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1日所爆發的六一事變（亦稱兩廣事變）和同年12月12日至25日所發生的西安事變，屈指算來，距今已整整五十周年了。這兩個事變，前者不足兩月，後者不足兩周，它們不特改變了我們中華民族每一個人的命運，甚至改變了今日世界整個人類歷史運行的軌跡。西安事變既然比較出名，今且顛倒其順序而論之。
西安事變的後果
西安事變為什麼會引起如此嚴重的後果？這倒可以屈指而計之：
一、它把當時的蔣委員長——也可說是整個國民黨吧——「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參見蔣夫人最近在台北發表的悼夫文）臨時叫停；把一個四面楚歌、危急萬分的紅軍，解救了出來。
我有一位在當今中國史學界頗有聲望的朋友就曾向我說過：「沒有西安事變，我不相信那一點點共軍就消滅不了。」
歷史學家雖然不能臆斷歷史上有可能而實際上並未發生之事，但是一個有深度的學者的話，也不是只憑意氣出口的。因為蔣氏那時的政策雖願保留共產黨，以為將來聯蘇抗日留個餘地，但他卻是要「徹底消滅」共軍的。可是當時共軍之存在亦有其一定的歷史和社會的條件（宋慶齡語）。「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要徹底消滅亦屬不易。不能徹底消滅，就變成零星打鬥，那也會糾纏不已的。「內」既不能「安」，「外」也就不能「攘」了。恰於此時張、楊二人搞出個兵諫，使雙方都保存了面子。國民黨停止「剿共」；共產黨不但紅軍接受改編，共產黨人且願再度加入國民黨（見蔣著《蘇俄在中國》）。國民黨不願共產黨再度加入，蔣委員長和夫人卻接受了共產黨軍隊半獨立式的改編，並由南京中央補充彈藥、接濟糧餉（這時南京派往延安的代表是中委邵華。邵先生是筆者的中學老師，這故事是他親口告訴我的），終使共產黨軍隊由半獨立而獨立發展，由茁壯而成長。楚河漢界，平分天下，最後竟然取而代之。
二、西安事變把抗日戰爭提前了。抗戰是拿全民族的命運作孤注之一擲，豈是搞著玩的！我們的抗戰是否可以避免，無人可以臆斷。但是史家可以認定的，則是那時日本侵華並無固定政策。戰前那些所謂「事件」，都是一批「魯莽滅裂」而目光如豆的日本少壯軍人搞起來的。他們原無「鯨吞中國」之大志；而我們地大物博，加上個老謀深算的蔣委員長，和他們再打它一兩年太極拳，不是不可能的（參見戰後日本公開出來的彼方秘檔）。
試想抗戰如推遲一二年，世界局勢又是什麼個樣子？1939年歐戰既發之後，日本人是要和一個窮光蛋蔣介石繼續糾纏呢，還是南征南洋、北伐蘇俄，收其實利呢？那就很難說了。
有人或許會說，那時全國民氣沸騰，愛國人士都痛恨「南京中央」的親日賣國政策。所以，你不打，全國人民也要打；你不打，日本人也會逼著你打。這些話，在五十年後的今天看來，均屬似是而非之論。筆者昔年在哥大即曾撰長文（原著為英語）辯正之。我認為抗戰固然非打不可，但是它在1937年的7月7日開打，卻是西安事變的直接後果。
須知蔣氏那時的「太極拳」政策，在當時國內軍、政、商、學各界，也有其一定的「群眾基礎」。「親日賣國」原是「欲加之罪」，可是蔣公的「太極拳」卻被西安事變結束了。
事變之後，蔣在國內聲望之隆、盛德之高，真是史所寡有。他被倭奴欺侮太甚、輿論逼得太緊，全國上下又一致擁護，內戰結束、全國一統又提供了對外戰爭的必要條件——「內」既不必再「安」，「外」就不得不「攘」。蔣公被內外一致逼上梁山，心一橫，知其不可而為之，就「抗戰到底」了。
今日讀者和作者的生活狀況，都是這個抗戰到底的結果；而抗戰到底者，西安事變實促成之；而西安事變者，乃當年張少帥和楊老總一時衝動之下干出的，也是當年蔣委員長一時大意失荊州、單刀赴會、誤入虎穴的意外小事也，其影響於我輩命運若此！
當今中國史學界當然還有人認為西安事變是全民敵愾之氣激成的，也有人認為是中共和第三國際統戰政策的成功。但是五十年來還沒人敢說，西安事變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發不可」！
所以，西安事變者，歷史上「偶然」發生的一件小事也。它改變了人類歷史運行的軌道，也可說是歷史本來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吧。
蔣氏何以單刀赴會？
但是中國近代史上何以發生這個「偶然事件」呢？關於張、楊二人當年受激成變的心理我們不難理解。我們所想不通的，則是那位「一生唯謹慎」的蔣委員長，何以於「剿共」前線，在兩支軍心不穩的雜牌部隊之間，來個單刀赴會，結果連人帶馬，加上半朝文武，於一夜之間被兩位「叛將」一網成擒？
事實上，用現代行為科學，尤其是心理學的基本學理來分析蔣之行為，也不太難於理解。
須知我國抗戰期間，在大後方山區公路上，卡車屍骸累累的所謂「翻車地區」，往往都不是所謂一級「險區」。司機翻車或「打山洞」（戰時司機俚語，指車頭撞山）的處所，往往都在「履險如夷」之後的次級險區。
據美國當前對車禍的統計，亦以離家不遠的地區為最多——何也？無他，大意失荊州也。蔣委員長在西安出了事，也正和卡車司機駛過最險區才「打山洞」，有其異曲同工之處——蔣公在西安事變之前的六個月，剛剛「履險如夷」地駛過最險區；駛過之後，他老人家卻在次級險區的西安「打了山洞」。
西安事變之前，委員長駛過一個什麼樣的高級險區而履險如夷呢？那便是同年6月在兩廣發生的六一事變。
六一事變的危機
六一事變是怎麼回事？
長話短說，它和西安事變一樣，都是以「抗日救國」為號召而反對「南京中央」的「兵諫」；只是——且讓我用個當今的時髦名詞——西安事變是一件「陰謀」，六一事變則是件「陽謀」而已。
搞起這個「陽謀」的首腦是虎踞兩廣、擁兵數十萬、飛機數十架、械精餉足的「南天王」陳濟棠和廣西首腦、桂系領袖李宗仁、白崇禧是也。論造反實力，則後來搞「陰謀」的張、楊和他們簡直無法相比。
陳、李、白這三位老哥何以忽於此時要起兵北上抗日，與南京中央為難呢？說穿了，這只是當時國民黨實力派內訌之一環罷了。兩廣這兩支久與中央嫡系不睦的雜牌軍，在派系鬥爭中屢佔下風。但是經過五年生聚、五年教訓之後，自覺三人合夥，實力不在蔣氏所控制的南京中央之下。如今眼見蔣某外迫於強寇、內困於紅軍、中窘於學生救亡運動，已經焦頭爛額、進退維谷，就在這所有蔣氏政敵都幸災樂禍之際，他們遂決定以「抗日」為號召，「造反有理」，來報一箭之仇，與南京抗衡爭霸，逐鹿中原。形勢看好，萬事俱備，陳、李二人乃於1936年6月1日領銜發出通電，要率兩廣健兒北上抗日。宣言既出，桂系精銳隨即於6月5日強渡黃沙河，進入永州；粵軍亦直迫衡陽，向湖南假道北上。一時刀光劍影，一個「二次北伐」已箭在弦上。
兩廣有什麼把握，能於此時對中央用兵呢？這就因為他們那時估計——也是李宗仁一再向我說的——「中央政令不出五省」！換言之，在兩廣領袖眼光之中，當時的蔣介石，亦不過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前之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耳。北伐之前，虎踞金陵的孫傳芳可以被以兩廣為根據地的革命軍一舉打垮，今日佔據南京的蔣某，為何不可照樣驅除呢？——這便是他們三位搞六一事變的思想體系吧。
孰知他們這一件「陽謀」，事未疊月，兵未血刃，便一敗塗地。陳濟棠賠了夫人又折兵，弄得眾叛親離，與李宗仁分金散夥，逃之夭夭，到香港做寓公去了（見《李宗仁回憶錄》第四十八章）。
這位「南天王」為什麼弄得如此狼狽呢？原來這便是中國近代史上那件有名的迷信故事：在事變之前，陳濟棠曾「扶乩」問吉凶，而乩仙則鼓勵他說「機不可失」。果然於7月4日，粵方空軍駕駛員四十餘人，忽然駕「機」投奔中央，「報效黨國」去了；接著便是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陣前起義，反陳擁蔣；粵軍另一主將李漢魂也認為陳氏「所謂抗日救國雲者，直是公開騙人」，因而「掛印封金」、「單騎歸漢」去了（見《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一冊。李將軍亦親口告我甚詳）。這一來，「六一運動」弄巧成拙。軍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以「抗日」口號投機造反，豈可騙人？
「南天王」一倒，廣西李、白二人孤掌難鳴，中央大軍四合，討伐就在旦夕。白崇禧這時只好藏身避禍，讓李宗仁單機飛穗，謁蔣表態，重獻忠誠。委員長不為已甚，才寬慰而恕之，結束了這場「陽謀」鬧劇（見所引的二李前書）。
劉廷芳的「內幕」故事
以上所述的六一事變的始末，是事變以後五十年來的公開歷史。李宗仁先生在50年代也親口告訴我，六一事變中，他的桂系是「被拖下水」，他是和其他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