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告訴我他讀書和作文的要訣。他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寫下來之後，才能變成你自己的知識。
胡老師這句話真是深得我心，因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體驗。回憶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識字不久，便由雙親和塾師的引導，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寫日常見聞和讀書札記很自然地就會變成日記的一部分。真的，寫日記、札記最能幫助記憶；縱是忘記了，也能一索即得。
寫讀書心得的小品，其內容有的是選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則是自己的意見。世態所見既多，書又讀得五花八門，札記也就寫得七零八落。長的札記往往變成一篇小論文，乃至自我欣賞的小創作，最短的則可能只是一兩句雋語名言。閱讀的範圍漸次擴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麼下筆的興趣也就隨遇而安了。
抗戰期間讀大學，害了「發表欲」，每把這些小札記分類編纂，然後按其性質，分別向有不同好惡的報刊上去投稿。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腸而又有相同好惡的編輯採納了，並寄來少許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面便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里，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大學畢業後，在海內外也做過一陣子期刊編輯什麼的，助編、合編、輪編、主編都干過。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之末，在胡適之的策動之下，我們十來個碩士博士者流，為著宣揚民主、提倡新學，曾在美國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作《海外論壇》，由大家「輪編」。那時海外作家既少，又發不起稿費，本社社員停筆不寫，外界就拉不到稿子。為趕印刷限期，輪編者就只好自己動筆了。最糟的稿荒時期，有時甚至從頭到尾、從社論到副刊，往往出於一人手筆。在這一窘迫情況之下，有寫雜文習慣的人就可大派用場了。
我們籌辦《海外論壇》的原始目的，本是針對時艱，提倡民主。這家小刊物，雖然胡適之、雷儆寰諸前輩對它都呵護備至——雷先生竟把它列為《自由中國》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論壇》的本身確是一樁很痛苦、很深刻的失敗經驗——它失敗的基本原因是起於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劣根性。古人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事實上正相反。中國知識分子之「絕」，是我們對下既能發「令」，對上也善於「受命」，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卻不能平等合作。我們平等合作的結果必然落得個「拳腳交加」（像台灣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鈴控告」。所謂「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個個都是單幹戶。單幹戶找不到「夥伴」（pany），組織不了「公司」（pany），《海外論壇》也就關門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們生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配嗎？」——這問題太大了，學問太深了。哪是「全盤西化」這四個字可以解決得了的？個人自慚不學、自慚淺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漢語來寫「時文」了。是「失敗主義」在作祟吧，一停筆便幾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個短時間。任何一種文字，你如丟下二十年，重提筆桿你會覺得這支筆其重無比；用這枝重筆你也會寫得別字連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為什麼又重董舊業、再作馮婦呢？這就不能不感激劉紹唐、胡菊人這兩位與我有「相同好惡」的大編輯了。
紹唐最初派給我的是一項中文翻譯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漢語。這項翻譯工作，我原先是不想乾的。但是這位長於辭令、善於派工作的劉傳記卻說，胡適是位歷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師，別人如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太好。我仔細想想，紹唐之言實在大有道理，心裡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最後還是承擔下來了。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寫不盡的。在紹唐兄不斷地鼓勵和領導之下，胡適傳記之外，想到適之老師「寫下來」之遺訓，歷年治史心得，一時亦竟如脫韁野馬，一發難收，十餘年來又寫了數十萬言。
這些不成系統的隨筆札記之作，值不值得選輯成書、保留下來？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個人數十年之所學，不及先師適之先生之什一。胡適二十來歲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從心所欲不逾矩，一輩子沒有變動，死而後已。然而我這個不爭氣的學生，雖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卻時時「逾矩」。個人學殖淺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數十年來歷經憂患，國破家亡，閱歷之多也一言難盡，而古今中外，名儒碩彥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學到老，我掌握了幾家學說呢？值此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開放年代，余小子如不知輕重，自覺對國事民生已找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豈非妄自尊大？
我個人雖不敢說像梁任公「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然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則數十年未稍輟也。既然尚在摸索，難成一家之言，則「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選集就更是犯不著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你自己個人之外，還有家庭、親友和社會大眾對你的影響。劉紹唐先生是我的摯友、編者和發行人。多少年來，他一直要為我出版「唐氏四書」（因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書）；而我個人則因為事忙人懶，始終把好友諍言當成耳邊風，沒有抽出時間和他認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陳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書。他這出書的行動，比我這位疏懶的作者本人更要認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業家，而近年來在海峽兩岸的文化界卻是無人不知的怪傑和「文化大護法」。他把他辛勤得來的企業利潤，不用之於吃喝玩樂（他個人生活實在簡樸不堪），而用之於文化事業——尤其是推動「胡適學」的研究。近年來海峽兩岸所召開的有關胡適的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會、論文競賽和胡適百歲紀念郵票之發行等，幾乎都是陳君一手推動的。在這「七十子亡而大義乖」的沉悶時代，胡老師地下有知，對這位與他毫無關係的小崇拜者的義舉，該會由衷地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生」，因而他也就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拼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編好目錄，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盡。我的這些不成系統的舊作，泰半都是在《傳記文學》上發表的，《傳記文學》享有版權；劉紹唐兄乃請該社執事先生再事搜羅，由紹唐親自主持，分編為兩卷：有關史學與紅學者，編入《史學與紅學》；有關傳記、書評諸類，則編入《書緣與人緣》。這兩卷書名也是紹唐代取的。
傳記文學社諸執事都是當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們不但把拙著雜文編排妥當，並打出清樣，三校竣事，登出預告，如撳動電鈕，則旦夕之間便已書在坊間矣。然社長先生客氣，純為禮貌問題，他要我這位作者於出版前看一下大樣。孰知他卻高看了我這個馬虎文人。我把這萬事俱備的出版樣品帶回了美國，一旦走入課堂，教起書來，便把我自己的書稿擱下了，一誤經年。
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注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向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之後，也寫了些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本年10月，我又攜眷返台，自知實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樣稿背到北京、背到瀋陽和避暑山莊，最後背回台北，原封未動地還了劉紹唐。
紹唐沒有責我。然而我自己卻每好事後自悔自責。承兩位老友及讀者如此高看，而我個人則「不識抬舉」一至於此。因此寫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頭賠罪。並向愛護我的讀者們報告這兩本拙著遲遲出版的來龍去脈，敬祈海涵，並請嚴厲指教。
至於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書《中國之惑》，那就更說來話長了。
我認識菊人三十多年了。在50年代末期，他還是個青年，那時他和他那位美麗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們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魚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宮」極好，後來他和另一位甜蜜美麗而多才的劉美美嫂結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極好的朋友，我們三家仍保持著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論壇》之後，當菊人接編《明報月刊》時，不久我們又有了職業上的聯繫。原來我在50年代末期曾寫了一部《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是專給李宗仁看的）。這一底稿後來由於李宗仁自美「潛逃」而被哥倫比亞大學所「查封」，一封十餘年。至70年代中期，哥大當局恩高德厚，竟將原稿發還予我，並允許我「覓商出版」。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線了。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而遲遲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點兒失望的情況下，我們也時時提起了《海外論壇》的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