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
這兒是作者在五十年代所寫的幾篇雜文。寫的時候就興之所至地寫了；原無意要把它們保存下來。但是它們卻也在無意之間被保存了——保存在一片灰灰的五十年代積存的塵埃下面。
記得就在那個年代的開端，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曾說過一句舉世皆知的話：「等到塵埃落定再說！」
如今三十年過去了。在五十年代飄揚的塵埃，也早已落定——落在一起，結成像一層薄薄的絲綿。我拍拍它，它不動；我再吹它一下，它也不飛。肯定的是落定了。我用兩個指甲輕輕地把它撿起，就在這片撿起的絲綿的下面，我發現了這幾片已在那兒躺了二十來年的「流沙墜簡」！
其他沒有給這片絲綿覆蓋過的斷簡殘篇，顯然早已隨五十年代的塵埃飄散了；飄散得像春夢、像秋雲，再也找不到了。
老朋友夏志清先生奇怪地問我：「自己寫的東西，為什麼不保存下來？」
「為什麼要保存下來呢？」我一直「保存」了下來的五十年代的下意識，不期而然地代我回答了這個七十年代的問題。保存下來想做個作家、文人？還是想為子孫留點「祖訓」呢？
落筆時不但沒有想過這些問題，我連一個人為什麼要求生存，和如何求生存，這一些更重要的問題也沒有想過。寫了就是寫了。最多只可說是一個流浪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他自己祖國的語言文字難免有一些留戀的溫情而已。偶逢歲暮周末，孤燈默坐，拿起筆來，東寫寫、西寫寫，也可聊遣長夜，甚或享受點他人所不能體會的孤獨的樂趣。
夏志清先生和胡適之先生一樣，少小聰慧，立志為學。他們都是用功的學者，「不寫不用氣力的文章」。用了氣力，自然就有職業感；有職業感，自然也就加意保存了。
筆者和他二人正相反。這些雜文就沒有一篇是用過「氣力」寫的。沒有用過「氣力」的東西，反要一個經常無處存身的異國流浪漢用「氣力」去保存，就有點犯不著了。所以這些五十年代的斷簡殘篇，如果沒有被埋沒在塵埃之下，它們也就隨塵埃一道飄散了。因而這裡所重印的只是五十年代的塵埃底下，劫後余灰的拾遺之作。它們如有絲毫值得劉紹唐先生一再來函建議重印，和胡菊人先生百忙中抽空代為作序的話，那就是它們是曾經在五十年代空氣中飄蕩過的野馬也、塵埃也。有一點點時代的氣息，如此而已。
「五十年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段不平凡的日子。那一些流浪在太平洋彼岸的老中青三代的知識分子，如何打發這段日子？賢明的讀者們或許可以在這本小冊子里找到點蛛絲馬跡。林姑娘說得好：「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在那一段隨東風作嫁的日子裡，那兒有嘆息、有彷徨、有苦笑，也有絲微阿Q的歡娛。
真正滋味如何，最好還是讓讀者們自己去假想罷！
這幾篇小文，雖然各立門戶，互不侵犯，但是它們的格局倒似乎是一致的。這雖是筆者的黔驢之技，變不出新花樣，那也是受了一位朋友的影響——真切一點，毋寧說也是出於一位朋友的要求。
那是個8月上旬的一天。繁忙的南京城熱得像一座火爐。可是朋友和我都不覺太熱。固然是我二人都還年輕，不太怕熱；也可能是心靜自然涼的緣故。遙遠的烽火還沒有燒到我們的眉毛上來。
朋友是位斯斯文文的君子。說起話來慢條斯理的。心境情懷，永遠像是一泓秋水，純凈清涼。
「大家都在看馮玉祥的旅美遊記，」朋友呷一口花雕，又噴了兩口煙，慢慢地向我說，「馮玉祥說美國連馬桶都比中國造得好——中國馬桶顧前不顧後。」
朋友說著自己也笑起來。在他那微微移動的眼鏡里，我看到那藍天白雲下秀麗的鐘山，和那蒼松微露、莊嚴古樸的台城。這些景物在兩片有金邊的玻璃上反映出來，更顯得江山如畫。
風吹到我們臉上是熱乎乎的。但是熱氣之中卻帶來一陣陣玄武湖上的荷香。離開祖國，走遍世界，才體會到那是我祖國特有的芬芳；離開了，也就永遠失去了。
「你也從不同的角度寫一點嘛。」朋友又緩緩地繼續他對我的勸告，「我們的讀者雖沒有那麼多，也還是有不少人看的。」
「不是怕沒人看，」我聽他說了許久，才回答他一句，「只是寫得太淺薄，怕惹人笑話。」我並且向朋友解釋，美國簡直是座「大觀園」，而我呢，實在是剛從鄉下出來的劉姥姥的外孫子板兒。要板兒來寫一篇《大觀園遊記》，不要讓姑娘們、奶奶們看了笑話嗎？
「不用怕，」朋友淡淡地說，「作者是板兒，讀者還不是板兒？報屁股編輯更是板兒……你就板兒寫給板兒看，不是很好嗎？」
「板兒寫給板兒看？！……」我心中默念了好幾遍。我倒被朋友的文藝哲學打動了。
「少寫些軍國大事，」朋友遞給我一支煙，又替我點了火，繼續叮嚀著說，「寫點所見所聞的小故事，不過寫得有趣一點就是了。」
朋友比我大幾歲；思想言行都比我成熟；文章也比我寫得好，還有一塊「園地」……他一直是我們小鬼隊里的大王。他的話一直都是我們所最信服的。
「寫點所見所聞的小故事！」以後我每一動筆，我都想到朋友這句指示。「不過寫得有趣一點就是了。」
在美國我後來又碰到另外一位小鬼隊里的大王周策縱先生。在周大王那裡我才知道「寫得有趣一點」的文章秘訣，在文言文里原來叫做「藝增」！
玄武湖上的熱風，吹在身上很舒服。我們感到輕鬆、安適。朋友付了賬，又陪我在柳堤上踱了半天。他說兩三年後「回國」時，他再替我「洗塵」，並把我的「通訊」印成「小冊子」。
夕陽在台城背後漸漸地沉下去，朋友和我也就在玄武湖畔的柳影荷香里分手了。
在上海，我提著箇舊皮箱往成都路警察局去投奔一位在那兒當「巡官」的表弟。表弟既然當「巡官」，他就得夜夜出「巡」。他出巡，他那張鐵床就被我鵲巢鳩佔了。他出巡歸來便去尋找另一張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安歇。那位床主出巡歸來，發現床上有人，就去找另外一張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巡官」總歸要不斷出巡的，風水輪流轉。同志間互相幫忙。哪個人沒有一兩位有志放洋的表哥呢？因此他們巡官同志們去互打「游擊」，我也就「正規」地佔用了表弟的鐵床，睡得心安理得。
「開船」的日期終於被我等到了。表弟請我吃「三明治」、喝「可口可樂」——這在1948年的上海，真是動輒幾十萬幾十萬的美式享受！
一輛三輪車把我們帶到共和祥碼頭。我剛自車上踏下，一位「紅帽子」立刻便把我的手提皮箱搶了過去。我謝謝他說，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提上船。他把兩眼向我一瞪說：「如果客人都自己提皮箱，那哩吃啥呢？！」
我知道他是有來頭的。我自己好不容易盼到留學了，在上船之前被人推下黃浦江，豈不功虧一簣？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明哲保身，我就未和他講理了。他提著我的皮箱，不到一分鐘，我二人便從一條木梯上，進入了一艘美國大洋船。
一上船，我這位紅帽子朋友，似乎立刻就變成另外一個人。他開始叫我「先生」，又叫我「經理」，最後又叫我「博士」、「官長」……和一大堆南京不肯給我的官銜，目的是要我給點「小費」。「小費」給過了，他還是不去。原來他要我「搜身」——把身上所有的「鈔票」都悉數搜出來給他做「小費」。這件事倒出我意外，哪有要「小費」有這樣要法的呢？！
「官長啦！」紅帽子向我又打躬又作揖。他向我苦苦地哀求，說，「儂這些鈔票，船一開就成一堆廢紙。為啥不做點好事，『賞』給我呢？」他又說他有老母在鄉間「要飯」，老婆在上海害「肺病」。他勸我多做點「善事」，上帝會保佑我一路平安。
他表現得實在可憐見的，說的話也有實情至理。看在他老娘和老婆分上，我纏他不過，只好把心一橫，也就把我所有的「廢紙」都「賞」給他了。後來估計一下，總數該在十萬元上下——這也是我一輩子最慷慨的一次！
紅帽子歡天喜地地跑下木梯去了。我在「美國」的洋船上，扶著欄杆，居高臨下地注視著他。看他一回到「中國」碼頭之上，立刻橫眉豎眼，又在搶奪另一位旅客的皮箱了。
船慢慢地向大海上漂出去。在斜陽之下的祖國，逐漸模糊。終於在暮雲深處消失了。船長在喇叭里告訴我們，現在我們已出了揚子江口，航行在「公海」之上了。我也知道這隻在公海上航行的是只美國船。按國際公法，我們現在已經就身在美國了。
擴音器里的報告員，也很禮貌地招呼我們進餐廳用膳。當我還擠在長龍的尾巴之端時，一位新認識的「留美同學」就驚奇地告訴我說，吃晚餐時，「可口可樂可以隨便喝！」「可以隨便喝？！」我把兩眼一瞪，我二人乃撿了個臨窗座位坐下，「開懷暢飲」，把「可口可樂」喝個飽。
吃了兩塊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