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光十色的中國近代史中，在百餘年當國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敗的紀錄上，最多彩多姿的領袖人物，少帥張學良將軍應該是獨佔鰲頭了。他那帶有濃厚傳奇性和高度戲劇化的一生，在民國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領袖中，真沒有第二人可與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後一記殺手鐧的西安事變，簡直扭轉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只此一項，已足千古，其他各項就不必多提了。
前不久我曾看過一部叫作《少帥傳奇》的電影。那顯然是由於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使這部電影里的傳奇故事比起少帥傳記里的真實故事來，恐怕還要遜色呢。少帥實際生活的傳奇性，似乎要比傳奇電影里的傳奇更富於傳奇性！
張學良本來就出生於一個富於傳奇性和戲劇化的家庭里。他父親「老帥」張作霖便已很夠傳奇了。他原是一個比小說書上「梁山英雄」更富戲劇性的真實的草莽英雄，在清代由落草剪徑，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發財，而出掌方面。他所掌的「方面」竟比西歐英、法、德、奧諸列強的聯合版圖還要大得很多。
既有方面之權，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終成短期的中華之主，當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帥」——當時中國正統的國家元首。學良便是這樣一位不平凡的草莽英雄的兒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誕生的，嗣後跟隨其父，水漲船高，竟然做了軍閥時代的中國「末代皇帝」的太子。
張大元帥由於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漢奸，因此不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容，終於在兵敗之後，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國。這一段簡略的老帥傳記，本身便已是夠戲劇化了。那時曾有意侍候老帥、終於變成少帥顧問的顧維鈞博士就曾經告訴我一個真實而富有戲劇性的故事：作霖於1926年6月18日就職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時，曾舉行一次歷代帝王和歷屆民國總統都循例舉行的祭天大典。當張氏正在天壇之中捧爵而祭並喃喃祝禱之時，孰知一不小心竟把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帥驚慌失措，與祭者也都認為是不祥之兆。
其後不久，那批在北京以專才身份待業待詔的博士幫，包括顧氏自己，可能還有王寵惠、顏惠慶、施肇基等一群，日長無事，結伴行街。他們曾戲以張大元帥的生辰冒為一無名老人的八字，請當時北京知名的一位相士代為算命。這相士把八字一排說：這個命貴則貴矣，只是現在他已是黎明前的「電燈膽」，馬上就要熄滅了。「電燈膽」便是北京土話中的電燈泡。在那電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電燈膽是特別明亮的。果然，不久張氏這個明亮的電燈膽便在皇姑屯熄滅了。
這一故事是顧氏在海牙做國際法庭法官返紐約向我口述其《顧維鈞回憶錄》時親口告訴我的。這位國際法庭大法官，那時沒有向我捏造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小故事，也只是幫助說明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一生是多麼富於傳奇性罷了。
張學良自己在其所撰寫的所謂《懺悔錄》中，也曾說明他昔日從政的缺失是在識蔣之前一輩子未做過「任何人的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帥」做了多少年的少帥，而這少帥卻是從一個公子哥兒開始的。
張學良可能是中華民國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兒了。但是，治民國史者也不能否認他是一位統兵治政的幹才。把個花花公子和政治家、軍事家分開來做，則民國史上實是車載斗量，沒啥稀奇；可是把這三種不同的身份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體，如魚得水，則學良之外，也就真的別無分店了。少帥張學良之所以成為歷史性的傳奇人物，其難就難在這個三位一體了。
漢卿、漢卿，我國近百年來的鳳子龍孫、達官顯貴子弟，生活放蕩的，也是成隊成群了。若論吃喝玩樂的紀錄，真正有錢有勢有貌有才的鄧通、潘岳也不難做到，而難的卻是大廈既傾、樹倒猢猻散之後，仍有紅顏知己捨命相從，坐通牢底，生死不渝——這一點縱是《紅樓夢》里情魔情聖的賈二公子也無此福分，而漢卿你卻生受之，豈不難能可貴？我們寫歷史的、看小說的閱人多矣，書本上有幾個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一荻、一荻，你這個「趙四」之名也將永垂千古，在人類可貴的性靈生活史上長留典範，為後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羨漢卿之艷福，讀史者便知，若漢卿只是個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這個美麗的下場——公子哥兒不難做，但是古今中外的公子哥兒，有幾個不落個醜惡的、難堪的結局？漫說是像張學良這樣的大人物了，讀者閉目試思，在你所親見親聞的酒色之徒中，有幾個不凄然而逝？紅顏知己、學生戰友云乎哉？
趙一荻，我們歷史學家也替你喝彩！
至於張學良將軍是個軍事天才，我們讀史者亦不能反證其非。
學良才二十齣頭，便指揮數萬大軍，南征西討。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將軍，與吳佩孚等老帥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握大權」。
當然，學良的大官大位是與他有個好爸爸分不開的。但是，我們細閱本書便知他那個好爸爸也幸好有這麼個好兒子。學良是他的「先大元帥」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揮。他們的父子檔，正如京戲舞台上所創造的楊家將。沒有這個兒子，則張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遜色多了；沒有這個兒子，老令公於「碰碑」之後，餘眾也就統率無人了。
少帥的崛起，的確是由於傳統的宗法關係而扶搖直上的；但是專靠這點血緣關係便「負方面，獨握大權」，雄踞一方，也是做不到的。關於這一點，公正的歷史學家，尤其是本書的作者，自有清楚的交代，讀者可細玩之。
張學良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情場、戰場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節操與風範和青年愛國者的熱血。他在二十來歲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現代化的政治觀念，已非老帥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負方面，獨握大權」之時，竟能在日俄兩大帝國主義環伺之中、守舊派元老將領壓力之下，義無反顧，歸順南京，幡然「易幟」。
須知學良於1928年底的易幟，與中國內戰史上的「勢窮來歸」或「變節起義」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國史上也鮮有先例。東北當局當年處於日俄夾攻之中，據說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張」的建議。其實反過來說，「奉張」又何嘗不可「挾寇自重」呢？在中國邊患史中，安祿山、石敬瑭、張邦昌、吳三桂和後來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嗎？學良何嘗不可依違其間、待機而動呢？但是學良不此之圖，偏要易幟歸順，促成國家統一，最後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夾攻，終使他獨力難以為繼。再者，張少帥亦未嘗不可效當年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故伎，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舍此老例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做了個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以見不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那時少帥還不過二十九歲，滿腔熱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謀深算爐火純青的老官僚李鴻章看齊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讀歷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當事人的動機而作其「誅心之論」了。學良當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實在是一位少年氣盛、忠肝義膽的民族英雄之所為，當時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敵之名行投機之實的軍閥、官僚、文人，實無法相比。古人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此蓋人之異於禽獸者。便是不同的禽獸，也各有其獨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殘暴、烏鴉之反哺、鴛鴦之愛情，等等。這種不同的靈性，人類卻兼而有之，只是人類各個體偏向發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罷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愛情色慾之別、貪婪廉潔之分……也就在此。吳三桂說：「父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事實上，一個人在天賦性靈上，不能做情種，又安能做烈士——於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張學良青少年時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則我們對趙四為愛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覺得沒什麼費解了。
顯然，張學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願做帝國主義傀儡的骨氣，也是引起「九一八事變」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證實，「九一八事變」是當年日本朝野蓄謀已久的行動。老實說，那也是北伐以後，蔣、李、馮、閻三年內戰的必然後果。事變既發，張學良之抵抗與不抵抗，是不會改變事變之結果的；而況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這「不抵抗」三字的黑鍋，在當時真是「國人皆曰可殺」。而張氏為此三字之冤不辯一詞，並從而戒煙去毒，浪子回頭，洗心革面，知恥近乎勇，卻是很難能可貴的。
最後，我們就要談到那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了。西安事變這件歷史事實，今後恐怕要被史家爭辯一千年而終無定論。但是，事變中的若干史實也是無人能夠否認的。
第一，事變之發動是激於張學良對國難家仇的義憤。他反對內戰，主張槍口向外，是絕少甚至完全沒有考慮到私人利害的。在學良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