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還是沈桂芬想到一個人，就是郭嵩燾的後任，光緒四年出使英國的曾紀澤。
「到底找對了！」寶鋆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口氣，「這是獨一無二的人！才具、年紀、身分，還有他老太爺的餘蔭，足可勾當此事。」
曾紀澤對洋務的瞭解，不下於郭嵩燾，年紀也還輕，萬里奔波，力所勝任，本人是襲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見重於俄國君臣，交涉比較容易著手。最好的就是所謂「他老太爺的餘蔭」，曾國藩勳業彪炳，門生故吏滿天下，看這份上，將來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處，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責。曾紀澤能夠不挨罵，那麼總理衙門十大臣，連帶也就可以少受責備了。
「好！」恭王也點頭，而且有更進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劼剛勳臣之後，與國同休戚，想來他明知艱鉅，也說不出推諉的話。就照此回奏，上頭沒有不準的道理。」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寶鋆又說：「各國公使一起抗議，這情形也得讓上頭知道才好！」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駁他，「『西邊』最討厭聽這些話，以為洋人處處挾制，如果不問到，不必多說。」
「是！」沈桂芬看了寶鋆一眼，「崇地山少不得先受點委屈，他不受委屈，大事不能了，大事一了，他也不會有甚麼大禍。」
寶鋆細想一想果然。倘或大局決裂，崇厚當然要掉腦袋，不然就有點師出無名了。若是曾紀澤到了俄國，能把交涉辦了下來，則依萬國公法，沒有殺崇厚的道理。而且將來轉圜的辦法多得很，譬如授意曾紀澤，假託俄國人的要求，開釋崇厚，表示議和的誠意，就是很好的一種做法。
「我已經託徐頌閣跟潘伯寅致意了，」沈桂芬說，「刑部預備復奏，請王大臣會議定罪，這又可以緩一口氣。」
徐頌閣就是徐郙，江蘇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狀元，現在當詹事府正詹，在南書房行走。沈桂芬用翁同龢疏通李鴻藻，以徐郙聯絡同在南書房的潘祖蔭，是南派「連衡」、「合縱」的妙用。
這個年當然過得不輕鬆，但同樣沉重的心境中，畢竟還有區別。一種是沉重得幾乎承擔不住，只想卸除負荷，好好喘息一會；一種是沉重得精神抖擻，整頓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擔子挑起來，這就是沈桂芬與李鴻藻，也是南派與北派大概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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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軍機見面。清朝以勤政為家法，大年初一辦理政務，不足為奇，但總是虛應故事，不甚費心的事居多。這一天不然，從辰初見面，足足談了兩個鐘頭方始結束。
接著，便連發了好幾道上諭，最重要的是派曾紀澤充任出使俄國欽差大臣。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議的條約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紀澤將「應辦事件再行商辦」，宗旨是「期妥協、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諭旨，當然是關於崇厚的。他的罪名經過再三斟酌，定了四個字：「違訓越權」。違訓則可以作為拒絕批准的理由，越權則表示崇厚所「畫押」的條約，只是他個人的私意。定這樣四個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於應付國際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為他的罪名本來應該是「喪權辱國」，如果是「乾隆爺」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會遇到欽差，出詔旨立斬。
然而「西佛爺」的權威，也很可觀了。正月初三奉明發上諭，根據刑部的奏請，將崇厚的罪名交由親王、大臣會議，就沒有一個人敢為崇厚申辯。復奏說他「違訓越權，情節重大」，於是，慈禧太后進一步降旨，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直到親郡王一起會議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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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八，李鴻藻朝珠補褂，天不亮進宮遞喪服已滿，請安報到的奏摺。當時召見，慈禧太后面許：「李鴻藻仍在軍機大臣上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朝旨一降，賀客盈門。張之洞是早已就有「先知」的，一早趕到李鴻藻家，等到了好消息，義不容辭地為李鴻藻分勞，興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賓客。
賓客中最為人注目的，自然是沈桂芬。他的氣量雖狹，然而城府極深，到李家致賀時，神態極其從容，並且不是道個賀，做到了應酬的禮節，隨即告辭，而是閒逸地坐下來，與熟人閒聊，做足了與李鴻藻交情很厚，而且熟不拘禮的樣子。
他本籍吳江，寄籍宛平，亦算是順天和直隸的同鄉，所以張之洞與李鴻藻商議，利用山西賑災的餘款，建立「畿輔先賢祠」，他亦是贊助人之一，這時候便正好談這件事。
「先賢祠去年七月落成，今年是第一個年，」沈桂芬看著張之洞說：「香濤，該有一番舉動吧？」
「春秋二季致祭是常禮。今年第一個年，自當別論。」
於是彼此商定，正月裏舉行一次祭典。
張之洞跟沈桂芬談「畿輔先賢祠」，談得十分投機，可是議論時向，就格格不入了。當時，崇厚失職，薦主不能無咎，這些追究責任上的話，張之洞是不會提到的，他所談的是邊防，如何起用宿將、如何購置新式槍械、如何擇要防守，口講指劃，旁若無人。而在舉座側目之中，獨有沈桂芬不斷搖頭，間或夾以無聲的冷笑，那種輕視的神態，對興高采烈的張之洞來說，彷彿兜頭一盆冷水。
「事非經過不知難。」等張之洞的話告一段落時，沈桂芬介面說道：「局外人的高論，可以揀有理的說，自然動聽，局中人不尚空談，要講實際。香濤，有一天你執了政，記著我今天的話。」說著，隨即起身，神色不動地拱拱手：「失陪了。」
這個軟釘子，碰得張之洞臉上青一陣、紅一陣，心裡好不是滋味。過後思量，越想越不服氣，沈桂芬總當清流論政，無非書生之見，紙上談兵，倒偏要做個樣子他看看。
於是他想到了一個人：吳大澂。
吳大澂從陝甘學政任滿回京，不久因為山西、河南、陝西大旱，奉旨會辦賑務，躬歷災區，不避辛勞，救的人很不少。陝甘總督左宗棠、直隸總督李鴻章、山西巡撫曾國荃，都在奏摺中說他的好話。慈禧太后決定將他外放，翰林出任地方官，不是知府，就是道員，吳大澂放的是河南河北道，駐河南武陟，照例兼管河務水利。
這個缺分很苦，但東有開封、西有洛陽，南岸就是滎陽、汜水，正是中原古戰場之地。吳大澂雖是蘇州人，卻深慕他的鄉先賢，明朝的韓雍。他平時喜歡談兵，經常與親兵在一起練洋槍打靶，頗有「準頭」，沾沾自喜，所以到了這個地方，斜陽影裏憑弔古跡，策馬高崗，攬轡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又跟潘祖蔭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頗得意於他自己的那副儒將派頭，因而一時也不想求甚麼陞遷。
對俄的糾紛一起，像他這樣的人，自然不會沉默，他跟張之洞意氣相投，平時常有書信往來，這時候自是洋洋灑灑，大談籌邊之計。其時由於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發，做學問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吳大澂的同鄉，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這一科的狀元洪鈞，就是專門搞這一套的。吳大澂亦頗有所知，因而論到西北、東北的山川形勢，頭頭是道。張之洞靈機一動，認為吳大澂應可以有一番作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氣，當時便檢出吳大澂最近寫來的兩通長函，送給李鴻藻去看，要求李鴻藻保薦吳大澂帶兵籌邊。
慈禧太后此時已經打定主意，跟俄國能善罷甘休，還則罷了，不然就得開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籌劃邊防，整頓戰備，一等有了成議，下詔求賢，自是當務之急，宿將鮑超，決定起用，連充了軍的陳國瑞亦打算赦他回來效力。見此情形，李鴻藻覺得保薦吳大澂，正是人臣事君應有之義，因而一口答應了張之洞的要求。
話雖如此，也不能貿然舉薦。李鴻藻雖然名心稍重，但為人誠懇，他覺得保舉人才，雖是大臣的報國之道，但亦須為被保舉的人，謀一個能夠發揮所長，將帥和協的善地，才算盡了提攜的責任。
經過與張之洞的一番籌議，李鴻藻為吳大澂找到了一個人地相宜的差使，只待正月十七的會議過後，就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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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七在內閣的會議，要議的是兩件大事。一件是崇厚的罪名，刑部司官已經過細心推求，擬了一個奏稿作為會議的根據。說他「違訓越權」是句籠統的話，到底如何「越權」，如何「違訓」？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個適當的比附。看來看去有一條「增減制書律」可以比照，對外國的條約，須奏奉欽定，即與「制敕」無異。「增減制書」的行為，自有已行、未行的區別，雖然條約未奉批准，但已畫押用印，就是「已行」，而「增減制書已行」者，是斬監候的罪。
看了刑部司官所作的判決，無人提到異議，議罪一事，就算定讞。另一件事是總理衙門所上的一個摺子，事宜是「籌備邊防事宜」，一共八條，洋洋數千言之多，範圍太廣，無從議起，而且看一遍就得花好些時間，也沒有那麼多工夫來細心研究，紛紛畫押，草草成議，由內閣具奏，聽候聖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