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的這條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員們誰還能說什麼呢？張國燾繼續寫道：
王明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使大家為之默然。從此，在中共宣傳上，陳獨秀就變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了。
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出冤案，就這樣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炮製出來了。我從有關史料中，查到了參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十一位與會者名單：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彭德懷、項英和此會議後不久即叛逃國民黨的張國燾。
表面上看，是狗仗人勢的小個子王明，仗著自己是共產國際的「欽差」，左右了會議的方向和與會其他人的良知。是啊，這個比陳獨秀更矮小的皖南同鄉忘了自己正是喝著《新青年》的奶長大的晚輩，同為陳氏的前輩陳獨秀在上海灘創建中共的時候，他陳紹禹（王明的本名）還不過是剛考上安徽一所農校的中專生呢！正是陳獨秀領導的大革命運動在武昌地區轟轟烈烈地展開以後，他才得以加入中共。
倘若這個毫無人性的政治狂人當初被史達林指派為中共一把手，誰能說陳獨秀的腦殼不會像日後的托洛茨基一樣在家裏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確表示過對陳獨秀人身安全的擔憂，他給人寫信時說過：「我毫不懷疑史達林派會在戰爭期間暗算他。」但有誰知陳獨秀最終被共產黨放棄，竟源自毛澤東的擔憂！王明的張牙舞爪只是表像，而毛澤東的疑慮才是實質——二十年後的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怒斥彭德懷的大會講話中，話題忽然拐了個彎，拐到了陳獨秀那兒：
他後來去世，那個責任在我，我沒有把他接來。那時我們提了三個條件，當時我們還不穩固，他不能接受。那時就那麼一點資本，那麼一點根據地，怕他那套一散佈，搞第四國際（即托洛茨基派的國際組織——筆者注）。
讀懂了毛澤東的這番話，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之後，成為一把手的毛澤東反倒在所有的公開場合對陳獨秀都更加不寬容！彼時，王明已領銜中共代表團去和國民黨談判去了，另一位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地位也隨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復設「總書記」，所以張聞天實際上不再是一把手，毛澤東以「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現在，人們總愛引用毛澤東在延安說過的那番有關陳獨秀的話，如「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創造了黨，有功勞」，「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一講他的功勞。」似乎毛早已為陳講過公道話。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講此話之前，毛澤東凡公開提到陳獨秀，都是措辭嚴厲的指責，如陳獨秀「跑到反革命那裏去了」，是「右傾機會主義」，「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燾是大不老實的人」，「反對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是完全應該的」。至新中國成立後，對斯人的評說更為苛刻了，除「毛選」注釋中保留了對陳的誣陷外，毛還數次在黨內大會和接見外賓時提及「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至林彪事發，毛將歷次黨內鬥爭梳理成十次，陳獨秀首當其衝，遂成為「頂風還臭八萬里」（「文革」「大批判」常用語）的頭號大壞蛋。
其實，毛澤東哪裡不知道陳獨秀是冤枉的？而且，他還明白「老先生」已成為王明一夥搞政治迫害的坑人陷阱！且看早在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秋毛澤東寫的一通筆記：
（王明）對於許多聰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區、蘇區、紅軍的主要負責人，則加以流氓式的武斷與威脅，把他們放在托洛茨基及陳獨秀取消派的範疇內，這真是所謂不識人間有羞恥事！
那一年秋天，真乃秋後算賬的時機——共產國際宣佈解散了，毛澤東可以無所顧忌地向王明進行清算了。他把上一年的筆記修改後拿給了兩位新當選的書記處書記劉少奇與任弼時看，以求得高層間的支持。劉與任都是陳獨秀任總書記時的中共重要幹部。在這之後，中共黨內開展了對黨內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書記」王明的凌厲批判。此時，陳獨秀過世已經半年，遠在江津九泉之下的他，是永遠不會知道毛潤之氏正在巧妙而又堅決地與「老子黨」在鬥法了。毛澤東對政治啟蒙老師的感情的確複雜而微妙。
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上記載的上面那通在黨的大會上的「最高指示」，難道沒有毛澤東對陳獨秀的惋惜之意嗎？主政中共之後的毛澤東，為何也跟著他所不屑的「莫斯科派」責難陳獨秀？他的這種態度的變化曾讓我大感困惑。起初總以為這是這位土生土長的中國黨的領袖為了討好史達林的權宜之計，後來我才想明白，這應該源自一個重說黨史的久遠謀劃——我從小就熟記並且還登臺表演過的「崢嶸歲月史」，即：毛主席親手創建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所以，一九五二年頭一回到安慶的毛澤東就沒到他當年的思想導師陳獨秀的墓上去看一看，儘管他的一句話讓陳的後人受到了綿綿賞賜。莫非政治家沒有柔腸？難道大人物不講私情？
否！就在這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心堅如鐵的毛澤東還曾極為罕見地在濟南「哭墳」，死者雖僅僅是個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有文章回憶道，那天，毛澤東讓山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專程陪自己去了南郊的四里山，他手撫黃祖炎烈士的石碑，不僅喃喃而語：「祖炎同志，我來看你了。」而且還「深鞠一躬」，甚至「淚水順著臉頰慢慢地流下」。誰能令主席如此動情？原來，死者曾在瑞金與延安時代兩度做過他的秘書。看來，一代雄主也有傷心時，只是淚向誰彈而已。
毛澤東儘管博學，卻也是在登上安慶的土地上之後才知道陳獨秀名字的來由，可見，陳獨秀不被人瞭解的地方實在太多！陳獨秀的譜名叫陳慶同，官名陳乾生，字眾甫。早在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他撰寫著名的《揚子江形勢論略》時，還署名「陳乾生眾甫」，後來廣為人知的「仲甫」即由「眾甫」衍變而來。
到了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流亡日本的他在章士釗主持的《甲寅》上發表文章時，第一次使用了「獨秀」這個名字。從此，「陳獨秀」這個大名成了國內思想文化界的第一威名。一峰獨秀，這是多麼濃的鄉情，又是何等駭俗的魄力啊！
新解密的蘇聯有關文獻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共領袖陳獨秀一點錯都沒有！哪一出失誤不是史達林和他在中國的代表造成的？何曾「右傾」？何曾「投降」？什麼時候被「嚇破了膽」？為什麼要「分裂黨」？還有，在蘇聯紅軍大舉入侵我中華境內、殺死我一萬多東北邊防軍的「中東路事件」中，陳獨秀反對提「保衛蘇聯」的口號有什麼不對？嗚呼！倒楣的陳獨秀，蒙塵的獨秀峰！
孜孜於陳獨秀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唐寶林先生從《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中細細地數過：
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蘇聯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共召開一百二十二次會議，做出了七百三十八個決定（還有共產國際執委會對中國革命做出的無數決議、指示未統計在內——唐注）。從大的決策，如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對待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方針、北伐戰略的制訂；到小的如何時結束省港大罷工、何時發動上海工人暴動、如何向中國派遣在蘇留學的中國學生、甚至什麼時候找蔣介石談話、應該找誰一起去談、談時要注意什麼，等等，可以說是無所不包。
中國黨和領袖就這樣被無微不至地訓導著。更可悲的是，這些有自己頭腦的中國精英們，竟連執行蘇聯人大小決策的主動權也沒有！唐寶林繼續寫道：
這些決定通過兩個管道在中國執行：一是直接命令給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駐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及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羅易等，在中國直接執行；二是由共產國際把這些決定做成共產國際決議或批示、命令、訓令等，讓共產國際在華代表直接執行，或由他們佈置給中共中央並監督其執行。同時，中共中央還要受駐華大使及鮑羅廷顧問的領導和監督。
夫復何言！陳獨秀還有什麼自主權？中國共產黨還算什麼中國人的黨？陳獨秀冤吶！
既來安慶，當然想看看當年安慶城裏有名的「陳家大洋房子」，那是那位「道台」大人修建的大宅院，也是陳獨秀在清末民初從事革命活動的重要據點。但陳長璞女士悲憤地說：「本來還一直存在，只是被當成倉庫和住宅而已。可是，都到了一九八四年，還是被拆除了！」現在，陳長璞女士居住的樓房對面，倒有一座舊衙門樓，殘瓦危柱，一任頹敗，正門外懸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安徽池州軍分區」的木牌，兩側各有四個毛澤東手寫體的大字：這邊是「提高警惕」，那邊是「保衛祖國」。
「那是明代的安徽布政使司的譙樓，清朝還當官衙用呢。」學考古的小范向我介紹道，「不過一直不屬於地方管，所以也談不上保護和維修。」「安慶市的古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