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殷志鵬博士給我一本書稿，要我替他寫一篇序。我收到他的稿件已經兩年多了，卻一直沒有動筆。事忙人懶之外，還有一層原因使我遲遲握管，那便是：我覺得這是一本很不平常的書——也可說是一本奇書吧。我讀後竟為之掩卷嘆息，甚至沉思流淚。
幾十歲的人了，一生所經歷的生離死別、國破家亡之痛，幾乎是與生俱來的。經過這種波濤風霜的人，在感情生活上說，也可算是槁木久枯、鐵石心腸了。但是讀完這本書，竟為之默坐垂涕，也可說是很不平常了。我認為我應該為這部奇書好好地寫篇序言，好好地想想，然後慎重下筆才對。又有誰知道，一個事忙又不善於支配時間的人，慎重卻變成了拖的借口呢？
這是一本怎樣的奇書呢？且讓我慢慢道來。
這本書本質上是一本書信集——是一位居留在中國大陸的父親殷福海寫給他那位在海外漂泊的兒子殷志鵬的信。這位父親在他們父子分別後的二十六年中的十三年——其中另外的十三年他們失去聯絡——一共向他那旅居在台灣、倫敦、紐約三地的兒子寫了一百六十九封信。現在這位父親過世了，他的兒子在他的一百六十九封遺書中，選出了九十一封刊印在這裡，作為紀念公諸大眾，也傳諸後世。
寫家書，然後出集子，以便揚名後世，這本是我們中國傳統文人的老玩意兒，沒啥稀奇。不過這些老玩意兒，原只限於名流學者和黨國要人的，一般平民百姓是根本不會想到來干這種無聊之事的。而這本奇書之所以為奇，便是它的主要作者——殷福海——卻是中國社會上普通而又普通的平民。用一句當今大陸上所流行的「劃階級」的術語，這位殷老先生的「階級成分」只是一位「市平」（城市平民）或「市貧」（城市貧民）。他既不能參加去「革」人家的「命」，也沒有資格被「革」，講一句美國土語，在社會上他實在只是個nobody。
福海老先生一輩子只受了些極起碼的所謂舊式教育，讀了一些《儒林外史》上所說的「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一類的書；年長時再自習一點「四書」、「五經」和《古文觀止》，來個經世而不致用。
這樣出身「市平」的老人家，他一輩子也不可能會想到要於身後出一部《殷文正公家書》來教訓教訓他那得了雙重博士的兒子和媳婦的。他只是生有書法天才，寫了一手工整的小楷。所以他一輩子也就靠替人家寫字、抄書、寫公文過日子——在那中文打字機還沒有普遍流行的時代，做個司書、錄事或繕寫員等最起碼的小職員或公務員，來養家糊口。
這種錄事一類的工作人員，在抗戰前那比較安定的社會裡，靠升斗之俸也還可勉強免於饑寒；可是在抗戰後期和勝利之後那種物價一日數變的惡性通貨膨脹的社會條件之下，就難以為生了。據我個人所知，在戰後南京各機關就有這樣的職員因貧病而自殺的，其中一位留給他妻子的遺書便只有短短几個字說：「××，我自私了。」
這一階層的公教人員，在南京易手之後而淪為失業的「市貧」，其境況就更不堪想像了。殷福海老先生便是這樣一位滯留在南京的市貧。
在我國百事皆無保險的傳統社會裡，一個苦難的人或家庭，他們心裡所寄託的最大期望，便是有個有造就、有前途——尤其是能升官發財的「佳子弟」。一旦「劉公得道」，他們縱不能「雞犬升天」，至少也可免於饑寒。這一期望也就是我國傳統中「有子萬事足」和「養兒防老」等心理狀態所滋長的社會背景。這種傳統落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改變，而要強制執行男女嬰平等的「一胎制」，狠心的父母就要選擇「溺（女）嬰」的殘忍道路了。結果女嬰死絕，男嬰寵壞，其後果就更不堪設想了。
本書的主要作者殷老先生，那時便是個有四個兒子的幸運老人。他甚至無力能把一個兒子撫養成人並受完滿教育，但是兒子的自動成長，卻變成他老人家其後領不完的退休金和開不盡的金礦。本書編著者殷志鵬博士便是老人的次子。在1948年的冬季，當共產黨軍隊渡江前夕、南京岌岌可危之時，他撇離老父和兩個幼弱的弟弟，與長兄隨軍撤往台灣。這時的殷志鵬博士還只是個十五歲的難童。
照常情來說，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在兵荒馬亂之中隨敗軍而去，對一位父親該是如何沉重的心頭負擔：他的饑寒衣食、生死存亡，為父的能不日夜心焦？殊不知在那個瀕臨飢餓邊緣的歲月里，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竟成為挨餓老人的唯一的希望。在南京的父親開始向在台灣嘉義的兒子告急乞援，這樣便開始了這本《三地書》中的「一地書」——南京向嘉義所寫的信。
從1949年1月27日起，到同年4月12日止，兩個半月之內，殷老先生向兒子寫了十封信。這十封信的性質，大致和其後一百五十九封信都差不多，在內容上是一邊倒的——老子要餓死了，兒子趕快寄錢來。
殷福海是位很傳統的中國父親，向兒子要錢，視為當然。殷志鵬也是個很標準的中國兒子，雖然只有十五歲，他也認為節食事親是義無反顧的。
在這兩個半月，共產黨軍隊渡江前夕的存亡續絕之際，這位殷老先生活命之需的「金圓券」，便是他兒子在嘉義所得的微薄的「台幣」工資換來的。
這位殷老先生也是位「多產作家」。在他向兒告急求救之外，他也描述了南京在被佔領前夕驚心動魄的社會情況。這些毫無虛假、實人實事的小市民的生活狀況，豈是些作偽成性的「官書」和那些自吹、自捧、自罵的「名人回憶錄」中所能找得到的！
看官信否？莫瞧殷福海是個小「市平」，他所無心寫來的這本小書，才真是一本奇書呢！讓我們且抄一兩段來看看。
小部共產黨軍隊已達浦口。所隔者，長江也。據云陸路只十五華里即達首都。性命付諸於天！
南京物價波動，說出來真要嚇一跳。豬肉一百元一斤，青菜五元一斤，食米已達一千七八百元一擔，糯米每石三千二百元尚買不到。
汝可將肥皂賣了（志鵬去台時曾帶了些肥皂想販賣圖利），連同薪餉合併寄來父用……（1949年1月27日）
來信有一二日內發二月份薪餉，發下望速交郵寄來……現在私米已升至三萬元一石。京地情形，日趨險惡，炮聲隱約可聞。滿街散兵游勇，漫無秩序……滿街流民圖，觸目驚心，干戈何日才能結束？嗚呼！涉筆至此，能不凄然流淚！？
……！！
見信速將錢寄回應用。（3月9日）
此次官米早晚應市，要三萬元一斗……要多寄錢來……（4月12日）
以上是一位留在南京的爸爸告訴他逃往台灣的兒子，南京易手前兩個半月內社會生活的實況。就食米一項而言，已由一百七八十元一斗漲至三萬元一斗！
你如住在那兒，你如何活下去？
這位住在南京的殷老先生原也活不下去；他能活下去的原因，是他還有兩個賺「台幣」的兒子。可是當他發出第十封信之後不久，共產黨軍隊就佔領南京了。台幣來源斷絕，這位無依無靠的老人，帶著兩個無母的幼兒，究竟怎樣地活下去，就連他那流落海外的兒子也無從想像了。
大陸與台灣斷郵已二十四年了，但他們殷家父子之間只斷了十三年。在這渺無信息的十三年中，這位殷福海老人並未餓死。他究竟是怎樣活下來的，在他們父子恢複通信之後，老人並未直說。這或許是不願傷兒子的心，也或許是傳統讀書人的「頭巾氣」。但在蛛絲馬跡之間，我們知道他老人家最初還在一個佛教機構內以抄經為生。不久他就失業了，四處流浪，甚至露宿。兩個幼兒保不住了，被收入兒童教養院。其後幼兒又夭折，連入葬的破棉被也被「盜墓者」偷去。
殷福海自己呢？他隱約地說，一度曾寄住於「群丐麇集之所」（1963年12月13日信）。在這些群丐之間，那位寫得一手秀麗小字的殷老先生，是群丐之間的一丐呢？抑為群丐之外的特殊分子呢？那就費人深思了。
但是不管怎樣，這位殷老先生是活下來了。活下來的原動力，可能是他還有兩個流落海外的兒子，他相信他們是孝順的，有一天他們還可能繼續接濟他。這一天殷老先生總算是等到了。
殷志鵬是我的好朋友。我比他年紀大，幼年也比他環境好。可是他是個好兒子，而我不是。照大陸上的新標準來說，他的家庭出身比我好。所以我父親所受的苦難也比他父親所受的大。而先父既沒有向我寫過一百六十九封要錢的信，我主動地接濟他也遠不如志鵬。想想地球那邊的祖國和死去的父親，我自愧不如志鵬遠甚。子欲養而親不在，我心疚、我落淚、我泣不成聲。我不怕說，我哭得很丟人。
再回頭說說殷志鵬。
那個十五歲的難童，在台灣嘉義且工且讀，由中學而大學而考取公費留英、留美，終於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學位讀完後，正如他父親所說的「大小登科一齊來」，又娶了一位和他有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