈何，只有點頭。
講詞當然是岡田派人寫好拿來的；許崇智到了電台，以毫無表情的聲音，照本宣科。最後應是宣佈「完了」二字；許崇智把它改了一下：「交代我講的話講完了！」坐在收音機前的人，心照不宣，許崇智明道言不由衷。監聽的人，大為惱火，找他去辦交涉；他很輕鬆地答說：「我說的是實話，不是你們交代我要這麼講的嗎？」
在軟禁的日子中，大家的生活過得卻很悠閒，除了供給不缺，可以在酒店的範圍內自由走動，甚至可以來八圈衛生麻將；也不禁親友的拜訪。只有一個人例外，交銀通行總經理唐壽民。
唐壽民是江蘇鎮江人，銀行界中「鎮江幫」很有名，所謂「江浙財閥」之「江」，看起來指江蘇，其實是指鎮江。交通銀行的董事長胡筆江，也是鎮江人；但他跟唐壽民面和心不和，因此陰錯陽差地枉送一命。
事在三年前的八月間。那時中央政府已決定遷到重慶，但國家行局的業務重心，卻在香港；財政部為了召開貨幣金融會議，電令在香港的國家行局總經理，到重慶商討籌備事宜，據說胡筆江怕唐壽民在最高當局面前，有不利於他的陳述，因而自告奮勇，願作此行。當時的飛機票很難買，結果從金城銀行所定的機器中，情讓到一張，預定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搭「桂林號」起飛。
恰好立法院長孫科，訪俄回國，經港小住，也定在這天飛到漢口向最高統帥覆命。中國航空公司，替他安排的飛機是上午八點鐘起飛的「重慶號」。這天一早，孫科由隨員梁寒操等人陪著，從半島酒店到了啟德機場；時間太早，「重慶號」還在作例行的地面檢查工作。孫科只當替他預備的是專機，應該「升火待發」，人到即行；見此光景，大發脾氣，原車回到半島酒店，開始早餐。看看時候將到，隨員促駕，而孫科餘怒未息，遲遲起行。
中國航空公司已知道孫科對他們不滿，如果「重慶號」按時期飛，等他一到，無機可搭，豈非更要大發雷霆？因此，不敢不等；好在航線由昆明轉重慶的「桂林號」，乘客都已到齊，於是中航將飛行程序變更了一下，讓「桂林號」提前起飛。
那知飛機一出航線，便有四架日本零式戰鬥機在等著了。原來中蘇復交後，民國二十五年，成立「中蘇文化協會」，一直是孫科當會長，抗戰爆發，中央決定派他與王寵惠展開對蘇談判，接洽軍援；這年初夏，更發表孫科為特使，率領一個訪問團，搭機繞道歐洲，飛抵莫斯科，洽借一億五千萬美金的軍火援助。這一來大遭日本軍閥之忌，等他一到香港，便買通了一個姓彭的漢奸，打聽到了孫科的行期，要置他於死地。
誰知「重慶號」尚在啟德機場，而「桂林號」由於提前起飛，被日本戰鬥機誤認為攻擊的目標。
左右夾攻之下，「桂林號」的美籍正駕駛，只能沿珠江低飛，在中山縣所屬，地名張家邊的水面迫降；因為飛機本身有相當的浮力，入水不會馬上沉沒，仍有逃生之望。
但是，日本戰鬥機卻釘緊了目標，輪番低飛掃射；胡筆江已經爬出窗口，只以回身去取裝有重要文件的皮包，這片刻的耽誤，等到第二次脫離窗口，躍入水中時，恰好敵機俯衝掃射，中彈殞命。
唐壽民陰錯陽差地逃過了一場劫難，仍舊留在香港，獨攬交通銀行的大權。「十二．八」變起不測，當日軍攻陷九龍，向香港展開猛烈的炮戰時，交通銀行正由美國運到大量新鈔，尚未發行。為了怕落入敵人手中，他親自督率全體員工，將這批新鈔票，截角焚毀。在日本人看，這是非常嚴重的反抗行為，所以香港一淪陷，他被岡田芳政列入首先要搜捕的黑名單中。
唐壽民當然也知道自身的危險；化裝成藥材商，預備趁日軍疏散難民的機會，由廣東轉入內地。不幸的是，讓關卡的日軍識破身份，送到香港大酒店；由於他在被捕後還不肯承認自己就是唐壽民，所以日軍認為他隨時會潛逃，加緊監視，行動只在斗室之中，一切有限度自由活動及接見親友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管理這一批身份介於俘虜與客人之間的名流的，是一個名叫井崎喜代太的中尉，頤指迫使，架子極大；他要每一個人寫一篇自傳，表明過去的歷史，及與國民黨的關係。其中最有骨氣的是陳友仁，批評日本軍閥胡鬧，在太平洋戰爭中最後必將失敗；最熱中的是鄭洪年，表示自己很有辦法，希望日本人能夠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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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日，皇后道中突然戒嚴；香港大酒店附近，更為嚴密。同時被軟禁的「貴賓」們都接到了通知，有兩個日本將官要來看他們。
兩個都是中將，一個是來自南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後宮淳；一個就是主持港、九作戰的第二十三軍司令官酒井隆。他們是由岡田芳政陪了來的。
在華麗明亮的大客廳中，首先被請來談話的是老外交家顏惠慶。經過岡田的介紹，後宮與酒井都很客氣地道了仰慕之意。然後由後宮發問：「請問顏博士，你對太平洋戰爭的看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