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就在拜摺續假的當兒，天津起了軒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遞到一件廷寄，曾國藩起床聽人唸道：
「崇厚奏：津郡民人與天主教起釁，現在沒法彈壓，請派大員來津查辦一摺，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係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既據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眾，將該領事毆死，並焚燬教堂，拆毀慈仁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著將為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併查明，毋稍回護。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原摺著抄給閱看。欽此！」
唸了崇厚的原摺，恰好天津道周家勳亦專程來稟報此事，才知道事起於天津知縣劉傑，抓住了兩名拐子，同時天津的團練也抓住了兩個，名叫武蘭珍、安三。安三是個教民，而武蘭珍雖非教民，口供中卻說他的「迷藥」是從天主堂一個司事王三那裏領來的。也就在這時候，慈仁堂的孤兒，因為瘟疫死了好幾個，掩埋得不夠深，讓野狗拖了出來，「胸腹皆爛，腑腸外露」。天津的百姓認為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證，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許多人，其勢洶洶，眼看有衝突發生。
於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國駐天津的領事豐大業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訊王三。慈仁堂裏，固然看不出甚麼挖眼剖心的跡象，王三跟武蘭珍對質的結果，亦證明了武蘭珍只是胡說。但百姓不信，總以為崇厚袒護洋人，因而仍舊聚集在教堂附近，辱罵騷擾。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門相距不遠，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彈壓，法國領事豐大業興師問罪來了。
豐大業十分鹵莽，掛兩把手槍，一進客廳就破口大罵，接著不分青紅皂白開一槍，嚇得崇厚趕緊躲入簽押房，豐大業就在客廳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這時取名「水火會」的天津民團，已聚集了數千人，群情鼓噪，大罵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來勸豐大業，有話好講，不必如此。又告訴他，外面情勢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則怕有危險。
通事把話傳譯了過去，豐大業怒氣沖沖地答道：「我不怕中國百姓！」說完，帶了他的秘書西蒙，掉頭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馬弁護送。衙門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視，已有一觸即發之勢，偏偏冤家路窄，遇著天津縣知縣劉傑，正從天主堂彈壓回來，預備去見崇厚回話。豐大業一見，不問青紅皂白，拔槍就放，這一槍沒有打中劉傑，打傷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誰厲聲一喊，於是人潮洶湧，淹沒了豐大業和西蒙，等散開來時，只見地上躺著兩具屍首。
動亂不過剛剛開頭，水火會鳴鑼聚眾，號召了上萬的人，先到通商衙門東面的天主堂，殺了兩名教士，放火燒房子，再往東面就是法國領事館，殺了豐大業的另一名秘書湯瑪生夫婦。最後出東門，打入慈仁堂，殺了十名「貞女」，把貞女教養的一百多孤兒放了出來，跟著又是一把火。
於是崇厚和天津道、府、縣，一面彈壓，一面救火，但人多勢眾，無濟於事，整個天津城像沸了的油鍋，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靜下來。事後調查，另外又殺了兩個法國人，是在天津經商的一對夫婦，還有三個俄國人，被誤認為法國人而遭了池魚之殃。同樣地，英國和美國的六座教堂，也因為老百姓分不清甚麼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毀。至於教民死得更多，總在三十以上。
曾國藩閉目靜聽，一言不發，他平日的修養，重在「不動心」，以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應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闖了這麼一場大禍，眼看咸豐十年，洋兵內犯的災難，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動心？所以口雖不言，神色已變，右眼下不斷抽風，額上筋脈躍動，靜臥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暈眩毛病，又已發作。可是，他硬撐著，只喊著他的第二個兒子說：「紀鴻，把燈移開些！」
曾紀鴻趕緊將他面前的一盞洋燈挪開，同時勸他躺一躺，說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緊！」曾國藩慈愛地說，「我還得有幾句話問。」他問周家勳：「法國水師的提督，就駐紮在大沽口，可曾上岸？是何態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勳答道：「態度當然也很壞，不過不曾派兵上岸。」
「別國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國領事，可曾有甚麼話？」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聽說，英國的李領事，要組團自保。」
曾國藩不作聲。好半天才說：「你回去告訴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來。只要可以為國家免禍，一己榮辱，非所敢計。現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禍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謗，請他立定宗旨，沉著應付。」
周家勳明白，言外之意，還是要委曲求全，不過曾國藩願意分謗，崇厚是不是願意受謗，卻成疑問。當然，這只是他心裡的想法，不便說也不必說，只把曾國藩的話，轉達到就是了。
等周家勳辭出督署，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已經得信趕到。此人籍隸江蘇太倉，是個舉人，咸豐年間辦團練有名，李鴻章「用滬多吳」，就出於他的創議和奔走，處事幹練明快，極得曾國藩的信任。這時，就不為他掌理刑名的職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該為曾國藩分憂分勞、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來報到，一則示關切，二則備顧問。
曾國藩幕府中，也有洋務長才，一個是黎庶昌，字蓴齋，貴州遵義人，再一個就是薛福成。當錢鼎銘來謁見曾國藩時，他們正在各陳所見，未有結論，等錢鼎銘一到，便得從頭談起。
看完廷寄，錢鼎銘指著崇厚的摺，憤憤說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變，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請旨由直督查辦，說是『以靖地方』，輕描淡寫地把責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豈有此理嗎？」
「調甫！」曾國藩反倒勸他，「現在不是論追責任的時候，更不是生氣的時候。剛才我跟蓴齋和叔耘在談，緝兇賠銀，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罵，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禍雖闖得這麼大，恐怕民憤依然未平，要應付內外兩方面，事情著實棘手，你看該怎麼辦？」
「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來所未有。能夠做到緝兇賠銀，便算了結，已是上上大吉。至於內外之間，如何能夠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則辦得嚴些，百姓亦無話說。倘或錯在洋人，那個交涉自然就好辦了。」
「然則曲直是非，如何區別？」
「在武蘭珍口供的虛實。」錢鼎銘答道：「武蘭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僱用，挖眼剖心之說，是謠傳還是確有其事？照此層層嚴訊，悉心推求，則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語破的！」曾國藩不斷頷首，「我到天津查辦，就從這個關鍵上著手。」
「中堂，」黎庶昌比較瞭解洋人辦事的規則，「這一案交涉的重心，還是在京裏，像這樣的大案，朝廷原該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還是據理力爭？這在查辦的時候，出入關係甚大，廷寄只說『體察情形，持平辦理』，又要『順輿情』，又要『維大局』，都是些活絡門閂的話。且不說將來責任都落在中堂雙肩，眼前沒有一個定見，案子即無歸趨。」
「我亦有這樣的看法。」薛福成介面也說，「設或中堂在天津持平辦理，而總署對法使羅叔亞一味遷就，彼此分歧，這個交涉一定辦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書丁憂回旗穿孝，百日明滿，又請病假兩個月，人在奉天。總署中，聽說是「董太師」一把抓，而軍機變成寶中堂為首，所以才有這樣不負責任的上諭。中堂頂石臼做戲，吃力不討好，固無論矣，不過這齣戲總要做得下來才好！」
於是黎庶昌和錢鼎銘也勸曾國藩，說他病體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話，可見並不勉強，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對外交涉。錢鼎銘自告奮勇，願意到天津去揭開「迷拐幼孩」的底蘊。至於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請另簡大員辦理，或者請旨責成崇厚，自己設法了結。這才是於公於私，兩有裨益的事。
曾國藩與僚友談文論事，總是要讓人盡量發揮意見，到了言無不盡之後，他才肯說話，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勸他明哲保身時，他只是手捋花白鬍鬚，閉目靜聽，到聲音靜了下來，他才張目開口。
「諸公愛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於私，自有裨益，於公，則未必盡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結此事，更是緣木求魚，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於激出這一場變故來了。」
三個人聽他這一說，雖感失望，並不覺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為曾國藩了！因而面面相覷，不知還能有甚麼話說？
於是，侍立在曾國藩身邊的老二紀鴻說話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經十分明白，如果總署的意見跟爹相左，則治絲愈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