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986年）6月初，一次我正擠入北京飯店擁擠的電梯自上而下時，忽然背後人叢中有一乘客伸手在我肩上敲了兩下。我回頭一看，發現竟是楊振寧教授。他住在五樓，我在三樓，他先入為主，便被擠在電梯的後面了。老友「異域」（！）重逢，「他鄉」（！）遇故知，十分高興。
振寧告訴我，他在人民大會堂做七次學術講演，那一天是第七次，晚間無事，大家可以聊聊。
這次正好我的幼妹德縜亦在北京。德縜是學汽車製造的，她和丈夫朱子智都是大陸上自製的最神氣的「紅旗牌」轎車的骨幹設計師。二人都是高級工程師，子智更是長春第一汽車廠深圳分廠的總工程師，二人也都曾分別領隊出國訪問，到過日本和美國。
德縜聽說我與楊振寧這位大名人有約，大為高興，一定要我也帶她去看看楊振寧，她除去要瞻仰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的風采之外，還有另一個目的——要去「問問道」，因為她的兒子朱工今次高中畢業，在吉林省會考，考了個「解元」——物理第一名，全國統考也名列第七，在全國大學聯考中，免試升入北大或清華物理系，他選擇了北大。這在今日大陸統考那種瘋狂的競爭之下，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兒子既然也學物理，那麼媽媽要向楊振寧請教，當然是順理成章的——在約定時間，我們就一起晤面了。
振寧兄不棄，對德縜兒子將來學習的方向頗多指點。他們都是搞科學的，德縜的專業是電子工程，俗名「電腦」的科學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吧。據她美國同行對她的推許，認為她那點點電腦知識在美國相同等級工程師的薪金至少是十萬美金一年，而她在長春的每月工資只有人民幣九十元（約合美金二十五元）。所以我這位女工程師的妹妹似乎學得也還不錯。
楊兄和我這位幼妹究竟談了些什麼物理學，我已全部忘了。不忘了，那也是牛聽彈琴——雖然我這位老哥當年考大學時，據朋友們替我在「教育部」所查原卷，物理也曾考一百分，但是被一些不講理的大主考硬扣成八十分，理由是我在湖南區考的統考，湖南區閱卷分數松，所以被扣了百分之二十。這一點我至今不服，還要繼續向陳立夫老伯抗議！英漢史地，您扣掉我二十分小子何敢吭一聲？但是數學、物理硬邦邦，怎可胡亂地打我折扣呢？
可是陳公今日縱使對我加倍發還，我對他二人那晚的對話仍然是一竅不通。
不過那晚振寧兄和我也談了很多——我二人談的卻是《傳記文學》。
楊振寧和我一樣，也是一位「合肥老母雞」，雖然他能講一口「京腔」的國語。在他獲諾貝爾獎之前，我們在普林斯頓便認識了。認識的原因，大概是我那口鄉音未改的合肥話吸引了他的好奇，我二人一敘，竟是抗戰初期的中學同班。當年為戰火所迫，他自北平、我從南京先後轉學故鄉。但是他父親是清華大學的名教授，所以他在合肥盤桓不久，便轉學到昆明去了，後來由統考考入西南聯大。我是個鄉巴佬，逃難時只好死守著學堂，在敵人的機槍聲中，穿著草鞋，翻山越嶺，逃到武漢。由所謂臨時中學改編成「國立安徽中學」，再次改成「國立第八中學」落戶湘西。後來我在湘西參加統考，考入中央大學。
我們那次逃難是舉校搬家的，全校老師和數千男女青年都穿著草鞋，踢踢躂躂地跑到後方去，十分羅曼蒂克。這些當年的草鞋青年，今都垂垂老矣。前不久還有老同學女詩人闞家蓂（匹茲堡大學名教授謝覺民的夫人）填詞憶往事，並寄給我要我狗尾續貂，「和」她一番。我「和」她些什麼歪詩，記不得了（據說家蓂還保存有原稿），但其中有兩句我還記得是：「三千小兒女，結伴到湘西。」這三千小兒女中，就包括了楊振寧當年的整個老同班。
振寧在校時間太短，沒有參加逃亡，所有老師和同學的名字他都忘了，只記得「學生程度很整齊，老師陣容也很傑出」。我自己受惠極深而念念不忘的一些老師的名字如沈沅湘（數學）、沈蘭渠（化學，綽號「老猛」，合肥城關話「某」字說成「猛」字。沈老師是城關人，故有此雅號）、鮑哲文、張汝舟（國文）、施伯章（英文）、劉毓璜（歷史，現在還在南京大學教授歷史）……諸先生他已記不清了。
後來楊兄一舉成名，得了諾貝爾獎，成了個聞名世界的大偉人，交際圈一下擴大百十倍，應接不暇。這一來我們反而疏遠了。不是他貴易交，而是我這位小老鄉、老同學不想去找他了，理由很簡單：不想「殺入重圍」。像楊兄這樣的名人，到任何地方，圍他的人都是一圈一圈的，你想「一親芳澤」和他握個手，就得勇往直前去「殺入重圍」。花了這麼大的氣力「殺入重圍」，如果去和漂亮女明星接個吻，那還值得；「殺入重圍」去和楊振寧拉一下手，那我就不幹了。不幹，就疏遠了。
前年，大陸的名作家、其後出任文化部「尚書」的王蒙也曾問我，他四訪紐約，為何難得一晤，我也告訴他相同的故事。這是人際關係，活生生的事實嘛。社會學家如有興趣，把這現象概念化一下，也可得出某種某種的「定律」來。
不過，近三十年來，承振寧兄不棄，在不需「殺入重圍」的場合下，我們還是不時往還的。一次，他身懷大筆獎學金，代表「紐約州大」來招兵買馬，我代表「紐約市大」來接待這位施主，並多少求點情，還把我一個學生送入州大研究院去讀史學博士學位。
前不久我們又在一位朋友家見面了，那也是我第一次拜見他的老太太——楊伯母。我見她老人家，她老人家見我，真備感親切，因為這老人所說的話和我母親所說的幾乎一模一樣。這在故鄉三萬里之外，是不易聽到的。
去歲我們北京之會，振寧還學他母親用合肥話說：「啊唐德剛，唐德剛，唐家圩的，唐家圩的。」（「圩」，土音讀「圍」）
與振寧兄一夕之談，使我覺得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平時我們雖往來無多，但他對我這位小同鄉、老同學並不陌生——他知道二三十年我在幹些啥子——我寫的那些破銅爛鐵，他居然也看過，而多半都出自《傳記文學》。
楊振寧這個物理學泰斗居然也是《傳記文學》的長期讀者，這倒使我頗感意外。在《傳記文學》二十五周年紀念之時，我得向「劉傳記」報告這個好消息。下次楊公蒞台，「劉傳記」對這位不平凡的讀者，應大請其客才對。
我們北京之會，振寧兄對「我的朋友」胡適之、李宗仁雖很熟悉，但他對他老太太口中的「唐家圩的，唐家圩的」是怎麼回事則不甚了了，問我是怎麼回事。
「唐家圩」這個古老而神秘的東西現在是在地球上消失了，也永遠不會回來。前幾年台北有位讀者寫信問我「家在何處」，我回她說：「……家在吳頭楚尾，欲飛還，怕繞空梁……」那時我還是估計得太樂觀了點，其實我這個「家」被挖土三尺，夷為平地，哪還有什麼「空梁」好繞呢？
「唐家圩」是個什麼東西呢？我原先是在其中度過童年的小主人之一，卻不知其所以然。等到進了大學，學了歷史，抗戰末期返皖，步行通過黃淮大平原——尤其是通過一個據說是穆桂英挂帥的地方的穆家寨（後因穆氏式微，寨已換了主人，也換了名字）——我這個對社會史有興趣的歷史系畢業生，才頗有所悟。
「圩」這種東西在河南叫「寨」，在陝西或許叫「圍」——毛澤東在長征途中，就曾打過這種「土圍子」——在我們江淮之間則叫「圩子」。它是黃淮一帶平原之上，動亂歲月里（中國歷史上，有幾年無動亂？），農民聚族而居、紮寨自保的一種東西。某年「穆柯寨」里出了女寨主桂英，她看中了鄰寨里一個漂亮青年楊宗保，一時芳心大動，乃帶領嘍啰一下把宗保擄來，強迫他做「午夜牛郎」，和一個又老又丑的女寨主結婚，那可能就是《穆桂英招親》這齣戲的本事了。
我們姓唐的這群貧下中農，又怎麼扎了個「唐家圩」呢？這是中國社會史學上一個有趣的題目，說來話長，足夠寫篇博士論文。
其實在我們那一帶扎圩子的也不只我們姓唐的一家，沈從文的丈人家張家也是一個。另外還有個「劉家圩」（出了個麻子寨主劉六郎，在台灣還有個銅像的劉銘傳）。除此以外還有個「周家圩」，合肥東鄉還有個「李家圩」出了個李鴻章……真是欹歟盛哉。
華裔人類學家許琅光教授曾寫過一本書叫《宗族、種姓與社團》（Francis L.K.Hsu，，Caste & Club.Prion，N.J.，1963.）來比較中、印、美三個社會結構之不同，而說明中國社會結構是以宗族為重心，不像印度人之側重宗教階級和美國人之注重「俱樂部」。
我們那些「寨」和「圍」在以前也都是一種宗族組織。不特此也，我們合肥那些所謂大族還有個總根，這個總根據說發源於江西省的一個小鎮叫「瓦礫壩」（「礫」字，合肥土音讀「折」）。
筆者在美國參加了「旅美加安徽同鄉會」。會友中凡屬祖籍合肥而知道祖宗背景的，幾乎都說遠祖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