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楊度的棺槨下葬於上海虹橋的萬國公墓中的某個墓壙中後，人們便慢慢地遺忘了他。若不是臨終之前的周恩來終於道破這個心事，楊度到現在怕也是個可憎復可笑的歷史小丑吶！一九九五年暮春，在鬧中取靜的上海萬國公墓裏，在楊度的墓旁的一塊樹蔭裏，我靜靜地坐了一會兒。比鄰排列的，是民國銀行家錢新之、社會活動家楊杏佛和海派京劇大師周信芳。一望便知，這些墓都是「文革」結束後重新修建的。綠草毯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崗岩石碑植成歷史的樹林，撫著這片堅硬而方正的樹林走下去，我會覺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開竅。我老愛看名人之墓的原因就在這裡。這時，我很自然地想起遠在北京萬安公墓裏的另一座墓——楊度的朋友李大釗的墓。
那是楊度五十三歲那年發生在京城的一件駭人聽聞的大事：李大釗先生被政府軍警逮捕並被處以絞刑。沒有證據表明楊度像李大釗一樣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我沒找到這個讀著四書五經長大的中國士人對新誕生的蘇聯政權的讚揚的遺篇。在他眼中，無論是李大釗，還是上一年遇害的報人邵飄萍、林白水，都和自己差不多，是當代縱橫家，是靠筆桿子和遊說來影響政府決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一定堅信「英特那雄耐爾（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實現」（《國際歌》歌詞），但他尊重朋友的選擇。
北洋時代，士人們似乎都如此相處，即：相同社會地位的都是朋友，而朋友是不問信仰不計利害甚至也不講私德的。朋友可以筆戰，但從不影響私交。他與黃興，即為一例，故他挽黃興才會有「公誼不妨私，平日政見分馳，肝膽至今推摯友」的佳句。你看，陳獨秀愛逛窯子，李大釗乃模範丈夫，但兩人政治取向一致且私交也很好；章士釗反對新文化運動，胡適公開反駁之，但照樣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像周作人那樣為日本老婆而翻臉不認老兄的例子，也許絕無僅有吧！
前面已經說了，北洋時代後期的楊度已經是國民黨安在北京政壇上的一個內應。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儘管也時有吵鬧，但在蘇聯人的撮合下，那時正在度蜜月，所以，無論於公於私，楊度都不可能不為李大釗的被捕而著急。所以，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那天，他便變得格外忙碌了。
那一天，楊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飯店參加熊希齡長女的婚宴。熊即跑到日本找他代寫憲政文章的那位湖南老鄉，民國初年曾任袁世凱手下的國務總理，後退出政壇專心於香山致力於慈善事業。席間，楊度無意間問當過外交部總長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聞？汪模稜兩可地答：亦可說有，亦可說無。神情有些自得。楊乃追問：此話怎講？汪遂湊近楊，耳語：張大帥（張作霖）已經派我與東交民巷的外交使團打了招呼，政府將派員進入蘇聯兵營搜查，望各國公使諒解。
說完之後，汪再三囑咐：此事須要保密！楊度知道李大釗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慘案之後即躲在蘇聯人那裏，驚聞此訊，迅疾託辭離席。回家後，他偏偏又遇上來客。急匆匆打發走客人後，他一邊前往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胡公鄂那裏去報信，一邊派大兒子楊公庶去章士釗家通報——他知道章與李兩「釗」的關係更密切。
那時的國民黨，還不是後來那個專門追殺共產黨人的專制的黨，他們與共產黨，依然是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同一戰壕戰友。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緝，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領導人多已南下，京城裏公認的共產黨領袖李大釗兼了北方國民黨的領導之責，其時，正與兩黨同志寄身於蘇聯使館裡。按說，楊度報警的時間並不算晚：從四月四日當晚送出消息，到四月六日下午軍警闖入使館，李大釗原本有足足一天半的時間潛出外逃啊！然而，李大釗等多位「黨人」並沒馬上逃逸，原因是人們並不相信張作霖政府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與外交使團衝突，使館從來就是不可侵犯的地方啊！從「庚子之變」（義和團事件）結束之後，還從來沒有誰膽敢闖入東交民巷呢！人們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實性！結果，只有四個「黨人」迅速離開使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發往南方的秘密報告，如實記錄了楊度在危急關頭的功績：
其餘四同志能走避，楊之力也。
楊度憂心如焚，卻愛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釗被捕後的時間表：四月四日，獲悉情報，當晚報警。四月六日，派長子前往東交民巷觀察，驚悉大釗先生等六十餘人被俘。四月九日，以張作霖所聘政治討論會委員身份出席會議，與人議決將「李大釗黨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審理（避免軍法審判以減輕罪名）。四月十日，與司法總長等同往安國軍總司令部面見張作霖，陳述將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其間，他還兩度派長子前往京師員警廳看守所探視李大釗並秘傳消息；他甚至變賣了寓所「悅廬」，將所得四千五百銀元悉數充作營救費用。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釗等被軍法會審後立即處決後，他「八方張羅，所蓄為之一空」！「仗義疏財」，「兩肋插刀」，「俠肝義膽」，「毀家紓難」……這些成語到了北洋時期的楊度的身上，全都復活了！變更的是朝代，不變的是名士秉性。
到了上海杜府門下的楊度，已經低調了許多。人們看到，被甩出權力漩渦的楊度開始大談佛經，普度眾生——他先後在上海加入了「中國互濟會」和「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並捐款甚巨。熟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歷史的人可能會知道，「中國互濟會」是營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難者的左翼慈善機構，有些已經被關進了聳人聽聞的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極意外地被這個慈善機構保釋出來；流落各地街頭的中共領導者的子女，如毛澤東的三個兒子，和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惲代英等的後代，都曾被一個個找到並送進了「互濟會」開辦的「大同幼稚園」裏。楊杏佛、魯迅、郁達夫等社會賢達是這個組織的發起人，宋慶齡、蔡元培這樣頗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應其委託出面保人。
但人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名為民間慈善組織的機構，卻有著極深的國際背景，即：蘇聯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東」。從現在公開的資料看，僅一九二五年六月至八月，蘇聯人就從自己的國庫中，以「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名義，寄往中國上海二十萬盧布！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從這裡被秘密接往天堂一樣的蘇聯去的。
不過，這是黨的最高機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士才能掌握，普通黨員不會知曉，黨外的魯迅等社會名流更無從瞭解——難怪敏感的老先生聽人說他拿了盧布便大發雷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楊度毀家紓難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沒人講得清了，這位「地下黨」的可歌可泣的救難業績也大都流於「地下」了，現在人們知道得實在太少！楊度之女楊雲慧講述過這樣一段軼事：當時，楊度已經把妻小安置到蘇州定居，自己則與長子待在北京。
某日黃昏，讀中學的楊雲慧放學回家，意外地見到了從北京回來的父親，正關著屋門與母親（楊度的姨太太徐粲楞）說事兒呢——一會兒，我走近房門口，聽聽父親在說些什麼。只聽父親說：「為了救濟這些被難的家屬，我們要籌集一筆錢。我已經把手裏所有的錢都捐助了，但是還不夠，還要想辦法。我想，現在家裏只有在青島的一棟房子可以變賣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讓雲慧陪你去青島，協助你辦理此事。」我生母說：「這棟房子已經破舊了，值不了多少錢。我可以把我的首飾拿去變賣了捐給這些被難的家屬，好不好？」父親高興地連聲說：「好，好！」
……幾天以後，我生母徐粲楞收拾了行李，安頓了家中弟妹們的生活，又為我向學校裏請了一星期事假，便帶著我坐上火車去青島了。……我家在青島的房子，確是很破舊了，賣出去也值不了多少錢。由於在我們來到之前，就已經託人聯繫好，所以賣屋的手續辦得很順利。……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蘇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飾拿去變賣，把錢一起匯給了父親。我問她：「這麼多錢拿去幹什麼？給什麼人？」她回答說：「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屬。這些革命家為了挽救國家，被軍閥殺死了，留下的家屬們生活很艱難。你爹爹要收集一筆錢去救濟他們。」
楊度當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產來幫助落難的同志？恐怕連當時的黨的負責人也記不清了。所幸周恩來一直記著他的這些功勞，有兩個故事為憑。故事還是楊雲慧女士講述的：一件是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秋重慶的左翼藝術團體正在排演話劇《袁世凱》，而此劇肯定要捎帶著罵一罵楊度。楊雲慧聽說後，自然不高興，就在
左翼作家、演員鳳子跟前發了牢騷。過了幾天，鳳子通知她，說周恩來同志要見她！周時任中共南方局負責人，是共產黨在「陪都」（戰時首都）重慶的最高領導，「國統區」裏的主流文藝人都信賴並聽命於他。見到周恩來以後，周主動提到：聽說她對《袁世凱》有意見？並關切地問及其母及弟妹們的現狀，之後，周還向雲慧討要了一張楊度的遺墨。這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