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安慶，只想看一個地方——陳獨秀墓。我是念著唾罵故人的書開始識字的一代人。從小讀到大，「陳獨秀」一直是個臭烘烘的名字，尤其「文革」中林彪事發後，我們初一的政治課程就是天天學「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作業就是按時間順序批判十次「反動路線頭子」，排名絕對分先後。
所以，陳獨秀總是頭一名被十幾歲的天真學生們口誅筆伐的歷史罪人，之後，是他的學生輩的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以及共和國成立後的高崗與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後的那些「左傾」、「右傾」代表和各個歷史時期「反黨集團」頭子，陳獨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傾投降主義」代表，又是分裂黨的「托陳取消派」首領，而且，還是「拿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間諜」！等長達遠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難過後，我才一點點覺悟：那是對故人的怎樣的不公平啊！
隨著彌漫了幾十年的極「左」妖氛的不斷消逝，被魔鬼化的陳獨秀開始漸復人形，但遠沒恢復其神采奕奕之真相。與長時間的轟轟烈烈的唾罵相比，為其洗冤的動作實在太慢也太小。只是把《毛澤東選集》裏的有關注釋修訂一下（刪除了「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和「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對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語，改為「把託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託派與帝國主義國家間諜組織有關、中國託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就算是對中共最大的歷史沉冤的平反？
在最新版（二○○二年九月）也是最權威（中共黨史研究室編輯，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中，他還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還是「托陳取消派」，還要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大革命」的失敗而承擔責任——讓人讀來，只能覺得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反被黨所開除只能是咎由自取。
於是，無論是每年紀念五四運動，還是慶祝中共華誕，他總是不被緬懷的局外人。二○○一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紅樓處的路口上出現了一面金屬雕塑牆。這個曾被毛澤東追授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人總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擺得極不正常——蝕刻的牆面上，左上方有「一九一九．五．四．」，下面有幾個頭像，最上方是魯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給了李大釗、毛澤東，而陳獨秀只排在三角形雕塑的左下方，體量最小，只比瞿秋白往上一點，不要說比當時的北大圖書館打工者毛澤東，甚至連他主編過的《青年雜誌》和《新青年》的封面的大小也不如！
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運動紀念碑」，因未能真實反映歷史人物在這一運動中的地位，曾招致史學界的一些批評。
真不明白，提供油污的史達林早已受到歷史的清算，聯共（布）黨內的冤案也莫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悉數被平反（當然包括株連人數最多的托洛茨基一案），可偏偏我們中國的這位屈死的靈魂還未被赦免。沖洗掉強加在這個人身上的污濁怎麼會這麼難！正因此，我特別想到陳獨秀墓上獻一束花。
儘管陳獨秀一生漂泊，四海為家，直至病逝他鄉，但他還是讓自己魂歸故土了——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六月，在這位傑出的思想者停止思想五年之後，其三子陳松年遵其遺囑，將他的靈柩自四川江津縣的原墓穴中遷出，雇船順長江而下，漂泊幾天幾夜後，回到故里安慶，與亡母高曉嵐葬在了一起。
讓人深感慶幸的是，經歷了漫長的動盪歲月，尤其是經歷過「文革」滔天濁浪的沖決，這座名人之墓竟然保存下來了！我去過北京的「紅樓」和箭桿衚衕，箭桿衚衕九號（現為二十號）是陳獨秀任教北大時的故居，也是他的《新青年》編輯部，隱於紫禁城東的一片灰色的衚衕裏，已經破舊不堪。看過的先哲的故址越多，就越想謁訪其歸宿，而且，這種心情越來越迫切。
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我終於抽空隨回鄉省親的朋友范學軍去了趟安慶。小范下海前是安慶市博物館裡一位考古專業本科生，曾借調到「陳獨秀史料陳列館」幫助工作，對一代鄉賢自然敬重有加。在煙塵彌漫的長江邊上的一家飯店裏，他為我請來兩位當地官員，一位是他的前領導、安慶市博物館的館長姚中亮先生，一位是安慶市文物局的副局長陳長璞女士——後者的身世遠比其官方職位更讓我肅然起敬，因為她正是陳獨秀的嫡孫女。
已是中年的陳長璞是個性格直率、談吐爽快的人，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她的「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的祖父。也許唯一不像的是身高——陳女士約一．六五米的個頭兒，在安徽女人裏算是高個子，而她的卓立於二十世紀芸芸眾生之上的祖父，則只有一．六三米的身高，難怪有人背地裏非常不尊敬地稱之為「矮子」。
究竟是什麼樣的家庭誕生了陳獨秀這樣一個風一樣迅疾雷一樣凌厲的人物呢？史料告訴我們，陳家一直是清代安慶府懷寧縣裏的世家。生於清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的陳獨秀曾在自傳中說自己出生於「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小戶人家」，但考據家稱那只是相對於「大戶人家」而言的自謙之辭，切勿當真。
至陳獨秀的叔父中舉做了官且越做越大，後來竟在東北當上正四品的道員後，陳家才讓安慶的紳士們瞧得起——「道」乃清代設於省之下、府之上的一級政府機構，當時整個安徽省也不過三個道，即：安廬滁和道、皖南道、皖北道。陳家在當地的地位之尊，自可想見。
陳獨秀兩歲時即喪父，後來成了這位沒有兒子的道台（道員的俗稱）大人的嗣子，所以自幼無凍餒之虞。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嚴的白鬍子底下開始漫長的求知生涯的。許多有關傳記中都引用了陳氏自傳裏的那段文字，稱老頭兒極威嚴，哪家孩兒哭，大人只要說聲「白鬍子爹爹來了！」那哭聲立馬會止住。偏偏這位封建大家長特別看中天資聰穎的陳獨秀，恨不得讓他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全讀完，背書背不出，就動手打。於是，陳獨秀的童蒙時代就充滿著痛苦。人們總愛援引的是傳主的這樣一段話：爺爺經常被「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
令人可怕的是我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他不只一次憤怒而傷感的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
這位白鬍子老頭兒實在有遠見，他用戒尺把生來就倔強的孫兒打出了終生寧折不彎的性格，打成了無論前清還是民國統治者都深為畏懼的「兇惡強盜」，更是把傳統儒家文化砸得亂七八糟的一個「江洋大盜」！果真是「家門不幸」，因其一直是顛覆政府的革命黨首領，致使安慶城裏有名的「陳家大洋房子」被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先後兩度抄家，至日本侵略軍佔領安慶後，陳家已徹底衰敗。
但這位大家長未曾料到的是，他的孫兒長大成人後，居然成為超時代的思想家，不獨生前已名滿華夏令萬眾景仰，而且死後六十多年，愈發顯現出其思想與人格的光輝！他留給中國知識階級的精神財富，又哪是區區三個天井的「陳家大房子」所能容下的！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十七歲的陳獨秀莫名其妙地考取了秀才——他自己說過，那完全是一通亂寫蒙住了糊塗的考官大人。次年，在家庭的安排下，陳獨秀與清軍安慶營統領的閨秀高曉嵐完婚，新郎十八歲，新娘比他還大三歲。門當戶對的婚姻使這對結髮夫妻共同生活了十二年，並得三兒兩女——長子陳延年、長女王瑩、次子陳喬年、次女某（早殤）、三子陳松年。然而，等幼兒松年睜開懵然的雙眼時，父親已離鄉與姨媽高君曼同居去也。
高君曼與高曉嵐同父異母，比姐小九歲，姐妹同嫁一人的荒唐婚姻自然使安慶陳家大失顏面。後陳獨秀把延年與喬年接走，但小哥兒倆在後媽那兒過得並不舒心，爸爸對他們也頗不慈愛。長大成人後，延年與喬年都成了社會的叛逆，這與他們苦難成長史也許不無關係吧！不幸的是，他們的生命都在不到三十歲時夭折—國民政府的法庭先後把他倆和許許多多風華正茂的中共黨人送入了墓穴裏。
失了夫君，又一連送別了兩個兒子，高曉嵐悲痛欲絕！單從女人來說，這位恪守婦道的傳統媳婦真是不幸！不少陳獨秀傳記中寫到她與陳獨秀關係不睦，且很吝嗇。有例為證：陳獨秀外出，欲索妻子十兩金鐲為遊資，妻「堅決不肯」。人們說，這是因為受傳統教育太深的高氏與夫君思想相差太遠所致。其實，這種說法有失公允，且太有「為尊者諱」的嫌疑——漫道男女之情外人向來說不清，單以陳獨秀縱情追求新鮮事物的性情，再溫順的妻子也會生怨。
後來，關在南京第一監獄中的陳獨秀曾親口向同案的難友濮清泉承認過：建黨之前，他「確曾放蕩不羈」。所以，當時的高夫人就堅決不肯獻出自己的金鐲，別無它，只因不願夫君離去而已。結髮夫妻同居十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