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丈吳開先先生是國府主政大陸時期的一位重臣、高幹和抗日陷敵未死的「倖存烈士」。他在1939年秋，正當我民族抗戰最艱苦的歲月，汪精衛在南京組織偽政府緊鑼密鼓之際，奉蔣委員長之命，自重慶經南洋潛返上海，借租界掩護，領導淪陷區抗日活動，並破壞汪偽組府工作。
蓋斯時我軍新敗，敵後人心動搖。汪、陳（璧君）諸逆乃詭稱漢奸主和乃汪、蔣之「雙簧」，汪氏之「國府還都南京」，有渝方蔣公之默契。一時頗能蠱惑人心，動搖抗戰信念。因此吳開先返滬之主要目的，便是向敵後人民，尤其是上海金融巨子，重申抗戰要旨，揭穿此「雙簧」之煙幕。吳氏並冒險公宴滬上金融界諸領袖人物，於宴會上以中央大員身份，直斥汪、陳諸逆為漢奸、「雙簧」為謬論。一時忠奸有別、涇渭分流，汪氏組府幾至一籌莫展。其原因便是汪氏組府之最重要「閣員」，厥為偽「財政部部長」，而開公望重春申，與滬上金融界原有膠漆之誼。今又銜蔣公之命，挾孔祥熙氏之密函，足可阻止汪偽向金融界之滲透。汪偽之「財政部部長」，勢必選自上海金融界，而金融界諸賢拒不附逆，則汪偽之窘可知矣。
汪精衛當然也不是省油燈。他原是國府元老、黨中副總裁，在上海一帶自有其龐大的潛勢力。如今組織偽府既受吳開先之阻撓，乃欲以得吳氏之頭而甘心。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汪偽竟懸十萬現洋重賞，以購吳氏頭顱。以那時十萬元的購買力來折算，也可說是書生頭顱有價！
這時吳、汪之間雖忠奸有別，在實力上倒是旗鼓相當的。開公那時是重慶國府駐滬的最高級幹部——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該黨組織部副部長。因此國府留滬各系統、各機關，在體制上都悉聽調度，再加上各級幹部同仇敵愾之心，則開公所掌握的實力亦自可觀。
據開公告訴我，他那時匿居滬上，是不管「行動」的。那種披堅執銳、與敵偽在街頭戰鬥，自有那些經特殊訓練的中下級忠貞之士去赴湯蹈火。他自己的職責則是抑制汪政權之擴展，作曲突徙薪之謀。敵偽雙方當然深知他的重要性，然格於當時租界上的英美勢力的阻撓，他們對吳氏這位上海社區的地下領袖，也無法加以有效的報復。可是這一形勢，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瞬息之間便大局逆轉了。
太平洋戰爭一起，美、日立刻宣戰，日軍乃沖入租界。他們那時要搜捕我方的第一要犯，自然就是吳開先了。處此緊急情況之下，開老理應呈報中央，撤入安全地帶，無奈他藝高膽大，自恃為老上海，以為在數百萬市民之間化裝隱匿，敵偽雙方都是不易尋獲的。這一點，他雖保持了他的愛國心和責任感，並表現出他吃老虎的個人膽量，但是他也低估了敵偽的搜捕能力——重慶方面派來如此重要的人物，在區區上海一市之內，他們竟然搜捕不著，則敵偽特工的這機關、那機關，豈不通統都要關門了！
他們終於掌握了吳家匿居的線索，偵騎密布，便把吳開先這個渝方派來的地下總指揮，於1942年3月18日午夜，一網成擒！
日軍殺人之殘酷，遠在德國納粹之上。抗戰初起，他們在南京一地，三天之內就屠殺了三十餘萬軍民老幼；而其殺人手段之野蠻殘酷，是史無前例的——吳開先這位在上海地區領導抗日的第一號人物，現在是落在日本屠夫手裡了。
汪偽特工殺人之殘酷，亦不在日寇之下，懸十萬重賞、死活不拘的頭顱，現在就在刀下——身首異處，一秒鐘內就可決定！
我們讀歷史的人、看電視劇的人，對烈士、對受難者、對屠夫、暴君、劊子手……看得何等輕鬆！
「自古艱難唯一死！」身臨生死邊緣的仁人志士的感覺，可不一樣啊！
被捕後的生死抉擇
開公被捕之後，有幾種可能的下場：
以他個人在敵偽眼光中的「罪大惡極」，他可以被「立刻處決」。
以他在國民黨內的身份和內幕知識，他可被「嚴刑逼供」，終於「瘐死獄中」。
以敵偽之間乃至敵偽本身各派系間的爭功、妒忌與傾軋，他也可隨時被害。
可是在這種錯綜複雜的情況之下，他們如果對他另有用途，不要他死，那麼，他想做個「抗戰期間第一個為國捐軀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見汪曼雲文），這個光榮的烈士頭銜可也不易取得。吳氏決心服毒、跳樓、吞迴紋針、絕食……在現代的醫療條件之下，要死也死不了。
「烈士」並不是人人可做的。有做烈士節操的仁人志士，往往也是「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
一個戰敗不屈的將領，激於義憤，拔槍自殺，這在國共內戰中，有很多國軍高級將領如張靈甫、黃百韜等等都是如此「捐軀」的。可是被俘之後，自裁不死，其後又頗受禮遇，甚至「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但是你還是志立不屈，終於「從容就義」，那就很難了。縱是基於民族大義，而真能從容就義者，中華五千年歷史上，恐怕也只有文天祥相國一人了。洪承疇被俘之後，原先不也是決心殉國的嗎？
汪精衛這個大漢奸，他在中國歷史上的罪惡是道德大於政治的。汪氏組織了一個偽政權，其實他的偽政權並未做太多的壞事。貪污腐化，兩黨皆不能免，豈止汪氏？其實，他抗拒日寇在中國大陸徵兵往南洋作戰，且不無可記者。
汪氏之劣跡，是他破壞了民族道德——他不該以國民黨副總裁之尊，於抗戰最艱苦階段，血流成河、屍骨堆山之時，謬聽老婆之言，反身投敵。
我民族八年抗戰，在道德上說，是黑白分明的。汪、陳夫婦一旦投敵，乃把我們這個黑白分明的民族道德弄得一片模糊——使當時拋頭顱、灑熱血的愛國志士，在道德上莫知所適；而人類渣滓的漢奸，則個個手舞足蹈、理直氣壯起來。汪氏在歷史上的罪惡，莫有大於此者。
汪精衛本是吳開先的「長輩」——老上司、副總裁。黨齡、事功、道德……都是吳開先的榜樣，汪的左右也是吳開先的知交好友，如今忽然天旋地轉，吳開先竟然做了汪精衛階下的「待決死囚」！在這生死交關的情況下，汪氏如溫語招降，甚至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你叫吳開先在精神上何以自處？
為最低限度的保全性命著想，吳氏最簡單的辦法，便是「接受汪副總裁的領導」，寫一本「CC內幕」的暢銷書，加入老友周佛海、陳公博的行列。如此不但生命可保，高官厚祿也接踵而來——哪裡做不得呢？
或許有人要問，如此做法，將來豈不是落個漢奸下場？但是那時日寇正席捲東南亞，「大東亞共榮圈」之建立就在目前，重慶岌岌可危，全國精華均已在「汪主席」控制之下，中國即將是汪家王朝的天下——有誰會想到日本會無條件投降呢？
在那種情況之下，舍汪記新朝的高官厚祿不要，偏要待在死囚牢內，做個朝不保夕的、汪副總裁政權下的文天祥，那真是「愚不可及」了。
在那種生死交關、廟堂溝壑的強烈對比之下，吳開先竟然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那條「愚不可及」的道路，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內稱不避親！」我們搞歷史的，是應有啥說啥的——絕不因為他是我的丈人！
何以能越獄脫險？
但是吳開先這位死囚犯，為何在抗戰末期竟能越獄潛逃，堂而皇之跑回重慶呢？這一點就不能不歸功於盟軍作戰之英勇和正直的上帝之保佑了。
原來日軍在1941年12月8日偷襲珍珠港之後，不數月便席捲東南亞，囊括了整個西太平洋，一時氣焰之盛，真是拿破崙當年亦不過如此。美軍在新敗之後，在海軍上原屬劣勢。我有位學生王書君教授曾用中文寫過一本大書曰《太平洋海空戰》，便敘之甚明。但是美國海軍何以於短短兩年之內反敗為勝，節節反攻，終使日本海軍一敗塗地，不得不退守本島呢？在史家參查無數種因素之後，也不得不嗟嘆天意勝於人力——日寇這個侵略者，實受天譴！在珊瑚海、中途島諸海戰中，美國海軍的勝利，很多方面都是很偶然的——美方並無必勝的條件和信念。
總之，在1943年初，美方一連串的勝仗之後，日寇敗征已現，乃想在東亞大陸減輕壓力，以便全力在海上與美軍搏鬥，以防其在日本本土登陸。在這項新決策之下，彼方深知汪偽政權不值一顧，乃轉而向重慶乞和了。
但是如何向重慶表示友善、求和罷兵呢？利用漢奸向重慶示意，斷無此可能；利用唐生明等偽降之士，亦嫌分量不足。這樣他們便想到在押的待決死囚、重慶方面的第一號大俘虜吳開先了。開釋吳開先以表示倭方覓和誠意，而吳氏又是重慶方面地位足以「通天」（面謁蔣公）的高幹——用目前的術語來說，他們要利用吳開先作為對蔣通話的「熱線」（hot line），吳是他們掌握中的唯一具備此「熱線」資格的人物。
可是，這時我全民族浴血抗戰已苦撐六年，六年艱苦歲月中，日方一再誘降，我方迄未動搖；如今勝利已成定局，日寇屈膝有期，反而與敗寇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