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他反對的當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縱的五四運動，而是他的及門弟子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一干人，於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搖旗吶喊的那個五四運動。
紐約華美協進社已退休的社長、前輩老朋友孟治先生是位美國名人。《全美名人錄》裡面為他所列舉的多條光榮履歷之一便是「曾在中國五四運動中被捕坐牢」，胡適之先生所反對的便是這個「孟治坐牢」的五四運動。
胡適為什麼反對五四運動呢？他說因為這個「運動」是對他和一批朋友們——蔡元培、陳獨秀、錢玄同等人——所正在進行中的新文化運動的一種「政治干擾」！ 據他說，新文化運動才是那害了兩千年癱瘓病的中國固有文明的對症良藥，是當前救國救民的唯一道路。不幸的是，羅家倫把宣言一貼，傅斯年大旗一搖，孟治坐起牢來，「新文化運動」這部列車，被這批小夥計扳錯了方向盤，就橫衝直撞起來，結果「目的熱，方向盲」，列車出了軌、翻了車，弄得傷亡遍野，新文化運動前功盡棄。可憐的老胡適也被弄得教授當不成，而跑到紐約來「落草」。所以他反對五四運動。
在胡適之先生看來，這個真能為中華民族「再造文明」、但是卻被迫半途而廢的新文化運動，事實上便是他在紐約當學生時代所策動的「新文學運動」的擴大和延伸。而新文學運動又是他那《文學改良芻議》一篇文章「芻」出來的，因而中國近數十年來深入群眾的各項激進文化和政治運動，歸根結底都與他這篇文章有關。這些運動對國家、民族、人類是禍是福，這篇文章也是個總根，他老胡適都負有責任的。
不管胡先生這一邏輯能不能為歷史學家和大眾所接受，讀中國近代文化史的人，大概沒有什麼人能否定他這篇文章對近代中國文化運動的重大影響。
1956年6月2日，也就是《芻議》開始起草的四十周年，紐約市中國知識分子所組織的「白馬文藝社」在胡氏當年寫這篇文章的公寓九條街之外開討論會之時，胡氏又把四十年前的故事詳細地敘述了一遍。白馬社其後也曾對中國現代文學裡「傳統與創造」這一問題，由鹿橋主講，作過很長的討論。筆者那時也是參加討論者之一，會後也曾在自己的日記上寫上了些節要和私評。
最近因為要翻譯胡先生的英語口述自傳中有關文學改良這一章，所以我把二十多年前的舊日記也拿出來翻翻以作參考。讀了舊時的日記，我才覺得自己沒有長進，二十多年前的意見和我現在的意見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就在這個時候我忽然收到汪榮祖教授的來信，他在主編一本有關紀念「五四」六十周年的書，要我寫一篇關於「胡適與『五四』」的紀念文章。筆者糊口異邦，實在沒空，然汪公盛意堅約，他又是適之先生和在下的小老鄉，後來居上，盛情難卻，因而把舊日記上我們討論適之先生——《文學改良芻議》——的節略抄一段下來，略加修改補充，濫竽充數，以就正於高明。拙文雖與「五四」無直接關係，但也算是一點點有關「五四」背景的討論吧。
下面一段便是筆者當年在鹿橋、艾山兩兄有關「傳統與創造」的長篇講演之後，艾山且點名說我「唱梅派」（梅光迪派）的時候，我自己的發言，和其後一些零星私評的節要和增補：
我認為古往今來，任何哲學家、思想家，他們的思想和理論的價值，我們都應該把它們三七開或二八開，甚或一九開。他們的理論至多只有三分有永恆或較長時期的價值，其餘的則只有些臨時性的價值；時代一過，剩下的七分、八分，乃至九分都會變成糟粕，沒有價值了。我們對任何至聖大賢的看法，我認為都應該如此。例如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程朱陸王、休謨、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康梁、杜威、胡適、鹿橋、艾山——尤其是艾山（全場大笑），都應該三七開。我們祖國這些年來把文化思想弄僵了的緣故，就是把一些權威大師們「全開」了的結果……
我們對胡適之先生的看法，也應該如此。胡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這篇文章，在1917年確是應該「全開」的，因為它具備七分的時代價值和三分的永恆價值。但是如今事隔整整四十年了，那三分「永恆價值」雖然還可繼續存在，它那七分的「時代價值」就七、六、五、四、三地隨時代的延長而遞減了。它將來是否會遞減到零，那只有等到四十年後再看了……
以上是我發言的要點。在大家討論之後，我後來在日記里也把我自己的一些零星的意見總結了一下，寫了個大綱。我認為胡先生在《文學改良芻議》那篇文章里所列舉的「八條」項目，在清末民初，真可謂「切中時弊」。因為我國有清三百年里的「官樣文章」，都被我們安徽的老鄉壟斷了。說我們好的簡直把敝老鄉捧成「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說我們壞話的，則把咱老鄉罵成「桐城謬種」，說他們根本不會寫文章，塗鴉滿紙，只是一套「桐城殼子」。
說良心話，那一套恭維話，實在是腐儒之見；罵「桐城謬種」是重了一點，「殼子」倒是真的。寫起「桐城殼子」來，也真是「八弊皆全」：其一，言之無物；二、專仿古人；三、不講求清晰的文法，卻偏要吹「文成法立」；四、無病呻吟；五、專用濫調套語；六、有話不直說，遇事轉彎抹角，用他個「典故」；七、有時還要耍花槍、做對句；八、絕不用大家都懂的俗字俗語。
青年胡適針對時弊，造他桐城老鄉一個反，從徽州府炮轟安慶府，打他個安徽內戰，把安慶府桐城縣內的大小方劉姚都打得落荒而走。胡適之在這場「文改」里所策動的「八反運動」和後來在「土改」時期所搞的「三反」「五反」，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是四十年過去了，徽州胡傳的兒子，把桐城方東美的祖宗，早已打得灰溜溜見不得人。但是胡博士從此以後就能取方劉姚而代之，來他個「天下文章其在績溪乎」了嗎？四十年河東轉河西，這個文藝界「徽州幫」「黑線專政」也該到了被造反的時候了吧！
第一，做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嗎？屈原的《九歌》，就沒有哪一「歌」裡面是有物的，你能說屈原的文章不好？屈原是中國文學作家中第一個出個人文集的呢！——三千年來第一人！
寫文章不應「模仿古人」嗎？近四十年來，我的同學之中就不知出了多少小魯迅、小胡適、小巴金。不模仿魯迅、胡適，白話文就作不好。魯迅早已做了「古人」，胡適那時雖然還未「作古」，但也已「生前原作古人看」了。不模仿古人還行？
寫詩文「要講求文法」？聞一多大師生前所最賞識的那種「看不懂、念不出」的艾山體新詩，就一點文法也沒有，它硬是頂呱呱的好詩。今天時代已快進入80年代了，白話詩愈寫愈好，也是我有見必讀的「現代派」諸大詩翁的「新詩」也就愈不講求文法了，還不是一樣直承胡適之第三、四代衣缽的好詩！
「無病呻吟」不應該嗎？蕭伯納說，情書就是美麗的謊言，情書寫得愈好，謊也扯得愈大。寫情書時，足下如有病，千萬不可呻吟！無病，則務必大哼特哼！否則感動不了她，她就說你不是「情感中人」，和你絕交，那你就真要自殺了。我的朋友何靈琰的乾爹的名著《愛眉小札》，就是惹得千萬痴男情女著意模仿的最好的一本「無病呻吟」的「謊言書」。魯迅那本讀來不像「說謊」的《兩地書》，也是一本最高明的無病呻吟的「謊言書」，比徐志摩的「謊」說得高明萬倍。總之，如果只是有病才許呻吟的話，則李義山的千把來首詩都要真的被吳稚暉甩到茅坑裡去了。
寫文章用「濫調套語」也是個少不得的壞事（necessary evil），因為語言文字是個活東西，它也有生老病死，永遠生存在新陳代謝之中。三十年代的「左聯」，蒼天！真是滿口新名詞，現在再說起來，則無一不是濫調套語。胡適之二十幾歲所說的話，句句都新鮮，六十一歲在台大禮堂所說的，有哪一句不是濫調套語！紅衛兵小將造反之初，也是句句新腔，三個月後，則沒有一句不是霉烘烘的。當今在中國文學批評上作為胡適接棒人的夏志清教授告訴我，他只希望他的書「流傳五十年」，第五十一年之後，如果不出個「冬志清」，則中國文學批評里的巨著，所剩的也只是些濫調套語了。
對對對子，也不是天大的壞事。事實上筆者本人就深受其惠，夏志清教授最近謬獎拙作，就是說我會寫「三字經」、對對子。
本來嘛，中國的方塊字就是與蟹行文不同。我們的文章在方格子里寫出來，整整齊齊，就像國慶閱兵的儀仗隊，不像番語寫出來那樣頭齊腳不齊的。我們的聲調，平平仄仄，讀起來也可搖頭擺尾，鏗鏘有致。番文番語怎能同我們比？可是這個秘密自周文王到魏武帝，都未被人發現，直到江東二陸以後，才被一些江南才子找到了。且看他們搞的什麼「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你胡適之能說這不是好文章？老實說，我們在海外待久了，同洋人吵架也不算稀奇，抱兩本洋書也嚇唬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