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15日上午，我正拿著粉筆走向教室，系秘書忽傳有台北電話，那原來是金恆煒先生打來要我寫一篇悼念顧維鈞先生的文章。
「顧先生去世了！」心頭為之一怔。台北已知道了，而我近在咫尺卻未見消息，所以感到愕然也。
顧先生自1912年他二十五歲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出任外交部和袁世凱大總統的機要秘書始，至1967年近八十高齡自海牙國際法庭退休止，盤旋於中國政壇的最高階層先後五十餘年而未嘗間斷。真是一生顯赫、福壽全歸，不特是中國近代史中所未有，即在世界近代史中，除丘吉爾一人之外，恐怕也難找到第二人了。
先生今以九九高齡無疾而終，這在傳統中國原叫作白喜事，親友晚輩本無悲傷之必要。只是顧公的門生故吏、晚輩親友，近數月來，正準備明年為老人慶祝「百齡嵩壽」，孰知余時不過數月，老人卻「避壽」而去，終不能不使晚輩感其哀悼也。
筆者之認識顧先生，進而成為顧氏的助手，還是由我那老本行「口述歷史」開始的。在50年代之末，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一共只有兩個全時研究員，那便是已故的夏連蔭（蓮英，英文名JulieHow）女士和我。但這時正在大陸「變色」之後不久，寓居紐約附近、頭一號的中國前政要，真是一列地鐵如何載得起！這對我們搞中國近代史的來說，也真是多彩多姿、美不勝收——只要這批歷史製造者紆尊降貴，有意與我們合作，那我們無不歡迎，工作再繁重也得撐持下去。
顧維鈞先生在1960年初有意參加我們「口述歷史學部」之後，校方原是指定Julie擔任訪問。Julie工作本就相當繁重，加以她又是位美而多財的千金小姐，家資萬貫，不靠薪金過日子，搞歷史本是她的消遣，弄得做工如救火她是不肯乾的——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連蔭在訪問了顧少川先生的童年事迹以後，嫌太忙太累，就輟工不幹了。
我那時比連蔭還要忙。但是「顧維鈞」這個名字對我的誘惑力太大了。搞中國近代史怎能和「顧維鈞」失之交臂呢？加以在北洋時代，顧總長、顧總理和黃蕙蘭夫人，還住在鐵獅子衚衕陳圓圓的故居時，我家的一些長輩，包括我那在法國留學的姑母和姑丈，都認識他們。自我家長輩口中，不知聽了多少顧總長的傳奇——那時的「顧總長」這三個字，對個小孩子是多麼遙遠啊！
如今這位「鐵獅子衚衕的顧總長」就近在眼前，這項傳奇何能放過？我自連蔭處取過錄音帶，就和顧總長攀談起來了。顧總長對我的接班也大為高興——因為我對民國史演義也大有研究。搞起直系、皖系，尤其是後者，也能如數家珍。顧總長提到吳景濂，我就說「吳大頭」；他說「國會議員」，我就說「八百羅漢」；他說「張嘉璈使他過不了中秋節」，我就把張公權回憶錄拿給他看，並告以張公權先生親口對我所說的關於「中秋節」事件的經過；他提到馮玉祥「倒戈」——此事當時傳說是「顧維鈞假扮婦人，逃往天津」，我便告訴他黃郛是主謀，黃沈亦云夫人則躲在北京公館做內應。
「黃沈亦云夫人告訴我，這件事是『首都革命』呢！」我以英語向當年的總長、攝閣，提出如上情報。
「黃太太那時也在北京？」顧公始終以英語問我。
「怎麼不在呢？」我說，「黃夫人徹夜不眠，還不時把電燈開關扭動，看看北京是否斷電呢！」
「啊！原來黃太太也是叛徒的『共犯』！」他說了也笑起來。總之，我這位助手對稗官野史之熟悉，足使他大為欣賞——他的故事，也找到了如響斯應的傳人。
一次，顧氏把「金佛郎案」當中一段故事張冠李戴了。我更正了他的錯誤，顧公不服，並說「事如昨日」也。我取出顧總長當年自己簽署的文件來再次反證，顧公才服輸。
「唐博士，」顧總長安慰我說，「這一章是錯了。下禮拜，我倆重行寫過。」
顧總長和胡適大使及李代總統不同。胡、李二公遇我如晚輩、如子侄，親如家人。顧公可能是久做外交官的關係，對任何人都文質彬彬的，保持一段禮貌上的距離。我隨顧公三年有奇，他未叫過我一聲「德剛」或「T K」。每次我往謁見，他總是站起來和我握手，叫我「Dr.Tong」，顧公告訴我，當年他的上司陸徵祥對他總是如此。做職業外交官的人多半是如此吧。
不過顧先生對我這個助手則顯然頗為賞識。他那時在海牙，每年回紐約三數月至半年不等。每次回紐約之前，他總是寫信告訴哥大當軸，盼能調我這位「唐博士」繼續做他的「助手」。一次他還把我向宋子文先生推薦呢。退休之後，他和哥大的狄百瑞和國際銀行總裁Eugene Black等，圖重整美洲最老的華美組織a Society，我還在他這位會長之下，又做了四年的「執行副會長」的苦工呢。
我替顧先生當助手搞口述自傳，是他自哥大博士那一段開始的。他那時是哥大真正的超級高材生。老師們一致認為他是位了不起的人才。辛亥革命一旦成功，「老朋友」孫逸仙博士做了總統，古老的中國現代化了，需才孔急。老師們乃勸「威靈頓」（顧氏的洋名字）立刻回國報效。
「我的博士論文才寫了一半呢！」威靈頓認為他還未學成，應暫緩歸國。
「夠了！夠了！」老師們說。
其實這篇論文實是「不夠，不夠」的，有待補充。據說幾位老師大家分工，補充補充，就由哥大出版部出版了。胡適之老師和在下都是哥大的博士，都知道顧氏所得的是一份殊榮。
顧君回國時翩翩一表，給「宰相」唐紹儀看中了，以女妻之，他就在相府招親，做了國務總理的女婿，出任外交部秘書，旋升參贊。那時雖是民國，然帝制還是去年的事，官儀官箴，仍從舊習。
「每次梅蘭芳見到我，都『打千』呢。」顧氏說得很平淡，而我這位《梅蘭芳傳》的作者卻心裡有數——我知道我的「英雄」、可愛的「梅郎」，那時對這位「相府女婿」的新貴，是怎樣「打千」請安的。
顧氏在外交部工作不及數月，大總統府出事了。
原來那時日本正在「洋化」。新天皇（裕仁的爸爸）搞洋規矩，新年期間向全世界各國元首發出「恭賀新禧」的通電，各國元首亦電復新年發財。這個天大的新聞里卻獨缺北京。袁大總統不安了，內閣和外交部更感惶惑，又不便去電東京質問——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顧秘書想出政府里郵電放發可能有誤。外交部、國務院既未收此電，則此電可能徑發大總統府——顧秘書乃奉命往總統府「查卷」。這一查，不得了：此電赫然在焉，只是電報上有大總統府秘書的批註說：「東京來電，姓名地址不詳，免復。」
原來這位秘書不知道英文電報里的「YOSHIHITO」即是日本大正天皇也——一個天大的烏龍！
「這位秘書怎能如此粗心！」筆者也曾干過短期小型的「機要秘書」，知道吃這行飯是既「機」又「要」，大意不得的。
「他是哈佛畢業的。」顧氏微笑。
「是誰？」我追問。
「不必說名字吧。」顧先生是外交官，是忠厚的人，更是聰明人，他知道他這位「助手」是會自己知道的。
哈佛畢業，回國任大總統機要秘書，是比哥倫比亞畢業，任外交部秘書，要「機要」得多啊！
「袁大總統如何處理這一過失？」我問。
「罰薪一月，」顧微笑地說，「不久就調職了。」
「哈佛畢業的」調了職，這位「哥倫比亞畢業的」就奉大總統手諭，兼任雙重秘書了。
袁大總統和蔣老總統不同。蔣公選擇「幕僚」，尤其是管「機要」一類的人，務求其謹小慎微、鞠躬盡瘁，像陳布雷先生那樣的謙謙君子。袁世凱則相反，他取其精明強幹，遇有要事，拿出主張，任其艱巨——這一來，這位精明強幹、才大心細的顧少川，登高而招，順風而呼，不久便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了。年方二十七，一位翩翩美少年、渾世佳公子便被大總統逾格超升，以「頭品頂戴、三眼花翎、賞穿黃馬褂、欽差大臣」的同等官階和榮譽，出使美利堅合眾國的「全權公使」。
顧少川那時在冠蓋如雲的華盛頓外交圈中，是一位最年輕、最漂亮，可能也是最有風度、最有才華、最有學問的外交官，更是白宮主人早期的忘年之交、英雄識英雄的「老朋友」——真是出盡風頭，雖然他所代表的國家是當時列強的一個最老大、最腐朽、最貧困、最愚弱的「次殖民地」。
在此三數年前，一位哥大的東方學生威靈頓·顧曾率領了一個哥大辯論團遠征普林斯頓大學，擊敗該校的辯論團之後，由普林斯頓校長伍德羅·威爾遜在官邸歡宴，賓主盡歡，相約「再見」。又有誰知道，數年之後，彼此真的「再見」了。「再見」之時，彼此都穿上大禮服——一位是美國的大總統，另一位則是古老中國的「欽差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