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後，美國黑人當中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適應的水準最高的成員，當屬那些戰前就是「自由的有色人」。直到二十世紀，他們（及其後代）為黑色人種提供了為數頗多的領袖人物。但布克．T．華盛頓是個顯著的例外。正如其他內部存在文化差別的種族一樣，黑人領袖人物和他們所代表的黑人民眾之間的關係，顯然也一直是愛憎兼具的。在那些文化差別最大的地方如在新奧爾良闊綽的屬克里奧耳（Creole）血統的「自由的有色人」和剛剛獲得自由的黑人之間愛憎兼具的情緒也最強烈。一八六○年在新奧爾良市「自由的有色人」的男性有近八十五％是工匠、專業人員或企業主。「新奧爾良市戰前的」有色的自由人「家庭約有三分之一擁有奴隸，」戰時這些克里奧耳人有三千名參加了邦聯軍隊。內戰剛結束時，這些人煞費苦心將自己與新近獲得自由的黑人區分開來，不願與之混同。他們抗拒「把我們降格到野蠻退化的奴隸行列」的做法，並譴責那些「將剛獲自由的黑人與我們這些才智發達的民眾混為一談」的人士。不過，既然在法律和社會上被降到了比白人低一等的地位，反倒給了這些克里奧耳人以爭取政治平等的刺激力量但目標集中在對他們生存至關緊要的那些方面，而不管這些方面是否對其他黑人民眾也是最迫切的。例如，克裏奧爾人就曾反對創辦「南方大學」，為黑人提供急不可待的教育，理由是這所大學代表了一種種族分離的原則，而他們這些混血的精英分子對此最為反感。這種意識形態上的目標和講究實際的目標二者之間的衝突，後來就成了黑人領袖之間進行無休止內部鬥爭的根源，典型地表現在W．E．B．杜波伊斯和布克．T．華盛頓二人之間。從社會上來看，克里奧耳人直到二十世紀都一直與其他黑人保持著涇渭分明的界限。傑出的爵士鋼琴家傑利．羅爾．莫頓就因與普通的黑人混在一起而被他的克里奧耳裔祖母攆出家門，正式斷絕了祖孫關係。
新奧爾良的情況是一種普遍存在趨勢的極端例子。一八○三年的路易斯安那購買使新奧爾良成了美國領土的一部分，該市此前在歷史上原屬於拉美式奴隸社會。這一點恰可解釋為什麼那兒會有著盎格魯撒克遜人統治的奴隸社會裏聞所未聞的許多非同尋常的社會模式（包括黑人擁有奴隸這種現象）。存在子美國比較一般的狀況是，黑人分為普通大眾和膚色較淺的精英分子這兩部分，而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起領導作用的人物多來自後者。黑人大眾的民俗文化聖歌、爵士音樂和方言等遭到仰慕美國白人文化中那些更具貴族品味成分的黑人精英分子的貶斥。黑人內部的膚色差別構成了社會鴻溝，築起這道鴻溝的不是別人，其中有不少正是那些當初領導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起來剷除由白人構築起的鴻溝的人士。這明顯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現象。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將此視為黑人精英企圖藉此打進以往單純因膚色關係而被拒絕加入的美國整體精英階層，那又是合乎邏輯的。但黑人精英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在道義上和政治上講得通，立論必須符合民主的原理，符合他們作為整個黑人種族代表的身份。
第一位獲得舉國承認的黑人領袖人物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是個逃跑掉的奴隸，早在內戰許多年之前就是個自由人了，他善於把後來使得黑人領導層分裂的對立因素結合在一起。在戰前戰後，他都是個不知疲倦的著作家、演說家和政治領袖。道格拉斯器宇軒昂，言詞犀利，其奮鬥目標既有現實性，又有原則性，為廢除奴隸制度而戰，為全面的人權而戰，為促成黑人的自助精神而戰。在南方重建時代，道格拉斯長期為之奮鬥的平等和進步幾乎很有可能成為現實，但是一八七七年的妥協法案、凌辱歧視和私刑拷打等趨勢的抬頭，致使美國的黑人到一八九五年二月道格拉斯去世時，再次陷入歷史上最低落的暗淡時期之一。
就在道格拉斯去世的那年，突然又湧現出一位新的黑人領袖，他就是布克．T．華盛頓。華盛頓生下來就是個奴隸，但《解放黑奴宣言》使這個孩子成了自由人。他受盡艱辛終於獲得了教育，並在後來成為一名教員。一八八一年，他主持在阿拉巴馬州新創辦的塔斯克基學院。一八九五年九月，他在亞特蘭大世界博覽上發表了一篇講演，獲得舉國一致的讚揚，並開始了黑人領袖的生涯。華盛頓敦促南方黑人在南方開闢自己的道路「就地把你們的水桶扔下」並呼籲南方較為開明的白人在實際而共同關心的問題上與黑人攜手合作，不管這兩大種族在社會上是如何界限分明。他說：「在一切社會性事務上，我們能像五個手指那樣各自分離，而在一切對於雙方共同進步有關鍵意義的事情上，我們也能像一雙手那樣」。他的這個講演受到黑人和白人同樣的歡迎。因他的亞特蘭大講演而向他發來賀信的人當中，就有後來成了他的對手的W．E．B．杜波伊斯。
在這樣的一個到處充滿對黑人的歧視，白人非法恐怖活動猖獗及非法謀害黑人盛行的時期，布克．T．華盛頓宣導的並不是一套新的目標，而只是給現有的目標按輕重緩急重新安排了優先次序。在他看來，全國多數黑人精英分子一心從事的政治鬥爭，對於最南部幾個州裏那些被剝奪了公民權因而處境險惡的黑人大眾來說，完全是徒勞無益的。他認為，燃眉之急是滿足「我們黑人的實際需要並改善我們黑人的狀態」，辦法就是獲得基本的技能和訓練不僅提高職業技能，而且還要「學會洗澡，怎樣愛護自己的牙齒和衣服」。塔斯克基學院看重開導學生關心那些最基本最實用的東西：工作習慣、衛生、品行等。該校的宗旨，正如一位教員所言，是「促成多數人的進步，而非提高少數人的特殊文化」。這也是華盛頓總的社會和政治哲學的要義。他宣稱，「單靠政府活動」並不能拯救黑人於倒懸，因為在投票箱的背後，黑人必須有財產、勤奮、技能、節儉、才智和品行等等。
華盛頓從一開始就表明了他的願望：「法律所賦予的一切特權，我們都應享受」，應當實現自由的「普選」『。法律在實施時，「對黑白兩大種族應絕對一視同仁」』。但在公開場合，他極少就此發表長篇大論。而在私下，他曾支持並資助聯邦法院向歧視黑人的法律提出挑戰，並在幕後竭力設法對關係到黑人的政治決策施加正面影響。但是華盛頓的公開言論和教育活動，其著眼點乃在促進黑人民眾的經濟進步和品德養成。儘管為這個目標耗盡了畢生的心思才力，他並不認為這就是黑人為之奮鬥的終極目標，而只認為這是個「為造就成功的黑人律師、國會議員和音樂教員鋪平道路」的必要歷史階段。
華盛頓的思路基本上是從黑人的實際情況出發的，而W．E．B，杜波伊斯則在二十世紀初年以他所謂的美國「有才華的十分之一的代言人而嶄露頭角。杜波伊斯是自由混血人，獲得博士學位。杜波伊斯在教育上強調文科，而不像華盛頓那樣看重職業教育；他在政治上則強調保持不懈的壓力，以儘早爭取到全面的人權。他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創始人之其實他們兩人的分歧只在側重點上，而不在原則上。兩人都認識到，廣大黑人民眾僅是脫離了奴隸制苦海的第二代人，需要取得技能和訓練，以便在美國複雜的現代經濟環境中走上成功之路。兩人也都認識到，黑色人種當中的那一小部分已有準備並有能力獲得更高水準教育的人，實有必要接受這樣的教育。二人的追隨者積怨甚深，後來終於鬧得不可開交，這不是他們在側重點上細微差別所能解釋清楚的，問題恐怕還是他們在人格上和社會上的差別。黑人精英視布克．T．華盛頓為下層黑人田間奴隸勞工後代的一個代言人。杜波伊斯創立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至少在其開初階段乃是黑人精英分子的專有組織，某些下層黑人曾稱它為」全國若干人士協進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rtain People）。
儘管黑人領袖之間存在著內訌，但雙方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績。雙方面前也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大遷徒
早在內戰之前很久，南方農業地區的黑人就開始向城市和北方遷徒了。戰前那些「自由的有色人」，到一八六○年就已在城市化方面超過了白色人種，其人口流動的大體方向是朝著東北部地區，而奴隸的移動方向則朝著西南部地區。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至少有九十％的黑人生活在美國南部，然而，「自由的有色人」的分佈在戰前就已經是南北各半，而且就是在南方內部的「自由的有色人」也多數集中在諸如皮德蒙特這樣較為開明的地區。
黑人向城市和北方流動的趨勢，在內戰之後的時期仍在繼續，雖然在規模上相對小了一些。南方許多城市的黑人人口，在一八五○—一八九○年間有所增加，但黑人在內戰剛告結束的時期，離開南方的並不很多。後來就開始了大規模的人口外流。
一八九○年代黑人遷徒到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的數量，超過了一八八○年代的兩倍。遷離南方的人數其後一直保持在一八九○年的水準上，並持續到二十世紀的頭十年。一九一○年代翻了一番，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