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聖誕節後一個星期日（27日）下午2時至6時，紐約唐人街華人聯合會二樓有一個文字改革討論會，出席這個會議者均是專家學者，如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唐德剛、沈善鋐，哥倫比亞大學張之丙，西東大學楊力宇，紐約州立大學鄺治中，專家李鑫矩、袁曉園等十餘人。
與會者都曾發言，有人認為，中國文字太難，不易學，必須要加以改革；也有人認為中文不科學，不能進入計算機，所以要改革。而改進之道，過激派則主張用拼音；也有溫和的主張，就現有的文字基礎上求改進。有一些人，對自己提出的意見很像陳獨秀，悍氣十足地「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討論會上意見分歧，但高見還是不少。其中，唐德剛教授的發言最多，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也最為中肯。
唐德剛說漢字拉丁化最早的倡議者是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傳教士，洋人習中文，以羅馬字拼音來幫助記憶。清末勞乃宣也曾略加嘗試。後來趙元任也用羅馬字來拼音，也都只是幫助發音，並不是要代替漢字。而真正要廢除漢字、代之以拉丁化的文字，則是吳玉章等一批左翼文人在1932年以後才推動的，其中且有國際背景（第三國際）。
他們何以要搞漢字拉丁化？
唐德剛認為這是半個胡適的結果——只搞「大膽假設」，不搞「小心求證」。有些人認為方塊字難、拼音字容易。最早創此說者為遜清末葉《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後來從此說者為蔣廷黻及郭沫若。
1938年，蔣廷黻說：「我國的文字原來比歐美各國的字母的文字難，而社會又把文字知識的標準定得很高。青年的文字負擔之重實在可憐極了。我國小學和中學的課程在國文一門上所費的時間比歐美各國要多一倍。」
1953年郭沫若也說過類似的話，郭說，使用漢字，在一個受教育的過程上，自小學至大學較拼音文字國家的學生起碼要延長兩年。
馬建忠認為中國文字本不難，因為無文法所以難學，故作《馬氏文通》；蔣氏本人很早出洋，文字粗通；至於郭沫若，一不懂拼音文字，二沒有搞過雙語教育，也是外行。唐德剛認為大陸上主張文字改革者均是五四遺老——新文化遺老。新文化已變成老文化，新文化已不再新了。新文化運動後繼無人，剩下一些半吊子的五四遺老，老朽昏庸。
在這次座談會上，一位計算機專家發言時，就是從郭說，並予誇大。他說中國人學漢字要比拼音文字的國家多花費十五年，即損失十五年光陰。唐德剛聽了這位專家的話，首先起來反對這種說法，他說：「這是大膽假設，但沒有小心求證，太誇大了，太渲染了。這種說法，我以前相信，但自從哥倫比亞大學轉來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後，就不再相信了。」他說，中國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能夠看報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他所執教的紐約市立大學，全部學生總數有十餘萬人，每年新生都是紐約市高中畢業招來的，而其中有半數看不懂《紐約時報》。大學生看不懂本地的報紙，豈不是笑話，但這是鐵的事實。所以唐德剛認為中國文字比拼音文字難學的理論不能成立。
然後，唐德剛以他自己的經驗來現身說法，他說：「我讀中學時，我花在英文、數理化上的時間最多，而在中文上所花的時間最少，大約只有百分之五。而我現在用的中文，也就是憑以前花百分之五的上學時間學來的中文。」然後唐德剛笑著說：「我的中文並不太壞呀！」
接著唐德剛特彆強調拼音文字亦並非想像中那樣容易。他說：「拿紐約地區為例：中國僑胞約有十餘萬人，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不能說英語、不能看英文報紙。也許有人說這與教育程度有關。那麼拿我們留學生來說，今日旅美華裔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學者、博士、碩士何止千萬，但能寫得出一封清順無訛的英文信者，我相信不到百分之二十。所以有人說拼音文字比方塊字容易，我不同意這種大膽假設。」
他進一步說，中國的漢字有多少呢？如以《康熙字典》為準，加上附錄，則全數約五萬字。「我的國文不算太壞，有一次我拿《康熙字典》來測驗我自己到底能認多少字，結果只有十分之一的認字率。所以中國文法科大學畢業生認字總數不出五千字，平時使用已經足夠了，而我有了這五千字的基礎，曾去做過大學國文教師。」
反觀英文，全部單詞數約十六萬，我們以看《紐約時報》第一版為例，沒有一天不發現生字，如果一個人想要把五磅重的星期日的《紐約時報》全部讀通，則非識五萬單詞不可，五萬單詞則比《康熙字典》所有的字還要多，我們非識全部《康熙字典》所有的字始能看懂星期日的報紙，豈不是笑話。唐德剛說：「拼音文字就是如此的啊！」所以我們學英文，用的字十倍於中文。他舉一個例子，中文「國會」，到了英文里就有gress及parliament之別。他說這個還算好的。試舉「羊」字為例，則就花樣更多了。他說在我們單音節的辭彙里，認識一個「羊」字，便可認出「羊」族有關的字來，如公羊、母羊、羔羊、山羊、綿羊、羊肉、羊毛等，我們一看片語便知詞義。但在拼音文字里，音節太長，單詞不易組合。
英語里羊總稱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1967年是羊年，中國年元旦清晨，紐約美聯社總社編輯部編輯老爺打急電來問這「羊年」是公羊之年，還是母羊之年，或是山羊之年。唐德剛說：「把我難倒了。一個小羊過年就弄得我如此傷神，那我們『驊騮開道路』的『馬家』過年，那還得了！」
拼音文字辭彙多，認詞是拼音文字中最大的麻煩。讀中文識四五千字即已足夠，識了七百個字也就可以寫信了。而在英文里，唐說識了七百個字，卻還不能看懂菜單。所以天下的文字都是一樣的，不是方塊字難而拼音文字容易，這要看學習的人的個人條件，尤其是年齡。在十歲以下學，天下無難字；在二十歲以後去學，則天下沒有不難的語文。
關於語文的功用，胡適曾說過，自哈爾濱向昆明畫一直線，三五千公里之內皆說國語。而反觀歐洲，即使在今天，只一山之隔，乃有德、法、意等各種不同的語言，其間差別原因何在？唐德剛說，是因為中國有統一的方塊字限制了方言的發展，在歷史上也是靠這方塊字來統一這個幅員廣袤的大帝國，不然也像歐洲一樣，小國林立，也沒有統一的歐洲語言。
唐德剛說，文字除了自有它的social fun外，還有historical fun。而文字改革的人是teis，只懂「文字」工具的文字，不懂這個工具的social and historical fun。對於文字改革，唐認為，社會學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遠較文字學家來得重要。
第二個主張漢字拉丁化似是而非的理由是方塊字不能搞計算機。漢字與計算機的問題，唐德剛認為有兩個途徑可以解決：一是改革文字，一是改革計算機。然後，在二者之間權衡輕重，他說：「計算機是什麼東西？只有幾十年的歷史，計算機如果今日不行則明日就不一定還是不行。而我們的漢字有幾千年輝煌的歷史，如今要革有幾千年歷史的漢字的命去遷就只有幾十年歷史的計算機，這就是削足適履。」
解決之道，唐德剛說：「我主張從改革計算機著手，切不可以去改革文字。且改革計算機較快，也容易成功，從文字上著手慢而且甚難。文字至少幾百年始能成熟，不成熟的文字，同樣不能適用於計算機。」
至於有人說方塊字不科學，唐德剛極力反對此說，他說：「科學不科學是我們叫出來的。我國文字很美，文學講美，文學不能精確，一精確就不美，這不關文字問題。以前我們的辭彙中不分男女，但五四遺老硬將外國一套搬來，其實男女不分有什麼不好？」
如果將漢字拉丁化，以後的現象將如何呢？唐德剛說，那真是不堪設想。五十年後，中國即變成朝鮮、越南或像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紅番」一樣，一切要從零開始。一千萬本漢字圖書，包括十三經、二十四史、諸子百家、叢書、類書，以及《毛澤東選集》《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世界日報》《中國時報》《人民日報》《中報》《明報》《傳記文學》《胡適文存》等都沒有人看得懂了。有人插嘴說，也沒有人看得懂《胡適雜憶》了（編者按：《胡適雜憶》為唐德剛中文著作之一）。唐德剛說，不僅《胡適雜憶》沒人看得懂，連瓊瑤的小說也要變成「古漢語」而無人看得懂了。一講到「古漢語」，唐德剛就很生氣，他說：「今年春天，我到大陸去講學，在山東大學碰到一位教授，我問他教什麼課，他說他教『古漢語』。我起初認為是他教甲骨文或鐘鼎文，原來他教的就是文言文，什麼是『古漢語』，就是普通文言文而已。」唐德剛用英文說：「I feel very hurt.（我很難過。）」
唐德剛乃從「古漢語」講到西方古文——拉丁文及希臘文。他說拉丁文及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