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國人的歷史，是一個悲喜交集的故事。移居美國的眾多種族中，很少有像日本人那樣堅定而執著地爭取充當模範公民。日本人遭受的冷眼和遇到的隔閡也堪稱最甚，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投進了拘留營。可是，日本人比其他種族更出色地戰勝了所有的困難，在經濟、社會及政治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日裔美國人的歷史，大體上受到美國人對華人的那一切態度、偏見及歧視的影響，華人到達美國要比日本人早三十年左右。這兩個種族在一般人印象中被籠統地視為東方人或者黃禍，儘管在事實上他們一直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種族群體。
日美關係也影響了日裔美國人的歷史。但是，說到底，日裔美國人那非凡的歷史取決於那些飄洋過海的日本人身上所具有的非凡氣質。
日本
日本向美國移民始於十九世紀後期，當時日本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德川家庭的軍閥統治於一八六八年被推翻，取而代之的不僅是一批新的政治領袖，而且還有一整套新式的價值觀念和民族雄心。一八六八年發生的明治維新，標誌著現代日本的開端。日本人把一個千百年封建閉塞之邦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的國家，加入了國際上的商業、文化交流和戰爭。
日本長期以來曾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之一。第一部《大英百科全書》於十八世紀問世時，西方所知道的日本只佔了一句話的篇幅，即僅僅標明其所處的經緯度而已。
直至十九世紀中葉，也只有長崎這一港市才被允許與外界保持十分有限的接觸。日本的孤立狀態於一八五四年被強行結束。當時，佩利將軍率領一支美軍海軍進駐東京灣，誘使日本政府簽訂一項條約，該條約賦予美國人有更為廣泛進入日本的自由。此舉不僅使日本有機會接觸西方的思想和技術，而且也揭示了一個痛苦的事實，即日本當時比西方落後到何等程度，其閉關自守的代價又何等之大。
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為日本此後一百年的政治發展確立了議事日程：趕上並超過西方。日本對西方的感情很複雜，既憎惡其傲慢，又欣賞其賴以稱雄的成就。明治時代的日本是一個對西方完全著了迷的國家。正是那個時代的日本移民到了美國。也正是那個時代的日本文化和價值觀，在日裔美國人社區中佔據著主導地位，直到日本本國發生重大變化之後很久，此種情況仍然故我。在別的時代移居其他國家的日本人帶著的文化與此大不相同。
正如一位二十世紀的日本作家所說：如果你想看大正時代的日本（一九一二—一九二六），請去巴西；如果想見識明治時代的日本（一八六八—一九一二），請去美國。
日本對西方的態度
明治時代的日本，從一八七六年開始在中學裡開設英語課，並允許建立基督教教堂和學校；日本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對美國及美國生活方式公開表示強烈的好感。美國被描述為人間天堂，並因為它結束了日本的閉關狀態而被視為恩人，美國的自由被讚美成既令人羨慕又值得仿效的東西。政府發行的教科書把佛蘭克林和林肯樹為典範，教日本孩子向他們學習，其程度遠遠勝過對日本自己民族英雄的崇拜。
也許從來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明治時代的日本人那樣，給自己灌輸了如此之多的美國生活方式。明治時代遷居美國的那批日本人的子孫後代，則一直把贏得美國人的接受和尊敬作為奮鬥的主要目標。
日本人在明治維新時對西方的洞悉，一方面使日本人感到自慚形穢，另一方面也引發出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時常被日本人自己看成是一種心理上的護衛性超量補償。明治維新時，在日本出版物上，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常常是兩大並行主題。例如，一八八○年代，一位日本作家直率地斷言，日本人沒有能力；另一位作家寫道：日本國民的理解力遲鈍，體格弱小。而極端民族主義、傳統主義以及軍國主義，則是與此針鋒相對的三種情緒反應。把天皇奉為大和民族的神聖領袖，是明治後期的產物，當時對天皇的崇拜尚未達到後來那種盛行的程度。
當對天皇的崇拜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時，美國的日本移民已是成人了，他們對崇拜天皇以及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其他方面，均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以致於許多美籍日本人的著作在日本被禁。
日本人對一八九五年打敗中國、一九○五年打敗俄國的激動情緒，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他們的內在的矛盾心理。日俄戰爭是一場一個亞洲國家首次戰勝一個西方國家的戰爭。由於日本戰勝了古老而又偉大的中國，一篇日本報紙社論這樣寫道：
膽怯的日本人現在堅信，他們並不比其他民族低劣。
在這之前，日本看待西方的文明國家，就如身無分文的窮小子看待腰纏萬貫的大富翁一樣，也就是說，表面上他們講大話，說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但是在內心深處，他們害怕西方的能力、強權和知識，並聽天由命地認為他們不可能與西方抗衡。
時至一八九九年，日本信心十足地收回了當初讓給西方國家的治外法權，並在二十世紀初做好了向沙皇俄國挑戰的準備。
經濟狀況
就國內而言，日本在明治維新時的難題是，既要維持傳統式的控制，又需廢除封建主義，有選擇地採納西方觀念，包括資本主義和現代技術。這一過程勢必牽涉到社會動盪和政治緊張。關於財產和契約的現代概念，給了農民以行動和擇業的自由，但也使地主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可以隨時把佃農從土地上趕跑。舊的武士階層被贖金打發掉了，隨之在經濟和社會上日趨沒落，那些為武士服務的商人和手藝人也跟著走了下坡路。新興的出口市場給一些工業帶來興旺，如絲綢和產茶。
但是，進口方面的競爭卻迫使另一些工業日益蕭條，如棉布生產。占人口八十％的農民，繼續處在德川幕府的苛稅重壓之下，他們也繼續像在德川幕府時代那樣屢屢起來造反。
人口及遷徙
在經歷這些經濟和政治變革的同時，日本人口迅猛增長。在四分之一世紀稍長的時間內，日本人口增長了三十％，一九○○年時達到四千四百萬。這一方面是由於死亡率下降，因為衛生條件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是由於出生率上升。新增加的人口從農村流入城市。農業人口大體保持未變，而城市人口卻急劇膨脹。中產階級的平均生活水準上升了，但失業率和家庭自殺比例上升的局面表明，許多人受到當時社會動盪的衝擊是很嚴重的。
在明治當政時的日本，人們不能再像在封建時代那樣簡單地遵循現成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他們不得不尋找工作，以圖在世界上找個立足之地。許多人去海外尋找機會，因為海外的生活水準比日本高出許多。當時美國工人的工資為日本工人的五—十倍。雖然日本人歷來是不肯離鄉背井的，但明治時期新的經濟狀況卻使得國內的遷居現象到處可見，有些人進入城市，有些人成了在全國漂泊不定的流動工人。鄉土觀念與流動工作方式之間的衝突，使外出謀生的人最後還是重歸故里。
許多為了尋找經濟出路而遠離家門，在國內奔波或闖蕩到國外，但最終還是葉落歸根，回到鄉里和家人及鄰居住在一起，與祖先葬在一起。離開家鄉，奔赴一個陌生的國土不被看成是移居，而被看成是一種旅居，就像義大利人和中國人那樣。
可是，雖然許多日本人實現了回鄉的宿願，另有許多人卻沒有這樣做，這也和義大利人和中國人差不多。
作出移居的決定，哪怕是暫時性的，並不是一個隨機的個人決定。目的地並不是自己選好的。在日本，正如在許多別的國家那樣，首批移民的特定目的地及經歷大大影響了後來人的移居模式。這種現象甚至在戰後日本還存在。例如，來自戰後日本三步村赴加拿大的移民，有九十％在該國的一個特定地區定居下來。移居美國的沖繩人有九十％以上去了夏威夷，只有八％的人到了美國本土。
早些時候，從同一地方來的沖繩人，一半以上去了菲律賓。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移民的最初時期及在二十世紀，日本向美國輸送移民最多的專區之一乃是廣島。
建立在家庭、朋友或當地熟人基礎之上的人際關係，是形成這種移民模式的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商業性勞務組織發覺，集中在一地招工運往海外更為划算。
日本向海外移民始於明治維新的頭一年，即一八六八年。是年有一百四十八名合同工從日本駛往夏威夷。夏威夷和日本人之間的相互不滿，導致日本政府出面干涉，當即遣送一批人回國，並在其後許多年內規定不準其他日本人去夏威夷。日本對海外的日僑十分關心，國家有能力和威望為其撐腰，這使日本有別於當時的中國。中國當時太弱，自身也難免不被瓜分，根本談不上替海外華僑講話。總的來說，日本政府保護其海外僑民工作條件的有效性，不容誇大。然而，這種保護確實是存在的，是所在國政府不可不認真對待的。
一八八五年日本嚴峻的經濟狀況，迫使日本政府重新考慮其對向夏威夷移民的禁令。次年，夏威夷和日本之間達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