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裏的李大釗，其實歲數並不大，不過三十齣頭，只比手下的毛澤東大四歲，比在校大學生張國燾也不過大八歲。他的思想裂變，他的政治能量，也正是在這紅樓裏發生和積攢起來的。六年的圖書室主任生涯，對一個剛及而立之年的思想者來說，太重要了！
就是在這紅樓裏，執著的李大釗一步步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從校圖書館主任，到教授；從一開始不被人們看重的青年教師，到北京大學評議會（最高商決機構）成員；從熱衷於在刊物上寫文章的政論家，到有職有權的校長室秘書（那時沒那麼多的副校長，故秘書權力甚大），李大釗扎扎實實地登上了知識階級領袖的臺階。
章士釗回憶過：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天不為守常之馬首是瞻？
認識一個人需要時間，認識一個寡言的偉人更需要足夠的空間。
章士釗與李大釗交誼「亙十有四年，從無間斷，始終情同昆季」，在我讀過的諸多讚頌大釗先生的文字之中，章氏的評價可能是最直言不諱卻也是最準確到位的，他在為《李大釗先生傳》寫的序中說過：
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
是的，論才華，他不比魯迅、胡適、劉半農等人高；論見解，可能也比不了陳獨秀、章士釗等人深。大釗先生是以自己近乎完美的道德力量贏得人們欽敬的，我覺得這是一個真實的李大釗。
對現今的人們來說，李大釗是個遙遠的存在，遙遠得已經不太真實了。
照片上的李大釗，平頂，圓臉，一副敦厚長者模樣，而最明顯的是他唇上的那一抹濃密的鬍子。長時間以來我有一種錯覺，認為這位中共的創始者是一位年歲不小的長者。是鬍子連累了他。
李大釗是不講究穿戴的，但他對自己的鬍鬚倒是很在意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清末民初，男子蓄鬍還是有身份的人的一種時尚。不信你看，從北方的大總統袁世凱，到他之後的北洋大帥、將軍們，大都是威風凜凜一把鬍子；而南方的革命黨首領孫中山、黃興、廖仲愷等人，也無不是這般留胡節不辱的尊容。學者們也多以蓄鬍為美，魯迅就曾在回國返鄉時被紹興老鄉錯認成日本人，只因他鼻子下面有一抹如同隸書「一」的黑鬍髭。也許古戲文裏的白面書生讓人看膩了？彼時有條件留須的軍政、學界男子，多以拂髯為美。鬍子成了民國初年有身份者的「身份證」。
我讀過許多張李大釗的照片，從不同時代的留影來看，他留鬍子的歷史竟近生命的一半之久！早在北洋法政學校時，他就開始留須，那時，他不過才二十歲上下，照片上的同學們沒有一個像他這般模樣。倒是在日本時的一張照片上，他的臉上沒了鬍鬚，臉龐如同常人一般清爽，不知是在異國他的審美觀發生了變化，還是屈從於嚴格的日本國教育制度不得不剃去？回國後的照片，他都是一把大鬍子的傲岸樣子，無論是與報刊同仁們，還是與「少年中國學會」同志們的合影，總是他一個人留著標新立異的鬍子，讓人一眼就能從眾人中認出他來。
在沒有電視與大量報刊的時代，剪掉鬍子甚至可能剪掉一個政治人物的厄運！
此有二例：
革命黨首領黃興在上海租界內從事秘密活動時，因書獃子氣的章士釗的不慎而遭逮捕，恰巧捕前他剛剛剃光了自己的標誌性的鬍鬚，所以會審時，儘管洋法官覺得面前的嫌疑犯有些像清政府通緝照片上的要犯黃興，但他就是咬定自己是被誤捕的某軍官的隨員李某。洋人本來就分不太清中國人的模樣，見下巴光光的「李某」一喊冤，便稀裏糊塗地把人放走。黃興因之逃過一劫。
還有那北洋時期已淪為落伍者的康有為，在參與張勳復辟案後遭政府追捕時，也不得不剃光了鬍子才得以逃出京城。為此，報章將其狠狠羞辱了一通。
但李大釗沒有改變形象。有資料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六日那天，京師的員警和憲兵們衝進蘇聯使館後，並不是馬上就認出了李大釗，正是這傲然不馴的大鬍子暴露了這位著名的黨人的真實面目。確是鬍子連累了他！
越來越多的材料顯示，李大釗是有可能倖免於難的。
本來，軍閥政府對學人們是敬而遠之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士」的社會地位突然有點像回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很可以指點江山亂說一氣的。自古天下興亡士人自覺有責，到了民國，北京的教授們更以天下為己任，議論朝政，暢所欲言，無所畏懼。公允而言，那時，政府賜給知識份子的言論空間比之後來的「黨國」時代實在要大得多，不然，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思想領域就不會有空前的繁榮。
近代的北洋時期確是顛三倒四的亂世，但主政的武夫們對文人們的寬容，卻也是不容否認的。
讀李大釗當時發表的文章，真如大熱天兒裏痛飲散啤一樣爽快！你會暗自吃驚：軍閥政府怎麼會容忍一個大學教授這麼「放肆」的「惡毒攻擊」？他直言反對軍閥政府與督軍和檢閱使制，呼籲解散安福俱樂部，揭露外交方面的秘密交涉，宣導召開國民大會以取代國會，為工人爭八小時工作制，為婦女爭翻身平等之權，真是方方面面，無所不干預。僅以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裏，他在《晨報》副刊發表的一篇文章的結尾，就可一把那個時代之脈搏：
我們有幾句重要的話要外交當局仔細聽著：
要即日無條件的承認勞農政府！（指蘇聯政府——引者注）
要即日無條件的開始中俄會議！
不許一味仰承資本主義國家外交團的意旨來辦理對俄外交！
不許沿用媚強欺弱的帝國主義式的無恥的外交手段來辦理對俄外交！
我們要嚴重的監視外交當局的對俄外交！
一介穿著布長袍的先生，敢令軍人政府「仔細聽著」，而且還要「嚴重的監視」他們是否照自己提議的辦法做，這底氣實在太足！
他對執政者的訓斥源自他對民主的理解。這位布衣思想家深邃地說過：
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並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
這就是彼時的李大釗。絕少服人的魯迅肯奉小他許多歲的守常先生為「革命的前驅」，實可見李大釗的思想已經遠遠超出同儕之上。
而且，知識階級的領袖不光敢說，還敢做。李大釗就曾以北京八高校代理聯席會議主席身份，領導了「索薪事件」：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三月，教育部拖欠各校的經費三個半月了。學校領不到經費，老師們就拿不到薪水，於是，就罷教。那時的中央政府，真是寒酸。國家機關各部的工資，竟是靠借錢發下的！各地割據的軍閥們，撈點錢就去置槍置炮，哪有誰上繳國家財政。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這又是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李大釗等教授們以退為進，發出《全體辭職請願書》和《敬告國人書》，並隨數百學生往中南海的正門新華門求見總理靳雲鵬。上將軍靳總理居然怕書生，死活不敢露面，請願者遂與衛兵發生衝突，被衛兵毆傷多人。這一天是六月三日，故時稱「六三」索薪事件。
總理無奈書生何！堂堂的中華民國政府並沒以思想鉗制和行政懲處為武器來收拾書生們，卻不恥為原告，起訴教職員代表。不料李大釗等毫不畏懼，反向檢察廳提出控告，起訴總理與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次長馬鄰翼，還捎帶上了國家的員警總監殷鴻壽（那時當員警總監真夠倒楣的），告他們「破壞教育」！
而教書匠狀告中央政府的官司，檢察廳真就受理了。結果，政府理虧，託人調解，並派專人向教育界慰問，為受傷者報銷醫療費，並籌款二百萬元設教育準備金等。學界的要求一一落實。
智識階級大獲全勝！
那時的知識界被寫為「智識界」，有智有識，理應比只有知識層次更高，可能後來的學人們在酷烈的政治迫害下漸漸喪了「智」，只靠一己之「知」謀生，故「智識」才淪為「知識」。恕我瞎掰。
你看，那時的「智識界」是何等的威風！據朱志敏先生的《李大釗傳》中披露，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三月，北大舉行二十五周年校慶活動時搞過一項民意測驗，其中一個問題：「你心目中，國內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幾位？」學生們選出了這幾位：孫中山、黃興、段祺瑞、陳獨秀、胡適、蔡元培、梁啟超、李大釗、章太炎。列位「大人物」中，李大釗資歷最淺，卻也得到學子們的擁戴，而且排名於國學大師章太炎之前，甚是了得！九個人中，革命黨領袖佔了頭兩把交椅，做學問的佔去了六席，而那些不可一世的軍閥巨頭，除一個在朝的段總理外，其餘統統不值一提！
北洋時代，智識階級整體地位真是不得了！
再來讀讀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民國日報》上的一則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