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學》創刊二十周年紀念學術討論會講題之七）
我個人這次可說只是「路過」台北，恰逢劉紹唐先生《傳記文學》二十周年大慶，也真是「巧遇」。我既然是《傳記文學》的長期投稿人之一，是「劉司令長官」麾下的一個「過河卒子」，在道義上、興趣上和職業上，我都自覺有參與盛會的必要，所以我就提前兩天自紐約動身到台北來了，但是我未想到紹唐居然也要拉我的夫，強迫我上台說十五分鐘的話——這在當前大陸上史學界的術語里，便叫作「做學術報告」，十五分鐘的「學術報告」。
記得遠在二十八年前，那時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也舉行了一個創校兩百周年的紀念會。他們也拉夫拉了胡適之先生，要他以中國校友身份，到電台上去作十五分鐘的講演。哥大在講演之前一年便通知了胡先生，據說胡先生為這篇十五分鐘的講稿足足的預備了三個月，易稿十數次，最後才上台亮相的，這篇講演最後當然講得十分精彩。
講演和寫文章一樣，是愈短愈難的。據說在中國古代，只有王安石最會寫短文章——所謂「半山之文，愈短愈妙」。但是一般平庸的作家，像我自己一樣，就只會寫「王大娘裹腳布」，又臭又長。要寫短文章、做短報告，則非得有長時間充分準備不可。為十五分鐘的講演，胡適要花三個月，那我至少也得花十個月八個月——雖然《傳記文學》只是二十周年紀念，而哥大則是二百周年。可是我收到紹唐兄的通知至今還不到三十小時。同時由於中美飛行的時差還未校正過來，三十小時有一半都給我睡掉了；另一半時間則和一些老友和新交吹牛吹掉了。所以我這次上台，可說是毫無準備——而這個大會又是專家如雲的大聚會，我這樣冒失登台也實在太不自量、太大膽了。但是紹唐先生老友之命不敢違，只好硬撐著上台，耽誤諸位的寶貴時間，來「土法鍊鋼」一番，實在抱歉之至。
我個人既然在「學術」上「報告」不出什麼東西，但我自己畢竟是學歷史的，尤其是傳記方面的歷史，所以我想講點兒我這行職業上的感想，請諸位指教。
我第一個感想便是我覺得我們學歷史的都是一群「阿Q」。阿Q是個弱者，被人打了一頓而無法還手，他便說今天老子「被兒子打了」。這樣一想，他就勝利了。他雖然打了我，哼！我是他的「老子」、他的「爸爸」，也就值得了。
阿Q有時也要欺侮一下比他更「弱」的「弱者」——他要去「摸一摸」小尼姑。小尼姑唧咕他一下，阿Q說：「哼，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
我們學歷史，便是一群這樣的阿Q！
且看我國第一個——也是最偉大的一個歷史學家孔仲尼先生。孔子自命為「儒」。儒者柔也，凡事不抵抗，逆來順受。他老人家受人一輩子閑氣，被人撤職，被人查辦，被人「絕糧」，被人圍攻，最後被人趕出國門去流亡十四年。但是他還是口口聲聲地「不報無道」——換言之，便是任憑人家如何欺侮我、虐待我，老子絕不以牙還牙，縱使不「報怨以德」，也要「報怨以直」——相信公理一定勝過強權。
但是這個「直」（公理）始終無法伸張，又如何是好呢？那麼孔子就著書、寫歷史、作《春秋》；可是作《春秋》又不敢破口大罵——只在字裡行間，隱隱約約地罵人「混蛋」，是謂之「微言大義」。但是人類歷史上的事實，卻是「槍桿出政權」。試問自古以來哪些壞蛋真正怕你吭都不敢吭出聲來的「微言大義」呢？歷史學家對此也有解釋，他們說：哼！兒子不聽老子話，又有什麼辦法呢？老子想想，也就罷了。
可是阿Q卻要作弄好人——像小尼姑一樣的好人，所謂「責備賢者」。只有像小尼姑一樣的賢者，才怕孔子的「微言大義」呢。小尼姑要維護貞操，賢者愛惜羽毛，好身後之名，所以才怕人在死後罵他、鞭他的屍。「亂臣賊子」才不怕什麼鞭屍呢！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句話要改成「孔子作《春秋》，而賢者懼——小尼姑懼」，才比較接近歷史事實。
我國的歷史學家，自聖人而後，至司馬遷、司馬光、班固、陳壽……到胡適之、沈雲龍、黎東方、李國祁、蔣永敬、李雲漢、張玉法，到黎東方的學生劉紹唐、唐德剛……都是一群阿Q。阿Q教授教出阿Q學生來——大阿Q教小阿Q。
從可憐的阿Q，我又發生了第二個感想——那就是別看阿Q可憐，他有時也十分兇狠，狠得像「最凶的閻王」。他在喜怒之間，有時也可把有罪或無罪的小鬼，推下油鍋，丟上刀山。五殿閻羅的審判過程是十分不民主的——他那兒沒有「陪審制」，只要他硃筆一划，你投人胎、投狗胎、投豬胎……上刀山、下油鍋，悉憑尊便！
就拿我們的中國古代史來說吧。孔子言必稱堯舜，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是否有其人，現在的任何歷史學家都不敢亂說，至於文王、武王則確有其人。可是所謂「文、武、周公」是否可跟我們的真聖人孔子相比，恐怕就很難說了！
我們讀古代史，夏桀、商紂究竟壞至什麼程度，文王、武王、周公是否真是聖人、完人，我個人讀古書，就不敢盲從。夏桀、商紂可能是耍槍桿、運用國家機器來鎮壓老百姓的「獨夫」，但是文、武、周公也顯然是「槍桿出政權主義者」，和他們同時的兩位賢者——「大學教授」的伯夷、叔齊，就分明說他們之間的內戰是「以暴易暴」。再看我們現代中國洋化了，有什麼國旗、國歌、國花……古代中國則有一種國樹，以這種樹來代表一國政權的性質。且看他們夏、商、周三代的國樹又是些什麼植物呢？有一次魯哀公問孔子的大門徒宰我，在國家祭壇邊應該種什麼種類的樹。宰我回答說：「夏後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慄。』」
把這句話譯成白話文，大意便是：「夏後氏以松樹為國家政權的象徵，殷商則用柏樹，周朝人則用栗樹，用栗樹的意思是要老百姓看到這樹就感覺戰慄。」
宰我是孔門「十哲」之一，他的道德文章至少不在黎東方、沈雲龍諸教授之下。他的話不是胡說八道的，是有根據的。我們不能因為他歡喜睡午覺，便不相信他深厚的史學訓練，否則魯哀公也不會聘他做「國策顧問」的。
根據宰我的考證，周初的「革命政權」原來是個「使民戰慄」的恐怖政權，那樣的話，在叛亂成功之後，一連串的「鎮反」、「肅反」之可怕，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在六百年穩坐江山之後，「鎮反」、「肅反」的結果，公正的史學家被殺的被殺、該餓死的都餓死，大家六百年都不敢放個屁，暴君變成了聖賢，歷史就被歪曲了。連一個「殷遺民」的孔聖人也信以為真了！
我們如把一部「二十五史」從頭讀起，「不疑處有疑」，恐怕一整部中華民族史都要重寫了。
重寫歷史，我們今日當然大可不必。將錯就錯，又何傷大雅呢？我個人今天來懷疑聖賢，只是想幫助說明歷史學家一支筆是多麼可怕就是了，它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司馬遷出言不慎，被皇帝把生殖機構破壞了，他有氣沒處出，便「微言大義」一番，把「今上」的祖宗大罵一通，說他是流氓地痞，不慈不孝……甚至是個同性戀患者——下流無恥至極。其實嘛，劉邦不一定就那麼壞，壞就壞在他的子孫不該把個偉大的歷史學家「下蠶室」就是了。
司馬遷是個大阿Q，但是司馬遷也是個最兇狠的「閻王」。他把劉邦這「小鬼」，戴高帽、遊街、打入牛欄，讓他兩千年不能翻身、平反。
這種以恩怨執筆的複雜心理，不但正式史家如此，野史家比正史家更可怕。就說魏武帝曹操吧。曹操也不一定是個「白鼻子」，他說：「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對阻止內戰、恢複文教是有大功勞的。但是他被一些野史家——一些「劉紹唐」領導下的野史家們，糟蹋得不成樣子。你看他在《捉放曹》中的表演多麼可惡。
曹操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有崇高地位的人，我不相信他會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這句話顯然是「劉紹唐」的「野史館」中傳出來的，其力量與影響，是遠大於「正史館」的。
以上所說的只是貶的一面。其實褒的一面也是一樣的。就拿諸葛亮來說吧。論古今用兵，在我們心目中，諸葛亮算是第一人了，白崇禧將軍綽號就叫「小諸葛」。以前湘軍有個將領（是左宗棠吧）即常常以「諸葛」自命，一次他打了個勝仗，不覺得意洋洋地說：「此『諸葛』之所以為『亮』也！」又一次，他又打了個敗仗，弄得垂頭喪氣，他一個幕僚就取笑他說：「此『葛亮』之所以為『諸』（豬）也！」左氏大怒，據說後來便借故把這個幕僚「修理」了。
其實諸葛亮用兵遠不如曹操。陳壽在《三國志》上便說用兵「非其所長」，但是我們「野史館的劉紹唐」，硬說他用兵是古今一人，他也就浪得虛名了。
再看我們所身歷的民國史吧。我們的官史家、野史家——尤其是野史家，對一些頗有幹才、頗有政績的民國豪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