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序
千家駒教授是當今大陸上數一數二的老牌經濟學權威，也是30年代「文運」「學運」時代為那時青年馬首是瞻的「老北大」——胡適的學生。1981年夏季，我返鄉葬母，順便應約在蕪湖的安徽師範大學講演，那時赤日炎炎，校方用四架大電扇向我直吹，仍是汗下如雨，當時大禮堂講台之下則擠得水泄不通，熾熱之情，更難忍受。看到當時聽眾的熱情，又想到「大躍進」時，我們安徽的「貧下中農」餓死，兒時農村夥伴幾乎死亡殆盡，一時悲從心中起，乃提出大膽的批評，說得我自己也聲淚俱下。好在天氣太熱，用手帕在臉上擦個不停，別人看來也不知道是汗是淚。講演既畢，聽眾學生對我起立歡呼，久久不停。講後心情稍安定，深覺情緒過分激動，可能使居停主人和招待我的朋友們為難。當我向他們提出歉意時，孰知安徽師大的朋友們頗為開朗，說我雖然情緒激動，內容倒並不「過火」，原因是前不久千家駒教授曾來講演，也是對經濟工作上的錯誤的批評——內容和我講的「大致差不多」。這一消息，當時對我倒是個不小的震撼——大陸上竟有如此教授，敢講我這個華僑所敢講的話！千家駒教授我在大學時代便心儀已久，但對他老人家脫帽致敬，這還是第一次。我覺得這樣的老知識分子「有種」！
今年4月中，李又寧教授打電話給我說，千家駒教授抵紐約訪問，並指名要約我碰碰頭。我想與又寧聯合做東，請他伉儷午餐，而又寧不許——她堅持「獨請」，不過她倒要我開車去接他們一下。我因為知道千君是胡適之先生的得意門生之一，所以就順便帶一本拙著《胡適雜憶》請他指教。千公伉儷訪紐時間短促，我們都忙亂不堪，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共同時間向他再次請益了。孰知別後逾月，忽然收到千教授自東京寄來的長函。讀之大喜過望，讀後等不及吃午餐便執筆寫此短序；也來不及向千先生寫信請示，便把他的長函寄給新聞出版界的朋友們發表了。這點我得向千教授道個歉。
千教授這位胡適的「大門生」（一個老「猶大」），在這封信對我這個胡適的「小門生」實有無限的啟發，也證實我對胡先生很多點重要的看法。人無十全，樹無九枝，胡適之先生是人不是神，怎能十全十美？再者，人心之不同、人識之不同，亦各如其面，張三說美，李四則不一定也認為是美。30年代中的青年，對「胡適」的看法已是「兩極分化」。當時的左翼青年如千家駒者，便認為胡適「臭名昭彰」——原因是：胡適對社會的觀察不夠深刻，對社會的實況不了解，他就無法使青年思想從「左」變「右」。但是胡適是歷史中人，而歷史卻不是只局促於二三十年的社會現象。起胡適、魯迅等於地下，讓他們在80年代再開個社會現象辯論會，其結論又何於歟？這就不是三兩萬字所能說得清的了。這是學術界、思想界的大事，同蘇雪林教授、胡頌平先生等哪能說得清呢！
不管我們這些「胡適的學生」對我們共同的老師的看法是怎樣的不同，但是我們都有個共同的結論：適之先生為人之高風亮節，對學術研究之忠貞不貳和尊重，對門生後輩之愛護提挈，看看千家駒這位胡學「叛徒」這封信——山高水長，這樣的學者老師，中國歷史上究有幾人！？
1985年5月17日下午1時
唐德剛附志於紐約市立大學亞洲學系辦公室
千家駒函
德剛先生：
紐約一聚，快慰平生，惜以時間短促，未能暢所欲言。拜讀尊著《胡適雜憶》，對胡先生的評論，可謂入木三分。胡先生是個書生、學者，但非政治家，更不是政客。我對胡先生的了解，自然沒有您那麼深刻。但胡之於我，卻有知遇之恩，使我終身難忘。1932年，我將在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我在學生時代，就在一些當時二三流的刊物上寫點文章，以騙取一點稿費。一次我寫了一篇題目為「抵制日貨之史的考察並論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文章，發表在某一刊物上，大意是說，從海關報告冊上考察，大凡抵制日貨的第二年或第三年（當時因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經常發生抵制日貨的群眾性運動），日貨輸入反而激增，這不能怪中國國民的「五分鐘熱度」，實因中國工業不發達；所以根本之圖，應該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使中國工業化云云。主辦這個刊物的是一個姓凌的小政客。有一次，胡先生剛好在去南京途中與凌某同坐一個車廂，胡無意中讀到我的文章，他就問凌某：「千××是誰的筆名？」凌答：「這不是筆名，他本姓千。」胡又問：「千在哪兒工作？」凌答：「千是北大學生，還沒有在大學畢業。」胡大為驚訝，認為一個大學生有這般水平，實在了不起，他回北平後一定要找我。後胡回到北平，與吳晗談起（吳是胡的高足），吳晗是我同鄉、同學，又同年，與我為莫逆之交。吳就介紹我去見胡適。胡問我畢業後準備去哪裡工作，我說，我工作還沒有著落呢！胡自告奮勇，主動介紹我去陶孟和先生所主持的社會調查所工作。社會調查所是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資助的一個獨立研究機構，陶孟和氏亦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他對胡一向尊重，經胡一介紹，當然就成功了。但後來陶孟和一打聽，我是北大學生會的一個頭頭，是北大著名的搗亂分子，可能是共產黨。陶先生便躊躇起來了，他又去問胡適，胡回答說：「搗亂與做研究工作是兩碼事，會搗亂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況且一個研究機關，你怕他搗什麼亂呢？」經胡這麼一說，陶無話可說，於是我的工作便定下來了。可見胡是明知道我的政治立場而堅決介紹我進研究所的。後來他在《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駁斥「畢業即失業」之說，認為一個人只要有本領，大學畢業絕不會失業，並舉兩例來證明：一是某人大學未畢業即被一研究所定去；一是某人大學未畢業就有兩個大學搶著要。前例指我，後例指吳晗，雖未指名，實則影射我和吳晗，人皆知之。這就未免以偏概全，以個別事例否定整個社會現象，胡氏這種邏輯，是為我所不能同意的。
我進社會調查所後，我建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以翻譯世界名著為務）翻譯馬克思《資本論》（當時——1933年——中國尚無《資本論》全譯本）。胡亦同意，並由吳半農譯第一卷，我譯第二卷，均由英譯本轉譯，譯好再互相校對。吳譯了第一卷的三分之一，我譯了第二卷的三分之二。因編譯委員會與商務印書館訂有統一合同，所有譯書均歸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們擬分卷出版。哪知譯稿交去後，商務印書館老闆王雲五怕國民政府禁止，吳譯稿已印就而不敢發售，我的譯稿已校對清樣而未予付印。現在吳譯本存在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圖書館，已成海內孤本，鮮為世人所知，僅於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時，將我寫在吳譯前面「校對者的話」複印幾份，分送有關方面。
1934年，胡又主動介紹我去北京大學任兼任講師，當時北大經濟系主任趙乃搏認為我在北大畢業不過兩年，怕我「下不了台」，而且趙也嫌我思想「左」傾，不肯同意。為此我寫信給胡，對此事大發一頓牢騷（原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此書已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但由於胡適的堅持，趙終於讓步，我在1935年還是當了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兼任講師，離我北大畢業不滿三年，所教的是經濟系四年級的學生，均為我的老同學。我去北大教書一事，並非出於我的要求，乃胡主動向北大蔣夢麟校長提出，其中經過都是陶孟和先生轉告我的。
以上經過說明胡先生是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馬克思主義的，在政治立場上我們是不同的，我堅決反對國民黨，但他並不以此而歧視我，而且處處提拔我、幫我的忙；他從沒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強加於我或企圖影響我，而處處表現出一種寬容精神，即儒家的所謂「恕道」，這也許就是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作風」吧！這種「民主作風」是目前台灣或大陸所最缺少的。
胡先生當時雖名滿天下，但他一點不擺架子，他是很有人情味的。我與前妻楊梨音女士結婚，是由胡先生證婚的，時間是在1936年1月1日，他拿出一本《鴛鴦譜》來，要我們夫婦在上面簽名，據說最早簽名的是趙元任夫婦。在舉行婚禮時，他致辭和我開玩笑說：「千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搗亂頭兒，但看今天的婚禮卻一點革命氣息都沒有，大概從今起千家駒已變成楊家駒了。」
胡先生在北平辦《獨立評論》時，他向我約稿，我給他寫過兩篇稿子，署名為「一之」。當時在《獨立評論》上撰稿的多為名流學者，如丁文江、翁文灝、蔣廷黻等，在該刊上發表文章，頗有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之感。但我不願署真名，因為胡先生在進步青年中是「臭名昭彰」的（所謂「譽滿天下，毀滿天下」）。胡明知我不願署真名之故，卻絕不強我之所難，對我的稿子，他也不改動一字，表示「文責自負」。這種精神，我認為也是應該提倡的。
以上關於我和胡先生交往的詳細經過，我從沒有公開披露過；因為在解放以前，如談這些，在一部分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