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在大陸的「傷痕文學」里，曾看到30年代電影紅星王瑩被江青殘殺的消息。最近在台北《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五期）上，又看到作家李立明對王瑩身世更詳盡的描述。但他們都沒有說出王瑩夫婦是怎樣地從紐約回去的，知道的人似乎有義務補充一下。
王瑩和她的丈夫謝和賡與我在美國也有一段交情，而且這交情相當不平凡——因為我與和賡曾在一起做過兩年「書童」（page boy），一道「落難」。
記得40年代出國之前，我曾在安徽立煌的安徽大學之內，當了一名最小的講師。那時我自己就雇了一名書童供我使喚。一次，我約了安大的一些男男女女到敝廬去歡度重陽。既然有個書童，我這個主人只要一聲招呼，則不用煩心，諸事齊備，因而「登高」如儀——青年才俊、鶯鶯燕燕，盡歡而散。
那時我還年輕，比現在風雅些，登高之後，我還做了些歪詩分贈同游索和呢。歪詩中有一首七律，一開頭提起我的書童來。詩曰：
呼童收拾度重陽，
權把書香換酒香。
相與登臨澆塊壘，
平分秋色入詩囊。
……
為著侍候諸仕女「登臨澆塊壘」，我那書童被我使喚得頭動尾巴搖。我二人感情弄得不錯，簡直如兄若弟。但是根據「封建道德」，我們畢竟有主僕之分。我既是主人，他免不了就得做我的勤務兵、我的小廝、我的「鬧書房」的「茗煙」……他得為我做倒夜壺、擦皮鞋的「下男」。但是我的書童樂此不疲，到我出國前夕辭退了他時，他還哭得如喪考妣呢。
有誰知道，天道還好，未出三年，滄桑幾變，我在美國也當起了「倒夜壼」、「擦皮鞋」的「下男」了呢。更惱火的則是我的主人遠沒有我那書童以前的主人禮賢下士、有人情味。
我碰到了個女上司，她是個神經質的老處女，動不動就杏眼團圓，弄得我走投無路。但是為著吃飯，又不能隨意捲鋪蓋，真是有愧鬚眉。幸好林語堂大師那時在紐約辦《天風》雜誌，要我寫稿。我沒處出氣，乃借林公之酒杯而澆我之塊壘，把我的女上司請出來幽她一默，阿Q一番，出口鳥氣。
我那篇《女上司》，一開頭是這樣寫的：
在一個明朗的秋天的下午，我拿了一封學校人事室給我的介紹信去見我的新上司。這兒是一個偉大的法科圖書館……我被我的新上司和藹地接見了。這個新上司是個碧眼金髮風韻猶存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格雷小姐……一見之下，我便衷心自慶，因為我這次碰到了一個可愛的上司。她看過了我的介紹信、微笑地問我說：「你的名字是怎樣發音的？」我反覆地說了幾遍，她也牙牙學語地說了幾遍，可是她總說不好，她皺了皺眉頭。「你就叫我湯姆好吧！格雷小姐。」我急中生智，取了個洋名字。她聽了大為高興。於是，從這時起，我就是我上司的「湯姆」了……
在這篇訴苦的文章里，我沒有再寫「第二天」。其實第二天一早9點整我來上班時，那第一個指導我的老「書童」大維，中文名字就叫謝和賡。我的《女上司》大文，也是他後來「唆使」我寫的。
他那時穿了一件灰色工作服，推一個大書車，對我笑臉相迎。我二人既是那個大機構中僅有的兩個「支那曼」，互通姓名之後，用不著再問：「尊庚幾許？仙鄉何處？」人就一見如故了。他告訴我，他的「番號大維」和我的「洋名湯姆」，「命名」的儀式是完全相同的。
大維為人和藹，見人總是笑眯眯的。我雖然落難，也倒不悲觀，頗能逆來順受——大維胖嘟嘟，我瘦嶙嶙。嘻嘻哈哈，一對勞萊、哈台，頗為相得。
我二人不但作息時間相同，連上午咖啡、下午茶也都同出同進，簡直形影不離。大維漢文比我好，善於口佔一絕。一次我二人正推著書車魚貫而行之時，大維煙絲披里純一動，七步成詩，口吟一聯曰：
莫嘆「排吉」志氣小，
推來何止五車書！
乖乖！口氣好大。大維正道出我兩位「排吉」（page boys）的凌雲壯志，終非池中物也。
日子久了，我才發現大維不只是胸懷大志、將來要治國平天下，原來他早已是個大人物了——他和當年所謂桂系一批風雲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廖磊、夏威、黃旭初、李品仙諸上將，都相知甚深。對桂系二級領袖如程思遠、韋永成諸公，那自然更是稱兄道弟了。像大維這樣有歷史背景的「要人」，現在居然也跟我一道當書童，來「倒夜壼」、「擦皮鞋」，我真是既榮幸，又驚奇，又惋惜！
可是車子一天天推下去，我發現驚奇竟一個接著一個，不斷地迫人而來——原來大維還有個老婆，而這老婆還是個「女作家」，這「女作家」正在寫小說，這小說還要拍成電影！
在這行發展上，大維原是他老婆的助手。有時助手的問題解決不了，我就被招募成助手的助手。
有時問題出現了，例如：「七七事變那天是星期幾？」
對這種問題，我這位助手的助手，往往可脫口而出；脫口不出，也可一索即得。可是女作家有時也有些難題，卒使助手和助手的助手都瞠目不知所對。例如：「太古輪船的大餐間，從上海到蕪湖，票價幾何？」為此我二人都傻了眼。
「大維，」一次我問他，「你老婆為什麼要寫小說？」
那時是1951年啊，在紐約寫中文小說有屁用？
「我們要譯成英文，然後拍電影嘛。」大維認真地說。
「好萊塢要替你老婆拍電影？」我不免認真地吃了一驚。「誰替她翻譯呢？」我又追問一句。
「賽珍珠嘛。」大維微微地笑一笑，又說：「賽珍珠鼓勵她寫自傳式小說，然後翻譯出來，拍成電影。」
「賽珍珠，那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替你老婆當翻譯？」我幾乎把茶杯打翻。我又問：「你這位老婆是誰？」
「她是個電影明星嘛。」大維又笑一笑。
「哪個電影明星？」我立刻追下去，「白楊？白光？」
「她是王瑩。」大維回答得很平淡，但顯然有點得意的味道。
「那個演《賽金花》、和藍蘋搶主角的王瑩？」
「……」老謝未答腔，只是傻笑。
在下是個守不住秘密的人。不久David''s wife是個中國電影紅星的新聞便傳遍全館。我們的女上司和保羅、瑪麗、亞蜜達等小鬼，也都嚷著要一睹風采——他們還未見過中國的電影明星呢。
但是我們這位老謝總是神秘兮兮的。他金室藏嬌，連我也不讓見一見——但生性好奇的鄙人非得見她一下不可，因為他們就住在另外一條街上，相去咫尺。
一次散工之後，我忽然瞥見他夫婦二人自哥大校園經過。機不可失，三步兩步我便追了上去，並大叫：「大維、大維……」
這一下大維不得已停了下來，總算把「湯姆」向「賽金花」介紹了一下。
王瑩和我微笑握手，並稍表歉意地說，她早該請我到謝家便飯：「……您是和賡這樣好的朋友嘛……」
我把王瑩仔細端詳了一下。她雖徐娘半老，也並不太美，但倒是蠻可愛的，可是總和銀幕上的王瑩有點兒不一樣。
我又想到《賽金花》在上演時，觀眾向戲台上丟汽水瓶的故事，心中頗有些異樣的感覺，這感覺至今不忘。
他們謝家那時住的是紐約市曼哈頓區西一百十五街。這座房子還在，我現在也還在這棟房子中不時出入。因為這棟名人名居，現在又住入我的一對明星朋友——夏志清和王洞。
大維·謝和「約翰納三夏」（Johnathan Hsia）一樣，二人都很開朗，胸無城府。只是一提起他的老婆，他就神秘兮兮起來。
那時我們都還年輕——一位年輕的「書童」，要去拜候另外一個「書童」朋友的老婆，另外一個「書童」本是無法拒絕的。但是有時要請他二人小酌，甚或喝咖啡，大維不只是婉拒，簡直是死活不幹，他開門見山的理由便是「你太窮」。
但總算承他的情，他也約我到他公寓喝過一兩次短暫的咖啡。至於保羅、瑪麗他們，乃至我們的女上司，就無此特權了。
話說大維終因年資積功升遷，也因為他人緣好，我們一起做了兩年，他就升級了——從「排吉」（page boy）升成「書寫員」（lettering clerk），用白漆在洋書背上寫號碼。
其時我們的工資是七毛五一小時。升級後，大維就拿八毛了。兩個五分錢在那時可乘一趟地鐵——所以加薪五分錢也不無小補。
大維不推書車了。他現在有個比電話亭大一點兒的辦公房。辦公房內除「文房四寶」之外，還有一部只打進、不打出的電話。更奇怪的是，他這個小office只有乘書庫電梯才能上去。這個只能乘一兩人的老爺電梯如失靈了，則大維時常幾個小時下不了樓，萬一有火警，那真不得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