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往各省的上諭，第一個看到的是近在畿南的曾國藩，實在是聽到。曾國藩事必躬親，加以寫字看書之外，還要圍棋一局，目力大傷，右眼已到了昏蒙不能辨物的地步，經他的家人幕友力勸，每日閉目靜坐的時候居多，一切公事，都是幕友唸給他聽。
唸到丁寶楨拿獲安德海，奉旨正法的明發上諭，曾國藩瞿然動容，睜開眼來，「稚璜真是豪傑之士！」他說，「聽了這個消息，我好像目中浮翳一去。」
「這事原在意中。」他的幕友薛福成說。
曾國藩想起來了。這年四月，薛福成應邀到保定，路過濟南，因為他的弟弟在丁寶楨幕府中，所以有半個月的勾留，當時就聽丁寶楨親口說過，接到京中的信，安德海有出京之說，倘或經過山東，一定饒不了他。薛福成曾把這話告訴過他。
「雖在意中，還是難能可貴。相形之下，我應該慚愧。」
曾國藩已引咎自責，幕友們就不便再談這件事了。接著再唸別的公文，然後又唸各處的來信。第一件是李鴻章從夔州寄來的，有人參了四川總督吳棠一本，說他貪黷，鑿鑿有據。恭王礙於慈禧太后的關係，不能認真，但又不能不辦，幾經斟酌，奏請派湖廣總督李鴻章就近查辦，因為李鴻章最會做官，一定瞭解其中的奧妙，會替吳棠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而且湖北靠四川以鹽課接濟，每年有上百萬銀子之多，以「公誼」來說，李鴻章亦不能不替吳棠遮蓋。
由於往返需要四、五個月，所以李鴻章是奉旨「帶印出省」的，舟車所到之處，就是湖廣總督的行署，照樣有全班幕僚替他辦理文牘。這封寫給曾國藩的信，除了問候以外，便是替吳棠解釋。唸完一段，曾國藩擺一擺手，示意暫停，他要把李鴻章的話，先辨一辨意味。
在平常，這些信是不容易為幕友看到的，李鴻章的言外之意，也只有他一個人在心裡體會。現在既已公開，不妨進一步談一談，於是他喊著薛福成的號問：「叔耘！少荃未到成都，似乎已經成竹在胸，照你看，他這些話，何必先告訴我？」
「這也是尊重師門的意思。而且——，」薛福成苦笑道，「少公的處事，爵相深知，何勞下問？」
曾國藩點點頭，心裡在想，李鴻章常常有話自己不肯說，善借他人之口，這封信的意思，是要自己先為吳棠辯白幾句，為他將來替吳棠開脫作伏筆。此事不急，擺著再說好了。
「請唸下去。」他說，「不知道他去看了春霆沒有？」
鮑超是夔州人，蓋了一座極大的宅子，家居養病，已有兩年，李鴻章自然沒有不跟他見一面的道理。「下面正就是談春霆，」薛福成看著信笑了，「春霆有復出之意，爵相，你猜春霆想幹甚麼？」
曾國藩沉吟了一會問道：「莫非想開府？」
「爵相真正是知人之明！」薛福成笑道：「霆帥想當雲貴總督，未免匪夷所思。」
這確是有些匪夷所思。歷來封疆任用漢人，在資格上雖不比部院大臣那麼嚴，通常都須兩榜進士，吏、禮兩部更非翰林出身不可，但督、撫下馬治民比上馬治軍的時候多，不通文理，無法勝任。現在的雲貴總督劉岳昭，是曾國藩的同鄉，以軍功起家，業績多在四川、雲南、貴州一帶，他能夠做到總督，雖多少是靠官運亨通，畢竟也還是秀才的底子。至於鮑超，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幾乎不識甚麼字，想當總督，未免太不自量。
只是曾國藩涵養功深，為人忠厚，而且鮑超是他的「愛將」，所以不肯露一點誹笑的神色，「這也無非是想以遣功自見。」他說，「其志可嘉！」
可嘉之外，就是可笑可憐了！薛福成知道曾國藩不喜歡聽刻薄話，便笑笑不言，繼續往下唸李鴻章的信。
信中談到四川酉陽州的教案，朝命李鴻章就近查辦，已有和平了結的希望，他特為告訴曾國藩，也就是期望「老師」對他支持。曾國藩以大學士兼領直督，國家重臣，且又近在京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諮詢他的意見，如果問到酉陽州的教案，有了李鴻章所提的辦法，他就易於作答了。
聽完信，曾國藩不勝感慨地說：「洋務不難辦，難在辦教案，教案亦不難辦，難在自己人的意見太多。」
這已是含蓄的話，「意見太多」四個字，實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國之外，還有外洋的道學先生，是真道學也還罷了，還有徐桐那班聽見「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學。薛福成和他在曾國藩幕府中的同事，通達的居多，這時便因為曾國藩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長的議論。
教案之起，由來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極一時，這是因為聖祖的祖母孝莊太后，就篤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個德國人，華名叫做湯若望，明朝天啟年間到中國來傳教，由徐光啟的舉薦，入翰林院供職。崇禎二年五月初一日蝕，用「大統曆」、「回回曆」推算時刻，統通不準，只有徐光啟用西法推算，有如預見，於是特開「曆局」修新曆，由湯若望參與工作。他又會修「火器」，所以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師，輔臣李廷泰督師剿賊，特地把湯若望帶入軍中管槍炮。
入清以後，湯若望一面傳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專門掌管天文曆法的欽天監監正。孝莊太后和世祖母子對他極其信任，聖祖能正儲位，就因為湯若望一句話，說他已經出過天花，可保無虞。順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駕崩，越顯得湯若望有先見之明。因此，聖祖對他亦異常尊信，修明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親倡行。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國大行其道的緣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對了！閩浙總督滿保首先於雍正元年上疏，說「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聞見漸淆，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員外，餘俱安置澳門。天主堂改為公廨。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
世宗准了滿保的奏請，給了半年的限期來遷移，同時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這還都是因為聖祖崩逝未久，他仰體親心，格外寬厚之處。到了雍正三年，更嚴禁入「西洋教」，這個禁令，過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發生的鴉片戰爭，先勝後敗，結果訂了賠款割地的《江寧條約》，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這「五口通商事務」由兩江總督兼理，兼授的官銜，稱為「南洋通商大臣」。
英國人一心想通商，法國人注重在傳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黃埔的一條法國兵船上，簽訂了三十五條的《中法商約》。接著，法國公使克勒尼，向兩廣總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據情轉奏，禮部議定，准在五個通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但「不許奸誘婦女，誑騙病人眼睛」，洋教士為人治病，有時會動刀，所以民間有洋人挖眼睛的傳說，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別申明約束。
自此以後，信教的人漸漸又多了，此輩被稱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從士大夫到老百姓，無不深惡痛絕。「忘本」就是亂臣賊子，人人可得而誅，同時教民中亦難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勢力，欺壓鄉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則群毆，大則殺教士、燒教堂的「教案」，層出不窮，沒有一個地方官聽見「教案」二字不頭痛。
到了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內犯京師，文宗倉皇逃難到熱河，訂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訂的中法條約，准許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國教士得在各省租買田地，起造教堂。這一來，「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楊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釁，同時中法條約中又規定地方官「濫行查拿」教民，須加處分，因此，遇到「教案」，總是教民佔上風。民教相仇，積漸成了難解難分之勢。眼前就有貴州遵義和四川酉陽州兩起，遷延日久，使得法國公使羅淑亞無可忍耐，竟自稱「外臣」上奏，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居然亦為他代遞「外臣」的奏摺。兩國的交涉，變成內部的糾紛，好像部院之間，各有主張，唯待軍機議奏，皇帝裁決。為此，把文祥氣出一場病來，亦為此，加派沈桂芬在「總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鬧。
曾國藩的幕友，議論教案到此，無不浩歎。由董恂又談到崇厚——他是咸豐十年新開的北方三個通商口岸：天津、牛莊、登州的「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務好手，但他辦洋務，只是一味媚軟，縱容得洋人氣焰甚高。大家都認為這不是好現象，總有一天因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變故來。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開，誤會益深，這才是隱憂。」
曾國藩接著便舉了個例，從他到任以來，好幾次有人攔輿告狀，說有小孩走失，是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藥」，請求伸冤。
「這是野番兇惡之族都不忍為的事，西洋文明各國，如何會有此殘忍的行為？以理而論，決無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說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帶，不斷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實，曾國藩接到狀子，除了嚴飭地方官查拿「拐子」以外，不能再有甚麼處置。雖然有好些狀子中，指控天津東門外，運河西岸的「慈仁堂」，收養孤兒、棄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