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縣的「下中農」

在美國與中共學術交流的整個計畫推動之下,我由紐約市立大學派往中國大陸做交換教授,教授美國史六個月。離鄉撇井三十餘年,一旦身返故里,晤兒時夥伴,觸景生情,其中酸甜苦辣的情緒,實非親歷其境者所可想像於萬一。同時通過深入的觀察,我覺得今日大陸上最苦的還是農民,什麼水利、電力等建設,不是沒有,但是由於人口的失去控制和工業發展的緩慢,農民的衣食住行、教育、衛生等最基本的生活條件,卻改善得極其有限!

筆者幼年是在大陸農村的泥土裡長大的,對那時農民的疾苦知道得太深刻了。良心驅使我誠心誠意地希望他們在過去三十年內,能有個徹底的翻身。

三十年不是個短日子!他們今日仍然很苦,胡為乎而然呢?迷惘之餘,這才使我想到對台灣農民的生活也作點粗淺的了解和觀察。這就是我撰寫本文的原始動機。

不敢麻煩公家

今年(1981)八月下旬,承在台北舉行的「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會」中幾位老朋友的邀請,我在紐約取得了可以進入台灣十天的過境簽證,飛到台北。我想在這極短的停留期間,利用會外餘暇,到台灣農村裡去看看。但我不敢也不願麻煩官方,我只是私下向我在台灣省公路局任職的表弟表示,希望他能替我借一部小汽車,並利用他本省籍夫人的親友關係,替我在台灣鄉間找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中等農民』的家庭」,讓我不拘形跡地去訪問一下。

在三十多年前的大陸上,表弟便一直是聽我使喚的「小鬼」,我是他的「大王」,我們之間的感情,真比親兄弟還要親。後來我去美國,他在一偶然機緣下,進入台灣。在台灣娶妻生子,家庭十分幸福,工作也相當順利。他生性厚重,人緣又好,三十年的定居,也可說是台灣的老鄉里了。但是當我們又碰到一起時,在心理上,他還是我的「小表弟」——雖然最近他已有了一個孫子——我這個「大王」,還可把他這「小鬼」使得團團轉,甚至他的幾個可愛的孩子也被我這位遠道而來的「表伯」動員了起來。男公子替我做照相師,小女孩則替我做閩南語的翻譯。

組織了這樣一個有效率的「考察隊」,我就真的深入台灣農村了。

8月21日的台北,晴朗而熾熱。一大早表弟便帶了一部有空調的小汽車來接我下鄉。我們從高速公路直奔台中,再轉入支線,在鄉野中隨意遨遊——看看農村的外貌。表弟說,台灣真是個寶島,物產豐盛;而我在土地膏腴之外,也顯然看出了人民勤奮和當局復興農村的成績。

在台灣農村中,我們很難看到破爛失修的房屋——這一點,今日美國的農村都沒有做到。在美國農村中,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看到一些破爛、失修或廢棄的農房,斑斑山野頗不雅觀;台灣農莊雖小,但大體都收拾得乾乾淨淨的,一眼看去,甚是賞心悅目,顯出朝氣。

我們在農村中盡情巡迴。中午則開到南投午餐,下午繼續遊覽,直到深夜才開到埔里的一家小食鋪去吃「一魚三味」。一日之游,到處都使我體察到人民安居樂業的昇平氣氛。這些鄉里小飯館,差不多都有冷氣設備,服務人員笑臉迎人,繁忙而溫和有禮。他(她)們也都能說一口清晰的國語,不像香港、廣州,乃至上海,居民仍以說方言為當然。筆者在上海見到我幾位「安徽佬」的堂弟妹,他們私下彼此交談,有時且用「滬語」,真把我這位「二哥」氣得鬍子直豎。但是今日在台灣反而處處說國語,也真是難能可貴。

後來我們又訪問了我們的司機老王的家。

老王自稱是「毛澤東的小同鄉」,他那口「湘潭國語」便遠沒有他那時髦而美麗大方的本省籍夫人說得流利。她告訴我,她小的時候是被「賣」到台北的,所以是地地道道的「本省人」,但是她今天本省話已不大會說了。

老王住的是一所兩房一廳,外加浴室、廚房和前後兩面陽台的現代公寓。窗明几淨,壁紙花色鮮明。室內十九英寸彩色電視機、電冰箱、音響、洗衣機、收錄兩用機、高腳電風扇……一應俱全。沙發、桌椅也樣樣入時。美中不足的是,他們的長子去年在考大學期間不幸游水被溺死。他夫人以漂亮的國語為我說東說西,足使我忘記做客台灣。我想我故鄉合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達此程度,那該多好!

桃園張家

「建國史討論會」開得相當忙亂。一禮拜會期之後,我的過境簽證已到期,本該立刻出境,然終承大會「接待組」諸執事先生的幫忙,把限期延長了幾天,直至9月4日。就在限期屆滿的前一日,表弟果然替我在桃園縣鄉下找到了一家頗具代表性的「中等農家」,讓我去拜訪一番。

9月3日的早晨,也正是颱風過境之後、簽證將限滿之時,天氣不算太熱。我們一行再度自台北動身,循高速公路南下桃園。車行約五十公里右轉入支線,再轉便轉入一條鄉村小徑。就在這條小徑的開端,有一位中年人坐在一輛發光的摩托車上,正在等著我們。表弟和他招呼一下,他便掉轉車頭為我們作嚮導。

這條小徑雖也是柏油碎石路面,但卻「小」得出奇。在車內向外看,我覺得路面比車身還要窄。幸好我們的老王技術好,一路有驚無險。他開了約一兩公里,再穿過一條窄得怕人的石橋,車子便在一座村莊前的洋灰廣場停下了。

下車後,表弟替我介紹,這位領導我們的中年人叫張學意,他便是這座房子的主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台灣農民。今天我們就來拜訪他。

張君極其謙恭地領我們進入他的住宅。那是一座低矮的平瓦房,一進門便是張家的客室,約十四五英尺見方。下面是一面平整光滑、現方塊赭黑色花紋的水磨洋灰地面。這水磨地面如果打上蠟,是會光彩鑒人的,不打蠟也一樣的光滑可愛。頭頂上面的天篷,則是經過化學處理的栗殼色長條木板鑲成,整齊而美觀。四壁是白色石灰粉牆,加點黑色線條圖案。靠下方則是晶潔的玻璃門窗,我們就是從這個門進來的。

客室上方,放有一座台制十九英寸、裝有防塵門扇的三洋牌彩色電視機,機上橫卧著一架大型立體音響,喇叭箱則放在地下兩側。左側牆邊便是一張三人藤座木框沙發,下端橫放著一張同型單人沙發,再下邊靠牆邊有一張藤面搖椅,沙發前則是一張精緻的咖啡台。

張君很熱情地招待我們坐在這木製沙發上,敬煙奉茶,我們就這樣子「聊」了起來。

阿增的大家庭

張先生是客家人,祖籍廣東陸豐。他曾祖是位苦力,於清末受雇來台開墾,後來娶妻生子,便在台灣落戶了。定居後他又搬了幾次家,直到學意的父親張阿增中年時才遷來此地。他們現在的門牌地址是:桃園縣楊梅鎮瑞塘里七鄰,草瀾坡十七號。

阿增不識字。在「日據時代」,他向當地地主租了兩甲地(亦即兩公頃,或三十市畝,合4.932英畝),當了佃農。阿增(現已七十六歲)有兩個兒子,長子便是張學意君,現年五十二歲;次子學國,比哥哥小九歲,現在也已四十三歲了。學意在日據時代進過小學和初一,學國則於光復後在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畢業。他弟兄二人又各生子女五人。學意的長女秀珍,今年二十六歲,已於去年結婚,嫁了位外省籍的軍人,已隨夫遷居,所以現在的張家還有九個孩子。他們和學意、學國兩對中年夫婦,以及阿增老夫婦同吃同住,一家十五口,三代同堂。

但是按照當局「戶籍法」的規定,他們十五人卻被分成兩戶,今日台灣農村習俗仍是以男為主的,戶長都是男人。張家兩戶中的長房是以學意為戶長,他一對夫婦、四個孩子作為一戶,另加祖母(阿增的妻子),共有七口。二房學國一家則以祖父阿增為戶長,一戶八口。雖然在戶籍上他們一定得分成兩戶,他們自己在生活上和財產上則並未分家。一家個別的收入都合在一起,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大家公吃公住。由於阿增不識字,學意很自然地就變成一家的實際「首長」了。

佃農翻身的經過

據學意告訴我,在日據時代,他們當佃農的生活是十分貧困的(原因很多)——「合家每月只能吃到一次肉」,學意那時也「從未穿過長褲子」。

光復後稍好,但也好得有限,家中有時吃的還是番薯飯。

但是在1953~1954年間,生活便漸漸開始好轉了。原因是那時當局推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當局用日本遺留下來的工商業作抵償,收購了所有地主的土地,然後再以這土地低償分給無地農民。一般農民可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先耕後付,於十年之內,向當局購得全部土地所有權,但是每戶分地最高額則以三甲(四十五市畝)為限。

這樣一來,他們張家乃於旦夕之間,由無地的佃農一躍而成為擁有兩甲地的自耕農了。至於他們其後在十年之內,一共向政府付還了多少「低償」的地價,學意已記不清。我想這數目字不難查到,也就未向他追問了。

吃肉的次數隨著土地改革而多起來,張家田莊上生產量也增加了——最後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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