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人是美國城市裏第一批重要的少數種族。他們抵美後的早期歷史，大體上奠定了後來者在城市經濟和社會中營生的標準方式。當愛爾蘭人在一八二○年代到達時，特別是在一八四○年代和一八五○年代大批移居美國時，他們是從城市行業階梯的最低層幹起的，男的幹體力活，女的去當傭人。他們擠在品質最差的住房裏比今天貧民窟的住房要糟糕得多，在那種生活條件下，疾病易於傳染，火災易於蔓延，並滋生諸如暴力、酗酒和犯罪等社會問題。地方公眾對愛爾蘭人的反映也不妙，只要愛爾蘭人搬到哪個街區，那裏的原有居民就會全部遷走。他們通通被認為是酒鬼，動輒吵架，是無能之輩；在就業上他們也到處吃閉門羹，形象地體現在這樣一種招貼上：本店概不僱用愛爾蘭人。愛爾蘭人好不容易找到的都是別人認為是太吃力、太卑微、太骯髒，或太危險的工作。他們生活的艱辛情況，可以用十九世紀有人說過的這樣一句話來概括：你難得見到一個頭髮灰白的愛爾蘭人。他們的平均壽命是四十歲。
經過幾代人的痛苦歷程，愛爾蘭人才慢慢地趕上來。他們首先在政治上旗開得勝，有些人在十九世紀中葉當選為有勢力的官員，並在其後的幾十年當中進一步掌握了波士頓、紐約和其他大城市的政治機器。此種成功給少數人帶來了福氣和聲望，然而對大多數美籍愛爾蘭人的經濟狀況並未立即產生什麼了不起的影響。直到一九八○年代，多數男子仍在幹體力活，女的則替人家做家務。
在愛爾蘭人當中，甚至是鼎鼎大名的甘迺迪家庭，當年發跡也是緩慢的。第一代甘迺迪於一八四八年由愛爾蘭抵美，直到去世，一直是個勞工。他的兒子有起色，家境轉好，以至能將第三代甘迺迪送去讀大學。這位就是約瑟夫．甘迺迪，成了大富翁，從而使得第四代的約翰．甘迺迪當上總統，並在後來變成美國政治上一位悲劇性的傳奇式人物。
對絕大多數美籍愛爾蘭人來說，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努力方才獲得成功，使他們在收入、從業、智商以及其他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方面，躋身於其他美國人之列。社會接受他們是緩慢的，而且這種接受一般是他們成功的結果，而不是成功的前提。對愛爾蘭人比較友善的形象取代了早先那些籠統而苛刻的看法。關於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說起來有一段很長而又複雜的故事，且讓我們從愛爾蘭島上那些農舍談起吧。
愛爾蘭
十九世紀初，一位法國旅行者周遊世界，到過美國和愛爾蘭，回去之後寫道：
我曾見過棲身於森林之中的印第安人，也見過帶著鎖鏈的黑人，當我琢磨他們可憐的處境時，我曾認為，我已經見到了人類悲慘遭遇的極端狀態了。然而，我當時並不知道愛爾蘭人的不幸處境。
這的確不是誇大其詞。比起愛爾蘭農民來，美國黑人的平均壽命要長，吃得要好。和愛爾蘭農民的棚屋相比，美國黑人住的木板房子，用料更結實，面積更大，通風也好，也更能防止別人干擾。這裡無需準確地說清楚究竟二者誰的日子過得更慘。但是，竟然被人拿來和黑奴相比，從這本身就足以窺見一八三○年代愛爾蘭農民貧困潦倒之一斑。
儘管愛爾蘭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他們是在自己的國土上過著被征服者的生活。英國統治者控制著他們的政治生活。定居在愛爾蘭的英國人已經沒收了大部分土地，並出租其中一部分給愛爾蘭的佃戶，從而掌握著愛爾蘭的農業經濟。這批英國地主不僅享有經濟上的利益，也擁有社會和政治權力。在十八世紀，他們的勢力是相當地大，以至可以隨意毆打愛爾蘭農民，後者則不敢還手自衛。他們甚至可以派人去叫一個農民的妻子或女兒來和他們過夜。研究這一段愛爾蘭早期歷史的學者，對於奴隸和亡國的愛爾蘭農民之間，除了法律名義之外，究竟有多大區別，已經提出了疑問。同樣的，這裡也無需對此弄個水落石出。能提出這種問題來爭論，本身就表明愛爾蘭人所受壓迫之慘烈了。
古代的愛爾蘭，曾經是個在技藝和學識上有過某些建樹的國家。在基督教誕生以前的時代，凱爾特文化是敵視知識的，雖然它也使用自己形式的拉丁字母來拼寫。愛爾蘭靠近羅馬帝國的疆界，多少世紀以來處在歐洲的週邊，因而政治上是孤立的，文化上也封閉的。內部的王朝鬥爭和外部入侵，多次毀壞了愛爾蘭社會，使它無法形成一個強大而統一的國家。在十五世紀初期，英國國王對愛爾蘭的有效控制，僅局限在東海岸都柏林周圍三十英里、二十英里寬的一塊狹長地帶。千百年來，愛爾蘭的歷史就是一部充滿偶發的流血起義和遭到血腥鎮壓的歷史。英國人曾一次屠殺過六百名犯人。蔑視加無情，就是英國人對他們的態度。提到愛爾蘭人就稱之為不過是個愛爾蘭人罷了，或謂粗魯的愛爾蘭人。甚至在偶爾稱讚一個愛爾蘭人的領袖時，也只是說就野蠻人而言，算個大人物。
在愛爾蘭歷史上，最觸目驚心的事件之一，乃是一六四一年的造反。先是有成千上萬的新教徒慘遭殺害，接著又有成千上萬的愛爾蘭天主教徒被克倫威爾屠戮。在這場持續了十多年的交戰中，有五十多萬人約占當時愛爾蘭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死於兵燹、饑荒和疾病。英國在戰勝愛爾蘭之後，頒布了所謂的懲罰性法律，剝奪了愛爾蘭人許多基本的權利。愛爾蘭天主教徒既無選舉權，也不準充當公職或擔任律師，還不准他們上大學或在大學任教。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子弟，從法律上來講，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天主教教堂不允許自由而公開地傳教，天主教徒也不準擁有像樣的田產，不能行使各項法律或政治權利。這些法律的宗旨，是明目張膽地要讓愛爾蘭人處於屈從和貧困的境地。用偉大的政治家艾德蒙得．伯克的話來說，此種對愛爾蘭的懲罰性法律是自古以來人類憑著邪念所能構制出的最巧妙而精良的機器，用以使百姓墮落，並進而敗壞人性本身。英國征服者能使愛爾蘭人貧困不堪，但要消滅他們的反抗，則又談何容易。
為了滿足本民族的宗教、教育和政治需要，各種各樣的愛爾蘭人秘密的和甚至的組織，紛紛發展起來。天主教神父們為向其教民佈道，經常轉入地下；學校秘密地開辦起來；為支持新教教堂而強行向天主教徒收什一稅的人，驅趕佃農的地主，或者與英國人勾結的本地愛爾蘭人，往往會受到愛爾蘭自發抵抗分子的襲擊。由於不得不為自己提供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機構設施，愛爾蘭人不但培養了高水準的組織本領，也鍛煉出本領規避他們認為是非法壓迫他們的政府機構。這兩種本領，後來證明對於愛爾蘭人在美國發展壯大其政治權力，是大有用處的。
壓迫性的懲罰法律在十八世紀末期有所放鬆，並最終於一八二九年被廢除。這主要歸功於丹尼爾．奧康內爾的政治天才，此公將天主教徒組織起來，使得英國除了廢除這些法律或打一場內戰之外，別無選擇。廢除懲罰法史稱天主教解放，甚至連美國對此也大加慶賀，費城的自由鐘都被擊裂了縫，可見這一事件歷史意義之重大。
愛爾蘭人並非簡單地因貧窮或缺乏教育而淪下下等階級的。他們的地位更多地帶有世襲的種姓制性質，也就是說，無論怎麼努力（甚或是成就）都不足以使他們在具有如此結構的社會裏上升到與他人平等的地位。說實在的，他們被認為是如此地不配上升到高層地位，以致法律和習俗相互配合，堵塞了他們任何升遷的門路。更何況，不管是故意還是人為，愛爾蘭的產權制度規定，佃農在土地上的任何額外收穫，都是屬於土地所有者的，這就摧毀了佃農的積極性。此種制度在道德和經濟上所帶來的影響，遠遠超過了這些法律實施的時間和地點。就像其他世世代代不管自身行為如何，所得或所失皆微不足道的種族群體一樣，愛爾蘭人不但由於這些法律而蒙受了眼前的損失，而且因積極性低落的社會環境而蒙受了更長遠的損失。當年在愛爾蘭（以及後來在美國），在同情者和批評者當中，在學術界和民眾當中，都異口同聲地說愛爾蘭人懶惰和無能。現在不是在這裡去責備誰，而是要認清一種因素，它日後將繼續影響到美國愛爾蘭移民的歷史。
還有一種愛爾蘭生活特點，它日後也將繼續影響他們移居美國之後的風氣，那就是他們會釀造世界上最佳的幾種威士忌酒，而且經濟狀態和社會氣氛也確實為他們提供了必須飲酒的充分理由。在十八世紀，當威士忌比麵包還要便宜時，酗酒現象普遍存在於愛爾蘭城鄉居民之中。當然，此前就已有人觀察到愛爾蘭存在著類似的豪飲之風，後來美籍愛爾蘭移民及其後代的海量亦不遜色。
從一八三○年代起，愛爾蘭人的普遍貧困狀態又不時被穀物歉收和災荒所加劇。同時，向海外移民的人數也普遍增加了，這使愛爾蘭因此而喪失的人口比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來得大。這種危機的高潮，發生在一八四○年代的大饑荒時期。國際性的馬鈴薯歉收，於一八四五年波及愛爾蘭，毀壞了當年及其後連續幾年的穀物。由於愛爾蘭四分之一的可耕地用於種植馬鈴薯，這場災荒對愛爾蘭尤其是對愛爾蘭的窮人的影響，是毀滅性的。有一百萬人死於饑餓或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