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字子，一個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個誰當政也不能小覷的清客。回眸北洋時代，視線躲不開楊度。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一八七五年一月十日），楊度生於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後出生的毛澤東同籍。這位少時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這位執政者的座上賓，這位黑白兩道都能擺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壇上，他忽現忽隱的身影曾牽動了多少國人的視線。得意時他出入京華豪門，失意時他避居天津、青島，按說無論湖南還是北京，也無論青島還是津門，都總該留有一兩所楊氏遺址才是。可是，翻遍這些城市的相關圖書，已經找不到一處楊度的故宅了。也許真的沒有了。
當年，為救任教北大的「過激黨」朋友李大釗，楊度把自己的住宅「悅廬」賣了；數年後，為了救濟李大釗等烈士的遺屬，他又把遠在青島的前德國租界裏的房子賣了。失了私宅的楊度只能作權勢者的門客，從京城，到滬上，直至死。所以，我雖生長於青島，對清末民初寓居島城的名人舊居不太陌生，但從來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屬於楊度。而且，我兩度在天津探訪舊時租界裏的名人故居，也沒有誰告訴過我楊度曾在哪棟小樓裏落腳。北京西城區的豐盛衚衕是楊度居住的地方，我曾自西向東走過兩遍，百多米長的衚衕裏已經沒有一座像樣的舊時豪宅，而且新拓寬的太平橋大街剛剛又切去了衚衕的西端。
一位中年居民告訴我：本來衚衕西頭兒的北邊，還有幾棟以前的大房子，但現在都拆了。看一地殘磚廢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築很快就會崛起。與太平橋大街西側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國政協辦公大樓隔路相峙。豐盛衚衕裏，有兩個「國」字級的單位，而這兩個單位，或許與這位奇人有某種關聯。一是中國法學會，一是國家檔案局。楊度乃清末民初的大法學家，他不僅是清朝《欽定憲法大綱》的詮釋者，更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而在新舊交替時代，他活躍於政治舞臺二十餘載，其思想與作為又理應留給後人厚厚的檔案吧？可是，偌大的都市，卻沒給他一席之地。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沒能與這位奇人「碰面」。
倒是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我卻兩度與之「邂逅」。雖說是上個世紀、上個朝代的事了，但「楊度」兩個字依然是個幽幽散著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兩度遭遇都頗令我踟躕，不知自己該不該摸著這微光一直走進二十世紀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煙霧彌漫的歷史裡。兩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難忘——一次是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一日，那天因與天真可愛的孩子有關而使我耿耿於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進了著名的萬國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謁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陵園的，無意間卻走到了「楊度之墓」的碑石前。還一次是二○○○年一月八日，那天是周恩來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無事，便請《新民晚報》的高晨陪我去看「周公館」。從幽靜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回來的路上，在一個公車的站牌旁，偶然見一方里弄口的牆上嵌著一塊小小的銘牌，上面刻著四個字：
楊度故居
我不禁為這巧合暗自一驚，因為周公恩來先生，確乎與楊度有著某種神秘的關係！
亂紛紛的鬧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楊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詩來：
茶鐺藥臼伴孤身，
世變蒼茫白髮新。
市井有誰知國士，
江湖容汝作詩人。
胸中兵甲連霄鬥，
眼底干戈按塞塵。
尚擬一揮籌遠筆，
書生襟抱本無垠。
是喲！現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這位北洋時代的「國士」呢？
國士，顧名思義，國家級士人。士，乃古時候對介於大夫和庶民之間的一個階層的稱謂，士往往是讀書人。辭書上的「國士」解釋是：古時指國中才能或勇力出眾的人，舉例為司馬遷說到淮陰侯時即發過如許感慨：「諸將易得耳，至如信（韓信）者，國士無雙。」瞧，只有韓信那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國士」，而且，這樣的人是「無雙」的。可見，國士難求矣！國士不是天生龍種的國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隨便在某行當裏留下點名聲的人。
曾見過一套近年出版的《百年國士》叢書，章太炎、梁啟超、辜鴻銘、蔡元培、魯迅、齊如山、蘇曼殊、吳宓、葉聖陶、錢穆、馮友蘭、老舍、張大千、冰心、沈從文、巴金、季羨林等人都躋身卷中，把真國士如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等這幾位，與眾多的文藝名流混為一談，這實在是編著者對「國士」的誤解與濫封。我理解的國士，當是一國之中通天接地的棟樑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領域有所造詣的「專業技術人才」；國士乃見解超前、韜略過人的時代的先驅，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學家或別的什麼家。
國士的「證書」是靠當代輿論和歷史兩位「評委」共同頒發的，而不是由當朝的官場位置或後世的政治需要決定的；此「證」不能濫發，不能如現今這般高級技術職稱的帽子滿天飛。而且，國士也決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國士往往不可再生。國士是只在國運式微或君主求助時才得以產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歷史時期和過於剛愎強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國士。總之，國士是中國歷史森林中的巨大喬木，各時期的風景線因了他們的存在才顯得生動和多彩起來。
楊度自稱為國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虛心使自己進步，因為早在清朝末年，名滿天下的梁啟超背地裏就這樣讚譽他了——梁氏在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推薦楊度「才似譚嗣同，當以國士待之」。連才高氣傲的梁先生都這樣認為，可見楊度的「國士」頭銜早已為國人所共認。楊度這八句詩，說的是他的家世和他二十七歲以前的經歷：楊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間由金陵（今南京）遷湖南，祖父楊禮堂乃曾國藩手下一員部將，後戰死疆場。伯父楊瑞生十五歲即隨楊禮堂征戰南北，後蔭襲其官職，最後官至總兵。總兵乃正二品的武官，位在提督之下，是鎮守一方的將軍。所以說，楊氏乃軍人世家。但尚武的門風到楊瑞生這兒竟畫上句號了！因為他的三個弟弟，老二、老三因病早逝，老四楊懿生（也就是楊度之父）雖說天資頗高喜舞文弄墨，但卻身體羸弱，而且，還好杯中物，平時除了飲酒吟詩外，再無養家糊口之力，楊家全靠大家長楊瑞生一人維持。
楊將軍先為四弟捐了個候補縣官，後又薦到曾國荃手下去當了一陣子文書。但不爭氣的楊懿生卻因飲酒過多而致吐血，不得不抱病返鄉，後竟一命歸天，撇下年輕的寡妻李仕和楊度兄妹三人。你看，明明是個沒有出息的病秧子和酒鬼，但寫進家譜裏的楊懿生，卻成了令人敬仰的偉丈夫，比其兄瑞生也差不到哪裡去：「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好傢伙，是文武雙全的天才，而且還是同鄉的曾國藩大人的有名的幕僚啊！由此可見，當世人的蓋棺論定歷來就不太可信。
在伯父的拉扯下長大的楊度，十八歲那年，離湘去北京遊學，並一舉考中舉人。兩年後他在京參加了會試，會考期間，他曾與湖南應試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請求朝廷拒絕與甲午戰爭中的敵國日本議和。落第後，他返回湘潭，師從一代名儒王運（民國元年被袁世凱大總統聘為國史館館長），邊學武功邊讀書。七載寒窗，他從恩師苦讀經史，也時常跟老師和正在長沙辦時務學堂的梁啟超辯論學問。這個恃才傲物的湘鄉才子，倒也真的詮釋了「吾愛吾師，我尤愛真理」的格言。然而，斯人的志向不在成為王運一樣的當代大儒，而是要做尋求「今日夷務應付之方」的救亡志士。
二十七歲那年早春，他終於不滿足在書齋裏坐而論道，毅然離開恩師和故土，隻身赴日本探求救國之路。在日本，他開始關注中國的政治改革等現實問題。當年秋返國，在上海創辦《遊學譯編》，從此開始長達三十年的「經濟」生涯。「經濟」的本意為「經世濟民」，與治理國家意思相同，與今日之「經濟」——社會物質生產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碼事。
清末，國難不已，滿族統治者已經痛感人才之匱乏，而正常的科舉制度已經無法為各級政權提供優秀的後備幹部，於是，慈禧太后下詔舉行「經濟特科」考試，繞開既有的選拔官僚的八股科舉制，由各部、院和各省督、撫、學政，保薦各地「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者」，由皇帝審批後，詔令其晉京直接參加「殿試」——在紫禁城裏參加考試。
已有「經濟」名聲的湖南才子楊度，入闈特科考場並不出人意料，讓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總督錫良（滿人）薦舉給朝廷的。清時，湖南與湖北兩省的一把手是湖廣總督。湖廣總督或湖南巡撫、湖南學政等有關省領導沒有向皇上推薦這位本土的才子，而偏偏讓異地的旗籍蜀督搶了伯樂之功，足見當時滿族官吏對國運之關切和對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戲說」歷史的文藝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總在告訴人們：皇權時代的封疆大吏們，個個是貪官，人人都昏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