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菊人
本書以論胡適為首，並以《胡適時代，捲土重來——胡適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紀念演講會講稿之一》為第一篇，足見對胡適先生的尊重。唐德剛先生為胡適先生的門生，在紐約時還時相過從，對胡先生可說是知之甚稔的。而唐德剛先生還親自做胡適的口述傳記，並出版專書，是胡先生晚年交往最親密的人之一，為胡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紀念做演講，唐先生是最適當的人選。
當今，中國大陸走改革開放的經濟路線，胡適思想重新抬頭，受到青年一代之肯定，是必然的結果。因為，胡適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原是人類社會所必須達致的，不管有沒有胡適都一樣為人們所追求；但胡適在中國最早提出來以為建設國家所必需，是必定要肯定他的功勞的，胡適本人雖不及見這一天在大陸的來臨，但他必定知道這一天終必來臨的。
在各種討論胡適的文章之中，《〈芻議〉再議——重讀適之先生〈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指出，胡適之是反對五四運動的，因為胡適說這個運動是對他和一批朋友——蔡元培、陳獨秀、錢玄同等人——所正在進行的新文化運動的一種「政治干擾」，這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學生在北平天安門集會，反對巴黎和會出賣中國山東青島權益予日本的運動。事實上這是誰都應該支持的，中國學生做出正義的舉動，並且取得了勝利，致使中國代表拒絕在條約上簽字。此所以胡適在當時並不能站出來反對之。
歷史學家必須公正，必須敢言，否則歷史學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剛教授是一位讓人敬重的歷史學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見稱。像張學良得到唐先生的讚揚，即為顯例。《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一文，有如下的一段話：「所以我們如以『春秋大義』來觀察張學良將軍，他實在是一位動機純正、心際光明、敢作敢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愛國將領。」
西安事變之後，張學良副司令親送蔣介石總司令返南京，馮玉祥聞之嘆曰：「少不更事！」這句嘆語應該說是正確的，因為觀之後來的發展，蔣介石一直將張學良囚禁，而且隨時可將他槍斃。然而就另一面看，張學良這樣做正表示他以抗日戰爭為第一要義，個人利害是不顧及的，隨蔣赴南京正表示他光明磊落，如果他不跟從蔣介石而去，他的後果恐怕是悲慘的。
唐先生認為對日抗戰對於蔣介石也是有利的，如果蔣介石繼續「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政策，沒有西安事變，則國府對日還得繼續「忍辱」，而「忍辱」又伊於胡底呢？唐先生提出了這個問題，確是令人思考的。依唐先生之見，抗戰者「玉碎也」，忍辱者「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國民黨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結果，則蔣介石與國民黨在中國歷史上將奚止「身敗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變對蔣介石、對國民黨，也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這一段評述，我認為是確當的。
顧維鈞先生也是唐先生做「口述歷史」的人物，原先由哥倫比亞大學的夏連蔭小姐在做。夏小姐是「中國口述歷史學部」的兩位研究員之一，另一位是唐德剛先生。但夏小姐訪問了顧維鈞的童年事迹之後，就以太忙太累而輟工不幹了，結果由唐先生承擔下來，就從顧先生自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那一段開始。
顧維鈞博士得到唐先生的幫助，自是喜歡不盡，並且以後亦要唐先生來做這項工作，此因唐先生對民國的歷史如數家珍、熟悉得很，而且還能改正他的錯誤。有一次顧先生把「金佛郎案」當中一段故事張冠李戴了，唐先生便說明他錯了，顧先生不服，並說「事如昨日」也。唐先生乃拿「顧總長」當年自己簽署的文件來再次反證，顧先生才服輸。於是，他對唐先生說：「唐博士，這一章是錯了。下禮拜，我倆重行寫過。」
對顧先生的外交究竟如何評價，唐先生這樣評論：「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幹才、舉世聞名的國際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卻是個弱國外交——他個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分量，往往超過他所代表的政府。」「五十年中，凡他所經辦的外交事件，多半可說是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吧——至少他沒有喪權辱國，沒有在國際上丟人現眼。」這種評價是公允的，事實上，沒有喪權辱國已經很難得了，所謂弱國無外交，中國是弱國，顧先生挺住了，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
唐先生有兩篇文章述及他的岳丈吳開先。一篇是悼念文，吳先生住院之時唐先生適在台北，每日到醫院侍奉，在吳先生彌留之際，唐先生急電太太昭文及弟妹速歸，結果終於有子女婿媳五人親侍床側，看著吳先生咽下最後一口氣。喪禮十分隆重，極盡哀榮，此因吳先生為民國之重要人物。
唐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滬上往事細說從頭〉遲來的導論——珊瑚壩迎候吳開先感賦詩史釋》，則說明吳開先先生在民國的業績。抗戰時期，吳先生在上海租界抑制汪精衛政權之擴展，汪政權以十萬現洋重賞以購其頭顱。吳先生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該黨組織部副部長，是重慶國民政府駐滬之最高級幹部，於汪政權威脅甚大，但因格於他在上海租界，偽政權無法向他動手。然而「珍珠港事件」一發生，太平洋戰爭一起，日軍乃沖入租界，逮捕了第一「要犯」吳開先。
何以將吳開先逮捕、關押之後，日軍又終於在1943年4月以專機將其運送至廣州灣釋放，使之輾轉逃還重慶？原來是日方想以吳開先的開釋和送歸謀求與蔣介石講和。此時，抗日已經六年，日軍敗相已呈，才有「講和」之說。然而蔣介石認為勝利已成定局，沒有「講和」的道理。吳開先先生實為夾縫中的人物，然亦無愧於黨國。唐德剛先生稱吳先生為「活烈士」，乃是因為吳先生準備做烈士而不可得，唐先生為吳先生的解說，是極有見地而又應該做的。
因為為劉紹銘先生作序而寫成了《書中人語——序劉著〈渺渺唐山〉》，述說了唐德剛先生在紐約市立大學設立「亞美學」的經過，及唐先生對美國亞裔受欺凌的感受，在美華人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華裔居民都應一讀。對於怎樣能心平氣和、不偏不倚地做點「綜合工作」，唐先生還提出了四點意見，極為難得。而對於劉紹銘先生能把華僑文學中的各種心理狀態，乃至中美兩大文化中所發生的文化衝突，以最睿智的眼光來選擇，並以最生動而真切的筆調譯出來，唐先生深為讚賞。
此外，《陳其寬畫學看記——兼論國畫現代化》，以及讚譽卓以玉小姐的「個展」等文，和其他文章，都可一讀。此外，本書所選文章大多都在劉紹唐先生的《傳記文學》上發表，其中有幾篇稱讚《傳記文學》的文章，都是實至名歸的。在《傳記文學》二十周年時，唐先生寫了文章並做了演講，在二十五周年時又寫了長文，十分難得。唐先生以「壯哉紹唐！以一人而敵一國！」來稱讚劉紹唐先生，「一國」者，意指大陸的「文史資料」是由全國的「戰犯」所寫的，數目龐大，唐先生要看也看不完；「以一人而敵一國」原是梁任公說李鴻章的話，唐先生移用來稱讚劉紹唐先生確也貼切，而唐先生為《傳記文學》寫這麼多文章，亦是難能可貴的。
2003年8月31日 溫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