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胡適之先生逝世時，我在紐約未能作比較鄭重的悼念表示，只是：一、寫封長信給胡夫人；二、作紐約追悼會上四個發言人中的最後一位（據說「中央社」在用英文拍回的電報上，因不知我的中文名字，就把我的發言刪掉了）。今天來作「二十五周年祭」，也可稍補我心中的缺憾。胡夫子道之不行，齎恨以終，死不瞑目。我們今天紀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希望能搞出個「胡適的復活節」來，所以我用了「捲土重來」這個成語做講題。胡氏其人雖死，其說長新，又將光照天下。我是為著這一點，特地自紐約飛來參加的。
我是胡適最失意時期的學生
首先要說明我以什麼身份、什麼資格來講這個題目：
第一個條件，我是胡適的學生。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紀，桃李滿天下，生徒數萬人——良莠不齊，「擁」、「反」、「左」、「右」、「獨」（獨立思考）各派，皆人山人海，門生遍天下——我也是個門生和小門生之一，千萬人中之一而已。今天只是學生談老師的「一『生』之言」，請眾「生」指教，此其一。
但是，在這個有人數上萬的學生大隊里，如果說傅斯年、羅家倫、張國燾等北大學生是胡老師的開山門生，什麼俞平伯、千家駒、吳健雄、蘇梅算是第二代學生……等而下之，則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認我也是胡適之的學生。胡老師生前一直是這樣替我介紹，我也從未否認過。做胡老師的學生，不是什麼名譽學位，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光榮，但也算不了什麼缺陷或負擔。但是我這個學生，除追隨他去聽他講演之外，我沒有正式拿他的學分，但是我卻單獨上過「胡適學」大課在一千小時上下，這是胡適所有的學生之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去替胡先生提皮包、延賓客，我是真正地在上課——這一點我得感到師恩獨厚！——做了胡老師收山的小門生，此其二。
我是胡氏最失意時期、最孤獨時代的學生——胡氏自幼「暴得大名」，一生榮華富貴，平時得意非凡、意氣風發，但他一生卻有個最低潮，那就是50年代初、中期。老實說，那時他老人家很慘，大陸上正在批胡適。那時與現在不同，那時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正誠心誠意地洗心革面，來接受一套新東西來救國，胡適那套太腐朽，要丟到茅坑去——這是當時知識分子誠實的看法。那時台灣亦無力扭轉這局面。海外的老胡適在海內亦不太受歡迎，任他去「自生自滅」。我那時和我老師比，覺得在海外我絕對可以「自生」，我可以打工、開計程車、洗盤碗；而可憐的胡老師，那時貧病交迫，心臟衰弱、胃潰瘍……十分可憐，又受洋人忌妒，他再無法「自生」，卻在等著「自滅」，情況是十分凄涼的。他雖然有點兒養老金，但那養老金抵不了一場大病。社會是冷酷的。一個學生帶一個西瓜、半隻板鴨去看一個貧病交迫的老師和師母，和一個鞠躬如也、通過三重秘書去看一位特任大官、太學祭酒的老師，感覺是不一樣的呢！換言之，我是胡適最失意、最窮困、最灰溜溜的時代最孤獨的一個小門生。胡先生那時很需要我們，我對他老人家，讀得太多（家庭也有點兒關係），禮敬甚重，交情是自然發生的，不是哪個機關、哪個政黨派我去的。後來我和胡氏合組個計畫，我變成哥大的研究員，那時哥大財多勢大，把我胡、唐二人合作的小研究計畫吃掉了，胡先生被吃得老大不痛快，痛心地說我們在討飯吃。胡先生那時同我的關係，是一個窮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關係。這兩個老幼乞丐的關係，不是馬融絳帳或程門立雪的關係。在那種關係之下，老師高坐講台之上，小學生只有站著的份兒、叩頭的份兒，偶爾老師賜座，也只坐半個屁股，另半個屁股還要懸空，才能表示敬意。這和老幼乞丐一同箕坐草窩內的情況就大有不同了，傳道的語調、內容也就大有不同了。我講的和胡先生其他的學生所講的如果略有不同的話，那也由聞道的方式不同所致，此其三。
我看到胡老師生活和學問的另一半——眾人皆知胡老師是終身謳歌美國的。但是美國所謂「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在三十年前，不用說大陸視如蛇蠍，台灣也不會接受——胡適在為程天放所寫的《論美國》作序時，就把「這年頭」慨乎言之。但是胡適之會全盤接受美國式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化」，何也？就因他在美國住得太久，知道美國最深，只有他才配說什麼接受不接受。胡適在美國住了多久呢？我曾改李白詩，作了一首有關胡氏的打油詩，念出來大家聽聽就知道了：
人生七十不稀，胡生七二何奇？
前二十年還小，後十年未老。
成熟時期共有五十二年，有二十七年在美國過了！
所以胡老師的成熟期，有一半以上在美國過了。一個研究胡適的人，要不和胡老師一樣在美國長住過，便很難掌握胡適在美國住了二十七年的心態。在美國住久了，有一種半中不西的特殊心態——這一心態平時不易看出，只有觀察今日大陸留美學生現狀，才能略有啟發——從一個古老文化，接觸另一個新興文明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這種震撼是可怕的。這種震撼，新留學生最明顯，老留學生四十年來亦餘震未已。胡適的震撼顯然比任何留學生都強大，所以他回國以後才搞起新文化運動來。因此，我這個在美國住了四十年的老留學生，對一位在美國住了二十七年的老師的研究，或可彌補國內學者在某些方面的空白。國內研胡書籍，詳中略西，略得可怕，反之亦然。當然，海外學人更得向國內同文學習，以彌補其另一方面的空白，兩者相輔相成，才能得出比較客觀而接近事實的結論。這也是我斗膽前來班門弄斧的原因之一，向國內同文乞教，此其四。
洞山和尚的批判態度
至於我這個學生對老師的學問的學習保持個什麼態度呢？我認為「老師」一詞的意義，並不代表真理的終點，但是老師畢竟是老師，所以對老師的全盤否定，甚至把老師的祖墳也給挖掉，那就太混賬了；相反，對老師的全盤肯定，也是病態，胡先生一輩子都叫我們做個「不受人惑的人」。記得胡適生前對我們教誨，常常引用一些和尚的語錄，以加重對我們的教誨——胡是禪宗史大師——他經常引用「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是雲崖和尚的及門高足。於是有人問洞山和尚說：「你肯先師也無？」意思是說，你贊成你老師雲崖和尚的話嗎？洞山說：「半肯半不肯。」其人又問：「為何不全肯？」洞山說：「若『全肯』，即辜負先師也！」洞山和尚這句話，也是胡適治學精神的精髓所在。今日的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他的治學方法與胡適學派本有很大的距離，但是他在替胡頌平先生所編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所寫的長序，也徵引了這一段胡適之的口頭「禪」。足見對「先師」學術思想持「半肯半不肯」的批判態度，是任何嚴肅學派里的「學生」所應該共同遵守的態度，不是某一個「學生」對他的「老師」的不敬或心存離經叛道、嘩眾取寵。記得元曲里有個白話曲牌叫《一半兒》——有一曲子，描寫一位男士跪在地下向一位女友求愛的故事。那女的所唱的便是這「一半兒」的牌子。她唱道：「碧紗窗外悄無人，跪在床前忙要親……罵一聲可憎迴轉身，不是奴心狠，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這位女士為什麼「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呢？因為她如「全肯」，那就不但辜負了愛情，也辜負了文化。洞山和尚、胡適之博士和胡博士之下的一批學生，對他們的老師不願「全肯」，不是不敬愛其老師，正是由於「不辜負先師」，才不願「全肯」。「全肯」則沒有進步，沒有進步則文化便停擺了。做個胡老師的真正的學生，就要遵從師訓，不能「全肯」，「全肯」便是辜負文化了。
我今天為什麼未觸及正題，卻首先說了這麼一大段態度與方法呢？這也是於師訓有據的。胡先生說他一生治學，都是圍繞著「方法」二字打轉的。方法和態度不弄清楚，談胡適是不能開口的。現在再談談什麼是「胡適」，什麼是「胡適時代」，這「時代」何以離去，又何以「捲土重來」。
什麼是「胡適」？
「胡適」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已不是個單純的人名，它代表一個「文化整體」（cultural entity）。因為胡老師已不只是某一行的老師，他簡直是眾多重要文化行道中的共同宗師，例如文學（包括新文學、白話文、新詩、新舊文學的比較與批判等）、史學（包括對舊考證學的再肯定和對新史學方法的介紹）、哲學（包括對先秦諸子、宋明理學的再估價；對歐美傳來的實用主義的介紹和對辯證玄學的批判）、宗教（包括對佛教禪宗的研究與批判；對耶教的立場與看法）、政治學（尤其是對民主、自由等形式和西歐北美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的介紹）等。在上述各項中，無一項他不是個開山老祖或總司令。近七十年來的中國思想家——不管他是反胡的、擁胡的，還是「左」、「中」、「右」、「獨」（獨立思考）各派——都是圍繞著胡適在打轉，不提胡適，話便無從講起了。
所以「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