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化輸入吐蕃的歷史背景
贊曰：西戎之地，吐蕃是強。蠶食鄰國，鷹揚漢疆。乍服乍叛，或弛或張。禮義雖攝，其心豺狼。《舊唐書》＜吐蕃傳下＞
短暫的和平
文成公主入藏，唐蕃的外交關係正式開始，也揭開了漢藏文化交流的序幕。但是，唐蕃舅甥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始終和諧的。文成公主的入藏和親，雖是建立唐蕃之間的姻親關係，松贊干布並以軍援表示了他的善意回應。然而，這種和平是短暫的，從貞觀十二年到永徽元年，只維持了十一年。在唐太宗與松贊干布相繼去世後，隨後的二百年間，唐蕃關係是複雜的，時而爭戰、時而會盟。而在爭戰與會盟熱鬧登場的同時，雙方使節陸續往來；尤其是吐蕃使節，不憚長途跋涉，來往十分頻繁。
使唐人深感頭痛的，吐蕃人並不遵守外交規則。在白熱化的爭戰中，忽而提出和盟；在會盟進行中，忽而襲人不備；然而，又不斷派遣使臣來朝，或獻金寶，或請和親。—史家認為：吐蕃人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擴大領地，軟硬兼施。一方面攻城掠地，一方面遣使議和，欲圖使唐廷承認他們所侵佔的土地。
吐蕃使臣仲琮
咸亨三年，吐蕃遣使仲琮來朝，唐高宗質詢仲琮，吐蕃為何出爾反爾，背信忘義？仲琮竟給他一個妙答，曰：「臣受命貢獻而已，攻戰之事，非臣所得預聞也。」而唐高宗竟「厚賜而遣之」。這個吐蕃人仲琮，這回已經是第二次來唐。在貞觀十四年，吐蕃派酋豪子弟來唐，申請入國學，以習詩書。當時，仲琮第一次來唐，進入長安太學讀書，頗曉漢文；唐皇曾召入宮賜宴，優禮有加。
照理說，兩國交兵，對方僑民的處境總是不利的。唐皇厚賜仲琮的舉動，令人難以索解。若說，唐皇以一貫上國的風度，不與小臣計較，不加處置也就罷了，反卻「厚賜而遣之」，有違常理。難道是皇帝特別青睞仲琮，十分欣賞仲琮的應對進退合度，故予以褒賞。或者只是無奈之餘，認為與小臣計較無益，故示大國風範。抑或是，唐皇太過迂直，信了仲琮的話？實際的況狀是，唐廷對吐蕃使臣優禮有加，又不瞭解吐蕃的民族性，自視甚高又自以為是，對吐蕃疏於防範。
會盟與戰爭並行
以上也可說是唐蕃關係的一個縮影，唐人迂直又輕敵，被吐蕃人玩弄於股掌之間。高宗以降，唐蕃或戰或和，幾乎完全取決於吐蕃，吐蕃處於進攻的主動態勢，唐朝處於防守的被動地位。代宗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年），吐蕃兵臨唐都長安，入城擄掠十五日後，揚長而去。觀《唐書》＜吐蕃傳＞中，對吐蕃之評議，其重點雖在於吐蕃之「背惠食言，不顧禮義」，但相當程度反映了史實。從中確可看出，唐廷對吐蕃長期侵擾，處於被動弱勢卻無力反擊的無力感。贊曰：「西戎之地，吐蕃是強，蠶食鄰國，鷹揚漢疆。乍服乍叛，或弛或張。」一語道盡了唐廷對吐蕃侵擾，感到難以應付的無奈與疲態。
在不斷的爭戰、和盟中，雙方各自經歷了本身由盛轉衰的演變過程。在長慶元年的「唐蕃會盟」之後，都已無力爭鬥了。九世紀中葉，吐蕃王朝瓦解。九世紀末，大唐帝國也未能免於覆滅的命運。
使節往來形成唐蕃古道
然而，唐朝畢竟是一個文治武功並盛的朝代，其國勢民力，均非吐蕃所能比並。唐廷雖是困於吐蕃的反覆無常，仍欲維持一個泱泱大國的風範。對於吐蕃這樣的「敵國」，也不能失了禮數，封贈賞賜並未短少。這些是透過往來使節而進行的，使節們往來的通路，形成了唐蕃古道。
當時，唐蕃古道是說不上暢通的，從長安到拉薩，山高水阻，走上一趟，少則逾一年，多則越兩年。文成公主一行人，就走了兩年多。其間辛勞艱苦，不言可喻。這樣一條行來備極艱辛的道路，人人視為畏途，可想而知。對安土重遷的漢人而言，如果不是有著特殊而急切的需求，或是追求理想的熱忱，是不會輕易踏上旅途的。對習於遊牧、機動性強的藏人而言，這樣的旅程，可能談不上艱辛；又何況是旅行到物阜民豐之處，若不短少盤纏，何樂而不為？
「蕃使」次數是「唐使」次數的兩倍
根據漢文史料所載唐蕃使臣往返資料，統計得出：自唐太宗貞觀八年（西元六三四年）唐蕃正式接觸起，迄唐武宗會昌六年（西元八百六十四年）吐蕃王朝瓦解為止，共二百一十三年。其間雙方使臣來往共一百九十一次，其中唐使入蕃計六十六次，蕃使入唐計一百二十五次。吐蕃一年中遣使二次者凡十四年次，一年中遣使三次者凡六年次，一年遣使四次者凡四年次。唐朝一年中遣使二次者凡八年次。來往使節團人數多者五十餘人至百餘人，少者也有十餘人。有些使臣長期居留對方，有的長達十餘年乃至數十年之久。就其任務而言，有朝賀、進貢、行聘、報喪、弔祭、求匠求書、送僧、請市等等，而其最主要的任務乃是和親與會盟。
除了和親之外，會盟是唐蕃政治交往的主要形式，較為重要者且具有影響力的，就有八次。可說是雙方交往關係的主要關鍵。會盟的內容，也為雙方的外交史留下了見證的記錄。會盟的內容重點，其實都很類似，除了雙方重申和好息兵之外，主要是議界、畫界。在議界、畫界方面，往往是吐蕃咄咄逼人，唐廷常常被迫一退再退。因此，吐蕃實在是唐朝最大的邊患。
比較雙方遣使的次數，唐使只有六十六次，蕃使多達一百二十五次，約為唐使的二倍。由此可見，吐蕃之勤於出使唐朝。加上唐蕃關係的主從態勢，吐蕃處於主動出擊，唐朝處於被動應付。不難看出，吐蕃對中土物質文明的急切需求。隨著中土物質文明的輸入，附著其上、屬於中土傳統文化的林林總總，也陸陸續續進入了西藏。中土文化輸入吐蕃，到底有多少？這可是一個不易釐清的問題。〕
首先來檢視漢文史料記錄。
漢文史料對唐朝文化輸入吐蕃的記錄
吐蕃子弟來唐留學
《冊府元龜》記載：吐蕃遣使來迎公主之時，兼學漢語。而在文成公主入藏不久，吐蕃隨即派遣子弟到唐朝留學。《唐書》記載：「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國學就是唐朝的國子監，是唐朝的最高學府，設於長安。當時，學者雲集京師，盛況一時，升講筳者至八千餘人。在當時各外族之間，頗有名氣，可說是譽滿海內外，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外族，均有子弟請入國子監就讀。
進入唐朝國學就讀的吐蕃人，十分勤學，唐朝臣工對他們深為讚賞，認為「吐蕃之性，慓悍果決，敏情持銳，善學不回。」吐蕃人學有所成者，不在少數。譬如，前面提到的仲琮，頗為精通漢文，與皇帝從容應對，連唐人也自嘆不如。還有，唐朝之時，四夷大多派遣子弟入侍，蔚為風潮。一度掌握吐蕃兵權的大相論欽陵，也曾經趁著這個風潮，來到長安充當「侍子（其實就是質子）」，「遂得遍觀中國兵威禮樂，其後竟為邊害。」這些來長安學習的吐蕃人，與其他四夷的留學生們，均是脫下氈裘改穿漢裝，皆通漢語，知曉中土法規，眼見衣冠之儀制，目擊朝廷典章，尤其勤學經國之術與兵法。因此，在萬歲通天二年（西元六九六年），唐臣薛登奏上＜請止四夷入侍書＞，以減少邊害。
詩書典籍傳入吐蕃
《舊唐書》記載了，松贊干布時，吐蕃主動吸收唐朝文化的另一種方式，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在迎娶文成公主之後，除了派遣酋豪子弟申請進入國學來唐留學之外，「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也就是邀請中土文人入藏辦理文書典籍等事宜。其後，在金城公主入藏之後，向唐朝請求詩書典籍多種。—開元十八年（西元七三一年），「吐蕃使奏雲，公主請毛詩、禮記、春秋、左傳、文選各一部，制令秘書省寫與之。」當時，唐臣於休烈上書唐玄宗說：「若予吐蕃諸書，使知用兵權略，更生詐變，非中國利。」玄宗交中書門下會商後，裴光庭奏稱：「若予吐蕃詩書，可使其漸受文化薰陶；休烈但知書中有權略變詐之語，而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結果是「允其所請」。唐朝乃至於中土一切王朝，教化異族的胸襟，足令後人感佩。而以大家長自居的心態，對外族常不設防，其心智常被自尊自大所矇蔽，也頗令後人感嘆。
二十世紀出土的敦煌古西藏文獻，其中赫然出現《尚書》、《禮記》、《春秋》、《戰國策》、《孔子項託相問書》等古藏文譯本，譯文正確流利。不但證實了中土詩書典籍確曾大量輸入吐蕃，也指出吐蕃許多文人的漢文造詣之深。流利的藏文譯本，使中土的詩書典籍，對吐蕃文明以及後世的西藏文化，投入變遷的因素，形成巨大的影響。
漢文佛經與漢僧在吐蕃
除了詩書典籍的翻譯，漢文佛經的藏文譯著對吐蕃時期的宗教之影響，不容忽視。此外，《唐會要》及《冊府元龜》均記載：「吐蕃曾遣使求沙門之善講者，德宗建中二年（西元七八一年），唐朝遣良秀、文素二僧入蕃，並且每年更換。」這一記載印證了藏文典籍《蓮花生傳》所記的「漢僧數人入蕃譯經」一事。從藏文《大藏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