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國三千年思想史的整體來看，近百年來影響我們全民族的心態和生活方式最深最遠的兩位思想家，當然就是孫文和胡適了。
這兩位先哲的影響所籠罩的社會幅度和滲透民心的深度，以及傳播其影響的方式和方法，雖大有不同，有時且相互抵觸，但是他二人之「道」，卻可一以貫之——那就是他二人的基本原則皆是「截西補中」的。
本來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中西各自不同，而他二人的精力所貫注的，則是采西方之長，補中國之短。可是在這中西各有短長的「實在」（reality）情況之下，西洋人的經濟現代化，和隨經濟變化一時俱來的文化現代化與生活方式現代化，皆比我們早了兩百多年，因此，在我們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匆忙地跟進的過程中，我們向他們學習的程度和需要，便遠超過他們向我們學習的程度與需要了。換言之就是，我們需要派遣大批子弟出國留學，他們卻沒有大批來華留學的必要。
孫、胡兩先生早期思想的出發點便十分接近。他二人都是最早出國的留學生。他們深知西方之長，也深知我們自己之短。所以他二人畢生的事業，便是擇西方之長補中國之短了。但是「補中國之短」，並不一定要「舍中國之長」。問題是：什麼是「長」？什麼是「短」？在這「長短」的衡量與取捨之間，又怎樣去「截長」？怎樣去「補短」？近百年來，他二人便是領導我們作這項選擇的最偉大的兩位導師了。
當然，近百年來在思想上指導我們采西補中的大師，正不知幾十百人，又何止他二位呢？數數看：自林則徐、魏源而下，到容閎、張之洞，到康有為、梁啟超，乃至於陳獨秀、李大釗、梁漱溟、陶行知……甚至艾思奇等，都是各是其所是、他封或自封的現代「思想家」。但是這些學者或政客，他們多半對所謂「西學」，可說都是外行，拾人牙慧，搞的也多半是些皮相之論——不像孫、胡二公，是自有其融會貫通的真知灼見。
在近代中國，老實說，對現代西方思想，沒有相當深入的了解，則休想「搞通」中國固有思想。因為現代西方的政治、哲學、社會、經濟各方面思想，以及由這些思想所引起的「西方生活方式」（the Western way of life）——那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一種「現代生活方式」（modern life）；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這一「現代西方生活方式」，和由這一生活方式所孕育出來的「現代西方思想」——對我們原是一面鏡子。我們要塗脂、抹粉、穿衣、打扮、刮鬍子、剪鼻毛，等等，都得照照鏡子，然後才知道自己是骯髒還是乾淨、是丑還是美。
鏡子！鏡子！你實在是我們現代生活中不可一日或缺的日用必需品！
你能說，我們不照照「西洋思想」、「近代西方生活方式」這面「鏡子」，我們就能知道我們的文武周公孔子、裹小腳梳辮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丑是美？
但是我們芸芸眾生——甚至包括許多「大師」輩人物——有幾個真正注意照照這面鏡子、了解這面鏡子、懂得如何運用這面鏡子？
專搞皮相之論的政客們，有的也確曾面對「鏡子」照了又照。不幸他們所照的往往不是穿衣大鏡，而是當年上海「大世界」里的「哈哈鏡」。一照之下，自己面目全非。他本是三尺侏儒，可是在哈哈鏡內卻照出昂藏七尺的穆鐵柱來。如此一來，大丈夫以天下為己任，則民無噍類矣！
當然，把「長人」（孔子的諢名）照成三尺侏儒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留學生群中便隨處可見。
公平地說來，近百年把這面鏡子照得比較正確的先哲，還只有上述二人！
孫中山先生在運用這面鏡子之後，便搞出他自己一套偉大的理論來。
中山先生的一般信徒們只知道孫公所推動是「三民主義」。其實他老人家所搞的，實在是一套「四民主義」，只是其中另一「民」——「民族工業」——他始終認為是不成問題的問題，而沒有列入他的「主義」罷了。
中山認為解決這個「第四民」的問題很簡單——振興民族工業之道，便是引進西洋先進的科技，以獨立自主原則，要「列強聯合投資，開發中國」。這是他七十年前的老話。他把「鏡子」看得很准。
七十年繞了一大圈！夫復何言？
孫中山實在是「聖之時者也」。他搞「民族主義」，也是在理論上不斷進化，而有其鮮明的階段性的。辛亥革命之前，他搞的是加富爾、俾斯麥一流「驅除韃虜」的狹義民族主義。革命一旦成功，他反對「五族共和」，立刻便搞出另一套美國式「大熔爐」（melting pot）的「中華民族」主義來。
這些都是他「照鏡子」照出來的「主義」和「修正主義」。在這方面，搞「夷夏之辨」的文、武、周公、孔、孟……到黃宗羲、顧炎武，都未能舉出實例，把問題搞清楚！
他「照鏡子」照出來的「民生主義」，也自成一套。在近代西方，「分配」問題是跟著「生產發展」而來的。中山則主張寓分配於生產，但是，他從未否定「生產」是永遠走在「分配」之前的天下公式。
中山最偉大的，也是他思想發展的最後階段，還是他「照鏡子」照出來的「民權主義」。我們中國人，搞了幾千年的「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君父主義」；而中山則是搞「無君」思想、甘為「半個禽獸」的第一個「現代中國人」！
「君」是我們中國傳統思想、傳統制度上最大的混蛋。我們政治上的官僚主義、特權階級、一黨專政、吹牛拍馬、送紅包、走後門、有權便有一切……一切一切，都是從這條總根里滋生出來的。
這條「總根」，在中世紀農業社會裡，雖亦有其優劣互見的「兩面性」，我們不可一竿打翻一條船；但是在「現代社會」里，這個「君」——不管是名正言順的，還是改頭換面的——都是絕對的毒瘤，必須徹底割除。
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便是在近代中國他是第一個主張並實行割除這個民族毒瘤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政治家。
中山先生不但反對「君主專政」，他在「鏡子」里也發現，一個「機關專政」——如「總經理」（president）專政、「議會專政」、「司法專政」，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不但要「三分其權」，還要「五分其權」呢！
我中華民族裡，愛國、愛族而有遠見的人士——尤其是「鏡不離面」的海外華僑，目睹今世我億萬同胞的苦難、祖國糟亂的情況，和政客們的愚昧、自私和顢頇的程度，面對中山遺像，能不太息、流涕？
以上是孫文的思想和事迹。
胡適則又是另外一套了。
適之先生基本上是個學者和思想家，他前半生的貢獻，可說是純學術性的，那時他也偶爾清談政治，但是那只是他的業餘工作，談起來多半迂闊而不合時宜，影響亦有限。
可是胡氏的後半生和他的前半生卻正好相反，在後半生里，搞學問——如考校《水經注》——反而變成他的遣興的工作，其影響亦微不足道，但是談起政治來，他倒變成擎天一柱，所談也切中時弊，而有極深極遠的影響！
這個前半生學術、後半生政治的胡適，他和孫中山先生所發生的不同影響，恰好在兩個不同的時代互為表裡，兩相吻合。
在民國初年的那個「啟蒙時代」里，搞白話文——注意：中山那時是不贊成以白話代文言的——新文學、新哲學、新的治學觀點等等，都是解放思想、從而使思想現代化的先決條件，而思想現代化則是推動社會改革的原動力。在這方面，胡適前半生的貢獻恰恰是補中山後半生之不足。
而在中山逝世之後，「民權主義」微言絕、大義乖的時候，胡適卻一馬當先，「為往聖繼絕學」，扛起民主大旗，在政治上越俎代庖起來，成為中山民權理論的接班人，蔚為亞東獨一無二的、民主自由的偶像。沒有胡適，則中山的民主火炬就要熄滅！微適之，則中國早無自由種子矣！
中山地下有知，能不欣慰？！
有一次，一位在史學界極有造詣的朋友和我聊天。他認為胡適在學術上已無足輕重，倒是他在政治上的影響方興未艾，於今為烈。
他是肯定胡適後半生的影響了。其實胡適前半生在學術上的影響現在已經結束了嗎？前半生的影響反不如後半生嗎？盱衡當世，鄙意不以為然也。
胡適說他治學四十年，「都是圍繞著『方法』二字在打轉」。所以從他最早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到他最後尚未完成的《水經注》一類的「手稿」，讀者如真的去吹毛求疵一番，則沒有哪一本可以說是白璧無瑕——有的甚至可以說有點粗製濫造（如《白話文學史》）。
但是吾人如從「方法」入手去評量各書，則胡適遺著便沒有一本不是「方法示範書」——相應各類書籍所採用同類方法的第一部書；而這一「方法」，則一直流傳到現在並沒有多大改變，甚至還有明顯的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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