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以前，劉紹銘先生寫信給我，要我為他在「華美文學」方面的新著寫篇序。我自己是個無事忙的大忙人，但是老友之命不敢辭，就答應下來了。慷慨承擔了劉兄的好意，老實說，實在出於「債多不愁」的無賴心情，跟他耍賴、拖債罷了；因為在紹銘之前，還有四位好友曾作同樣的吩咐，我至今還未交卷呢。
稍後紹銘去紐約開會，舊事重提，我還是滿口答應了。不久我們又重逢於台北，這才使我慌起來，看來是非兌現不可了。那時我正另有重擔，路過台北去新加坡。屈指一算，新加坡之後，紐約市大就開學了。在這兒，我又是個不得已而「炒回鍋肉」的系主任，校中一開學，那就更忙得不可開交，哪有工夫替朋友們的大著寫序？
今年（1982年）9、10月份，紐約市大開學後的忙亂，真被它弄得顛三倒四，因而也把為劉著寫序的心頭負擔丟到九霄雲外去了。孰知10月16日（星期六）下午，忽然門鈴大響，郵差送來一包挂號郵件，竟是劉著《渺渺唐山》的校樣，編輯先生留條：萬事俱備，獨缺我這篇「唐序」。看過這小條，再舉目四顧，真惶惶如喪家之犬——大有「二十年後，又是條小夥計」的心態。
「書中人」的感慨
《渺渺唐山》我是在無限忙亂的環境之下，搶看了一遍。可是不看則已，一開始看作者自序，我就放不下去了。紹銘本是個令人「一讀便放不下去」的作家。等我看到自己竟然也是作者所描述的華美舞台上的小演員之一時，我就益發放不下去了。我想作者可能也就因為我也是「書中人」之一，才要我作序的吧。
當我讀到本書第一章中作者提到的「哎喲派」所批評的華美四大作家時，我就情不自禁地提起筆來替他加註了——在那譯者尚不知中文姓名的Betty Lee Sung名字之下，我便加上「宋李瑞芳」四字。
瑞芳是位才女。她的前後兩位先生，都是與我有三十年交情的老友。她現在是我的同事，將來還會做我的接班人。在她的事業的發展過程中，我對她也還有過援手之誼呢。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其時正是本書作者所描述的「華美民族運動」發展到最高潮的時候。我本人誤入「陳橋驛」，被推動少數民族運動的青年學生「黃袍加身」，捲入了這場可歌可泣的民族運動。
這時是1972年春初，紐約市立大學之內的千把少數民族學生，和他們白種多數中的道義支持者，在校園內發動了一個黑、白、黃、波（波多黎各）、西（南美西班牙與土著的混血兒女）五族共和的大學潮。
我個人那時並不在市大，但在學潮期間，由市大當局緊急電告，趕回紐約，出任市大新成立的亞洲學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來平息學潮。那時，這個學潮正義在握，人多勢大，市大當局對它是有求必應的；而學潮總部當時對我的要求，以及通過我向學校當局所提出的整理亞洲學系的「五大要求」之一，便是與瑞芳有關的——她那時已是名著《金山》（Mountain of the Gold）的作者，因書應聘為紐約市大「華美學」（ese-Ameri Studies）的專任講師。
這批學潮青年當時加予她的「罪名」（用個後來才出現的名詞）便是「歌德派」。他們認為她在書中報喜不報憂，向那魚肉我先僑百餘年的白種種族主義者「歌功頌德」。
我在當時的看法，與這批熱血沸騰的青年又略有出入。我認為著述家應享有其個人著述的自由。寫華美移民史怎能罷黜百家、獨崇「缺德」呢？「歌德」的，也應該讓他們「歌」一下——這兒是個「開放的社會」嘛！何況「德」亦不無可「歌」之處呢。
這個惱人的「第五條」最後總算我以去留相爭把它劃掉了。我為此事，雖與其中少數「哎喲派」爭辯了一整夜，但我並沒有說服他們。其後這一派激烈分子不但繼續批評她，而對我這「老成謀國」的作風亦深致不滿——這就是後來「哎喲派」點她名的意蒂牢結的背景。
美東的華美學研究
對於1972年這場風潮，我必須指出，當時這個風潮里的華僑領導分子，都是一批民族感強烈、品學兼優的「華美青年」。他們的團體則是個ABC（Ameri born ese，美國土生華人）和CBA（ese born Ameris，中國出生美洲華僑）「竹心」（前者）、「竹節」（後者）的空前大團結。其中由於背景和個性的不同，難免有溫和與過激等等的宗派思想，但大體說來他們都是沒有黨派背景而動機純正的。十年後的今天，他們之間好多都已是紐約市掛牌的名醫和律師了，有時他們還結伴前來，找我這位「老師」話舊。好漢提起當年勇，好不開心！
在這次風潮中，我原是個不折不扣的「黎大都督」，雖然他們並沒有說我是被他們「從床底下拖出來的」。風潮初起時，我原在二百英里之外。我的出面是紐約市立大學校長馬歇克（Robert E.Marshak）打電話、送機票，把我請回來幫忙的。
風潮平息之後，亞洲學系正式成立，我便應聘出任該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我任內第一要務，除整頓傳統的亞洲學科目（歷史、文化等科）之外，便是開設十多門美國教育制度上史無前例的「亞美學」（AsianAmeriStudies）的課程，諸如「亞裔民族移民美洲史」、「美國政法制度與亞裔移民適應之研究」、「美國亞裔少數民族社區發展之變遷」、「亞美文學選讀」、「亞美文化衝突」等。這些也就是作者在自序上所說的「巧立名目」的課程，為傳統的經院學人所不取。
不過，我個人在專修美國歷史時，也曾有十年之功。可是在我為著考試而讀的幾百本美國史書中，「亞裔移民史」又幾乎是美國史上的一個盲點，有分量的史家不是無心忽略，便是有意地迴避。在那重重考試、泰山壓頂的情況之下，這一門也可完全不顧的，它絕不會構成學位考試中的一則命題。
最糟的還是我國老輩留學生，他們都是或多或少的特權階級人物，眼向上看，對貧苦無知、在洋人鞭笞下呻吟的華工苦力，照例是不屑一顧的。以前我就曾問過胡適之先生關於他留學時期的華僑生活。胡先生說：「那時，『我們』與『他們』之間沒有往還。」我聽到這句「我們」與「他們」的言詞，真發生很大的反感。
由於「我們」祖國政府和知識分子對「他們」沒有真正的了解、同情和撫助，在洋人欺壓下，華僑社會乃滋長出它們特有的、自生自滅的畸形發展——不易為外界所了解的畸形發展。而受過美國教育的下一代華人，也就相應地滋生了畸形發展的心理狀態——他們可能由種族感而引起對壓制他們、歧視他們的白種種族主義者的憤恨與抗暴的心態。這一心態也可能導致他們對自己的祖邦、長輩乃至華人社區中一切事物，也同時鄙視與憎恨。這就是一部分過激的「哎喲派」的心理背景。在他們身上，情感的衝動遠超過理智的思考與學術的研究。
另一種，則是難免由於自卑感和在洋人社會中力爭上遊，而像本書上所說的向「白種中產階級」脅肩諂笑的風氣。其實這兩種方向，都是病態。
至於怎樣才算正當呢？我那時的想法——也算是一廂情願的書生之見吧——是從學理研究著手，把上述這些科目，從「巧立名目」的現狀，逐漸移向「學術正軌」，使「亞美學」漸次提升到正統的社會科學的地位上去。這便是我那時努力的方向。
但是在美國大學裡，開設新課程的手續與條件是十分繁雜的。這十多門課的主要內容和「教學提綱」（course proposals）幾乎是我這位系主任一手趕製的。要在短期內把十幾門史無前例的新課提出來，並交校方各審查委員會投票通過，然後再編入全校的教學規程（college catalog），真是一件披心瀝血的工作。為著這一提綱，我所涉獵的參考書籍竟多至數百種。幾年之後，我又把這些書目重加詮釋，並贏得了美國聯邦政府的資助，編印成書。這份「注釋書目」，不知何時竟為老友李志鍾教授所探悉，他乃鼓勵我付印，取名「第三種美國人」（The Third Ameris），就在1980年出版了。它雖然只是一本小冊子，而我在為它催生的初期，卻因疲勞過度而被送入昂尼昂特醫院。真是涓涘之獻，也是瀝盡心血的。
這門新興的「亞美學」，截至今日，在美國仍只有東西兩大中心。在西岸便是以伯克利為首的加州大學，在東岸便是我們的紐約市大了。不過那時在西岸所成立的，還不過是些「中心」、「計畫」一類的單位，為此科設立正式學系，恐怕就只有紐約市大一校了。而我本人——雖是被拉夫上陣，卻是市大方面的主持人。在當時「亞美學」發軔期中，在教學行政上，我也算是頂半邊天了。所以我才不揣冒昧地把我自己也說成這本亞美文學專著《渺渺唐山》的「書中人」。
捲入「颱風」的經過
落筆至此，我倒想補充一句：我當初出任紐約市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