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次，一位多情的中國留美學生向一位祖國外交官的千金求愛。在一封纏綿悱惻的情書里，他引了兩句唐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誰知道這位收信的小姐，幼小去國，普通的白話文她還可以勉強對付，碰到唐詩她就有困難了。但是她也理解到這兩句詩是這封情書的高潮，但她並不解詩中意，未免太遺憾了。她找了兩位來自港台、中文比她好的女同學幫忙翻譯。無奈這兩位女青年也愛莫能助。不得已她只好把這封信拿到她就讀的大學裡的中文班上去請教老師了。
這位老師原來也是該大學的研究生。他細讀之下，當然認為這是一封情書佳作，也是他班上最好的實際教材，因而在全班細心研讀全文之後，老師開始為這位迷惘的情人講解唐詩了。
他說，唐朝（618～907）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而唐朝的詩歌又可分為初、盛、中、晚四大階段。上述「春蠶」這首詩呀，是屬於第四期、晚唐大詩人李商隱的傑作。商隱生於813年，歿於857年，只活了四十幾歲。但是他卻是中國情詩的聖手。這兩句詩在中國知識分子之中真是無人不能背誦，寫得實在太美了！
「老師，」這位女學生仍不得其解地問道，「這兩句詩究竟應怎樣翻譯呢？」
老師說：「你知道『蠶』嗎？」
「Silkworm.」全班同學不約而同地替她回答了。
「對了，」老師說，「silkworm肚子里有膠質，這膠質從它嘴裡一條條地吐出來，就是絲了。這個蠶，慢慢地吐，慢慢地吐——一直把絲吐完，吐到它死掉為止……」
「絲吐完，它並沒有死啊！」原來這一班學生都是讀過生物學的，知道蠶吐完絲要變蛹，蛹還要變蛾，蛾還要結婚，婚後還要生孩子……前途無限，以後蛾的家庭生活還有得過呢！中國人不懂科學，就說它死掉了，真是胡說！大家不服，所以全班都和老師爭辯起來。
「這是情詩嘛！」老師說時抓抓自己的頭，「寫情詩，就當它『死掉』才能感動人！」
「No！」這位收情詩的小姐大不以為然。她說：「談情說愛多美好，為什麼一定要『死掉』才能感動人呢？……哦！我最怕進殯儀館！」
「我也最討厭說什麼『死呀！死呀』的，」另一位女同學也響應地說，「我才不要讀這樣的情詩呢！哼！」
她這句話，顯然是代表全班學生說的，大家一致同意。
「下一句又說些什麼呢？」另一位男學生總算替老師解圍，把目標轉移了。
「在第二句里，」老師說，「他自比蠟燭。」
這句話又引起了全堂的鬨笑。
老師連忙解釋說，中國蠟燭沒有美國貨好，一燃起來就如喪考妣，熱淚橫流。
「他說他愛你，」老師又補充著說，「愛得像一支中國蠟燭一樣，他不到粉身碎骨，他想念你的眼淚永不會流乾的！」
「他想念我！？」收信的小姐又感到奇怪了，「他想念我，為什麼一定要哭呢？——方頭大耳的男人！」
「中國人嘛！」老師尷尬地說，「中國人談戀愛就要哭。」
「Ah，no！」全班又不約而同地齊聲抗議。
「你們中國人談戀愛一定要『哭』嗎？」一位金髮女學生低聲問她鄰座的黑髮女郎。
「只有他才要哭呢！」那收信人把她的情書舉出來，在空氣中一划。這時正好鈴聲大作，下課了。
這一課「唐詩」總算無疾而終。鈴聲雖然替中國式的愛情宣判了死刑，鈴聲也拯救了為著師生異趣、講唐詩講得難以收場的青年老師。
上面所說的這位青年老師當然不是朱文長，但是朱文長卻是他的平輩，他們同是第二次大戰後在美利堅的大學裡教洋學生欣賞唐詩的拓荒者。他們在以英語教授唐詩的班上，都替寫情書的中國同學幫過忙。朱文長教授不也是為幫忙解釋唐詩名句「此物最相思」而傷過腦筋的嗎？所以他們在文曲星的賬簿上所積的陰功，差不多是一樣的；他們在以英語講解唐詩上所遭遇的困難，也大致相同。
中國是個詩人的國家。以前中國人做詩，又往往要說「詩必盛唐」，唐詩的確是中國的詩學正宗。不談中國詩則罷，要談，則必自唐詩始，然後再向前後延伸。所以一千多年來，單是談唐詩的書，便可獨自成立一個大圖書館，真是插架琳琅、汗牛充棟！可是這些專攻唐詩的詩人、詩評家、詩話作者等，幾百年來，談來談去，也談不出太多的新花樣。
清朝乾隆年間《四庫提要》的編輯們便把中國傳統的詩評家分為五大「例」，每個例子舉一人為代表。他們說南朝梁代作《詩品》的鐘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唐朝的和尚皎然所作的《詩式》，是「借陳法律」；和皎然同朝代的《本事詩》的作者孟棨的方法是「旁采故實」；宋朝劉攽所著的《中山詩話》和歐陽修所寫的《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除此之外，元、明諸儒，多不足論，所以他們認為傳統中國文學批評里，「後所論者，不出此五例中矣」。
紀曉嵐等這批乾嘉學人，把古今詩評就這樣「五例」帶過，雖多少有點武斷，但是目錄學者們如仔細查查，從鍾嶸到王國維，大家所談的，實在也跳不出「五例」太遠。這就是傳統中國詩評學的範圍。縱有一枝紅杏出牆來，也不會出得太多，因為它的根總歸是在牆內啊！
這個中國傳統由中原傳到高麗，由高麗傳入日本，南向則傳入安南。這些鄰國的騷人墨客雖然已不是「唐人」，但是對唐詩的研究，瓜不離藤，他們也擺脫不了我唐家香火。
本來，任何文人、思想家、哲學家……一般都跳不出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文化傳統是如來佛，文人學士只是些孫悟空。孫悟空如跳不出這個手掌，則齊天大聖的天地，仍然不過是一片巴掌而已，不論如何神通廣大，騰雲駕霧，他始終也不過是個巴掌裡面的聖人罷了。
近百年來，時代不同了，「孫悟空」的天地變得廣闊多了，他竟然能從「如來佛」的掌心跳到另外一位「佛祖」的掌心去了。跳出之後，果然耳目一新，近六七十年來留學歸國的博士詩人們，真是成筐成簍的。旨哉易卜生，欹歟浮士德；上通廊廟，下及普羅……僵了千多年的詩評學，因而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國古代的詩人，也在新批評家的眼光里換了新裝。杜子美、柳宗元都換了工人衣；溫八叉、柳三變卻穿起了資產階級的燕尾服。同樣的一群詩人——容我說句洋話——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角度里，都顯出了不同的「透視」（perspective）。無疑的，這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進步，它總算在「孔家店」所出產的「頭巾」之外，又找到幾頂「洋帽子」來戴戴了。
這些原是當年海外留學歸來的新文人對我國詩評學流變中的最大的貢獻。可是吾人如仔細翻翻這批時髦的爺們的著作——從早期的胡適、周作人到晚近在港、台、北美搞「新批評」的哥兒們、姐兒們——他們給予我們讀閑書人的印象是大同小異的。籠統地說一句，他們都是在歐美現行的文藝思潮激蕩之下，為求變而變。這種求變之心，正和美國孩子們的剃頭一樣：嬉皮一來，大家都跟著做長毛，把巴伯（barber），理髮師餓死算事；暹羅國王駕到，大家又把腦袋剃得精光，讓青色的和尚頭在春風裡蕩漾。為變而變的本身就是目的。胡適之先生說他自己在文學上求變的經過是「逼上梁山」。但是如果我們把「詩學革命」這件事仔細地拆開來看看，這位「但開風氣」的大師實在是「自願落草」，圍剿他的人，也是他「落草」以後才惹起來的，「逼上梁山」云乎哉？
最近讀閑書，又讀到老朋友朱文長教授的《唐詩淺探》。細讀之下，我覺得文長這本書倒是一本名副其實的「逼樑上山」的作品，一部能打破舊框框而又沒有掉入時髦俗套的好書。作者「淺探」唐詩，原本也是從「五例」出發的，但是「五例」顯然不能滿足他的有特殊背景的要求，所以他才「紅杏出牆」，搞出個「六例」來。這本小冊子，我們驟然看來，不過是老生常談，細讀之下，才覺得它特別有新義，真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筆者說這句話，並不是要把我的朋友朱文長捧出來，「騎在人民頭上」，說他「文起八代之衰」；我只覺得他這個「淺探」，卻給唐詩做個新透視，而這個新透視是作者以洋文教洋人讀唐詩這個特殊經驗所逐漸培養出來的。他這個特殊經驗，是我國近千年來，自歐陽修到王國維，所有的傳統詩評家所未嘗有的。根據新經驗、新靈感做新透視，這便是這本小冊子之所以能不落俗套的基本動力——這也是作者在千百本「深探」唐詩的著作之外，還要來「淺探」它一下的「正當理由」（justification）。
年前筆者路過李白紀念堂，不覺也「口占」了「來來往往一首詩」。我說李大師，「未見紅塵十丈起，虧他猶自做詩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