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汗牛充棟的傳統史學裡，所謂紀傳體——也就是那部頭最大、撰修時間最長的正史（二十五史）所採用的體裁——實是史學的主流。其實紀即傳。司馬遷原是這一體裁的創始者，而司馬遷所寫的《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事實上便是「項羽傳」和「劉邦傳」。所以換言之，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傳統史學是以傳記為主體的。傳記寫的是人的故事。把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社會行為忠實而有趣味地記錄下來，讓人百讀不厭，那就是傳記文學了。
論傳記文學，推上去，司馬遷當然是這一行的鼻祖。我國古代各行各業照例都供奉他們的祖師爺——例如木匠的是魯班，唱戲的供的唐明皇，藥店供的神農，醫生供的是華佗，等等。所以劉紹唐先生如果也要在「傳記文學社」供一位祖師爺，那麼司馬遷也就該當仁不讓了。
不過傳記這項文學，在二十五史的頭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之中，都寫得很好，其後便愈來愈糟。形式主義化的結果，到《清史列傳》和《清史稿》上的「列傳」，簡直就令人不忍卒讀了。
由於正史的形式主義化，它也就影響了私家傳記作者的寫作。所以在中國的傳記文學裡，「四史」而後，簡直沒有幾篇可以說是膾炙人口的作品。
司馬遷不但傳記文學寫得好，他的自傳文也照樣寫得好，他那篇《太史公自序》，便是第一流的文學作品。不幸的是，這個自傳文學的傳統，和傳記一樣，也流於形式化。以後大家乾脆就不寫傳記和自傳了，索性來他個流水賬——所謂年譜。一位老先生自知快要蒙主寵召了，想自我留名後世，便來他個「某翁自訂年譜」。筆者昔年管圖書，浪費人家的錢，把這類年譜買了不知道多少筐、多少簍，有時偶爾也去翻看翻看，看得生氣，不覺便投書於簍——啍！我又不是你的兒子、你的孫子，看你這種書幹嗎！
可是這個僵化了的傳統，在西風東漸的近百年中，漸漸又顯出復甦的跡象。縱是最枯燥的年譜，在「現代化」了的寫作之下，也有極多可看之書。老同學竇宗一先生所寫的《李鴻章年（日）譜》（1968年香港友聯書報發行公司出版）便是一本不朽的佳作。在全書中，作者自己幾乎未寫一句主觀的評語，他只是自多如牛毛的有關李鴻章的史料中選其精華，按時序排列，讓李鴻章去說他自己的話。在這本小書中，李鴻章真是栩栩如生，令人百讀不厭。
欣羨之餘，筆者於1962年《李宗仁回憶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之一）中、英二稿同時完工之後，心目中的第二部書，便是想向宗一效顰，來一部《蔣中正先生年（日）譜》，並想在蔣公百年之前，於關節處所，以「口述錄音」方式，請「老師」「自訂」。
蔣中正先生是我的「老師」。
1943年春初，蔣公接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時，我正是該校歷史系畢業班的學生。事緣前校長顧孟余先生被迫辭職，而教育部派來的繼任人又不見經傳，這未免小視了我們國立中央大學的大學生了，所以我們拒絕接受這新校長，鬧了個偌大的學潮。教育部收不了這個爛攤子，乃呈報行政院解決，而行政院下來的批示，則是「本院長自兼」。
這一來不但教育部不敢擋駕，我們大學生也不敢鬧了。我們貼出一張偉大的大字報（當時叫壁報吧）：「歡迎校長早日蒞校辦公。」
接著我們又收到校長室執事人員的傳話，說：「校長不許歡迎。」抹了我們大學生一鼻子灰。
校長雖不許我們歡迎，我們還是歡迎了他。自此以後校長每周來校辦公兩小時，這時我們全校師生也就按時輟工兩小時去「看校長」。後來我畢業了，畢業證書上的署名也是「校長蔣中正」，所以我就變成不折不扣的蔣中正先生的「學生」了。
二十七年過去了。1970年冬我們在台北開會，一天早晨蔣公點名召見我們「留美四學人」。當他老人家問起我的學歷時，我開玩笑地說：「我是『天子門生』啊！」
蔣公也微微地笑了笑，卻說：「你是中央大學畢業的？」
「是呀！」我說，「我是三二級，歷史系。我的畢業證書就是您簽名蓋章的啊！」
「那麼你年紀……」
「老師不要問我的年紀了，」我說，「我現在的年紀，正是那時您在南京，我們向您『獻機祝壽』時，您的年紀。」
我沒有稱他「校長」，因為「校長」是黃埔等軍事學校畢業生稱呼他的專用名詞，我未便亂用，所以我稱他「老師」。
當我靠在沙發上和我的「老師」嬉皮笑臉地一答一問之時，我看那沙發上只坐了半個屁股的某學人，臉上一紅一白，似乎有點局促不安起來。蔣公身邊的兩位侍從，似乎也有點驚異。
可是，我倒（覺得）有點奇怪。我覺得坐在我們前面的「我的老師」是那樣慈祥、和善、笑容滿面的一位老人，其他人等幹嗎那麼緊張？
「老師，」我笑著說，「您沒有老呀，您和我們在重慶看到您時，還差不了太多……」
「時間過得真快呀！」「老師」感嘆地說。
「你很好！」「老師」又慰勉地說，「你以後寫歷史有什麼需要的話，告訴我，我可以支持你！」
這樣便結束了輪在我名下的簡短談話。我想我們這次奉召謁見，台北官方可能還留有正式記錄亦未可知。
我那時的幻想是提著個錄音機去找我「老師」談話，以補充我那時已經著手的新著《蔣中正先生年（日）譜》。等到這部「資料書」完成之後，再來「筆則筆，削則削」，一部忠實無欺的《蔣中正先生全傳》就不難下筆了。
以上便是我個人心目中想寫的第二部傳記兼自傳的幻想。可是不久我就覺得我這個計畫（project）太不切實際了——我想要把我的「老師」蔣中正，當成我的「老同事」李宗仁，那如何辦得到呢？
李宗仁先生是抗戰時期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我也在第五戰區當過兵，所以李德公總喜歡說他是我的「老同事」。其實我在紐約和他合作寫書時，也真像個「老同事」。有時郭德潔夫人不在家，李德公就替我燒個安徽火鍋（李公是個好廚師，但他說這火鍋是他從安徽六安學來的）、四碟小菜，我二人就「煮酒論英雄」了，有時「論」到深夜，他還不讓我走。也有時我回家後乘妻兒熟睡之時，憑著三分酒意，在書房之內也就寫個通宵，翌晨萬餘言的「英雄掌故」就出來了；再過兩天英文稿也跟著脫稿，一窩等著看的洋人，也就念得搖頭擺尾。
這是李宗仁的故事。只要他沒錯，我就秉筆直書；他弄錯、他胡吹，對不起，我筆則筆之，削則削之——大段刪除。有時這位四星上將的「代總統」不服氣了，嘰嘰咕咕。但是他也知道，秀才遇到兵，固然有理講不清；相反的，兵遇到秀才，那穿二尺五的，也有理說不出——他一個人的腦袋，總敵不過我圖書館內三十萬捲圖書。
但是縱使一件史實是忠實無欺的，可是解釋起來，必然會有其一面之詞——這不但是個歷史學家對一位歷史製造者所無法阻止的，同時也是應該鼓勵他說的，是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讀史者欲知真相，則聽了公的，再去聽婆的，那自然真相大白。
所以在李宗仁的中英兩稿定稿之後，我這位執筆人便一再嚴重地警告我的讀者說，這本書是「桂系的一面之詞」，偏聽、偏信、不聽、不信，都是不對的——誰又料到這個「一面之詞」，二十年後竟會在中國大陸上擁有千萬以上的讀者！
就我個人來說，我那時的心理是：聽過桂系的了，再聽聽「中央」的。由於這一心理的驅策，在我的「老同事」不幸去世之後，我就想找「我的老師」來反證一下，如此則一部信史便可以動筆了。
回到紐約之後，我又把我的計畫仔細地想了一想。我發現我自己太幼稚——我怎能和「我的老師」一道吃安徽火鍋、「煮酒論英雄」呢！這也使我理解了孔門弟子——蘇格拉底、柏拉圖也是如此說的——夫子「在位」和「不在位」的問題。
還有使我聯想到的便是我國傳統史學上所謂官修和私修的問題。官、私兩家雖各有短長，但是傳統著述之內，好的史書幾乎都是私修的。另外一個實際問題便是，如果搞官修，則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海內人才濟濟，哪裡又需要一個「遠地和尚」——搞歷史的華僑來幫閑呢？
此外還有個職業轉移的問題。我回紐約之後，發現哥大有一批洋人和日本人正在多方策動把我轟出哥大。區區在哥大一未貪污，二未瀆職——那些轟我的人也是有良心的，他們口口聲聲說我對哥大有「重大貢獻」（這話承情他們到現在還在繼續說下去），而我又位卑名低，向不構成對任何白人或日本人爭名爭位的任何威脅，轟我做甚？殊不知天下事之不知道理由的卻正多著呢！我怎麼也沒想到，當年領頭轟我的人十年後自己也被轟掉了。如今哥大全校也同樣張口結舌——不知道什麼原因。
這段小插曲使我想到孔仲尼先生有時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