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堅合眾國與大清帝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持續了一百三十年之久，並為後期關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事實上，這一國際交往取決於貫穿整個19世紀在東西大陸上與之平行發展的三個歷史潮流。任何外交家及他們所代表的政府都很難改變近代歷史洪流之強大的匯合，他們也只能是順應歷史潮流、到達目的而已。
第一個歷史潮流是大清皇朝的日趨衰落。像以往兩千多年中的許多朝代一樣，它也照例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繁榮昌盛、和平穩定後衰敗的。它的日趨衰退一方面充分地表現為清朝統治階級的驕狂自大、頑固不化、愚昧無知及腐敗墮落，另一方面是窮苦百姓的不斷起義暴動。為了應付西方的挑戰，清人只能是舊瓶裝新酒，進行一些浮光掠影的「改良」，幾乎產生不了什麼鼓舞人心的結果 。這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悲劇。同時，它成為中國歷史的固定背景，一切歷史的表演都離不開它。
第二個歷史潮流是在亞洲不斷上漲的歐洲擴張主義洪流。無論中國人或美國人作出什麼樣的反應，這洪水一如既往向亞洲大陸深處流淌，直到各擴張主義列強精疲力竭，或是創造一種勢力均衡的形勢 。來自中國的抵抗勢力，不管是啟蒙的改良主義者，還是目不識丁的義和拳，皆非重要因素。在中美關係的發展中，無論是好是壞，美國都很少與中國進行直接交往，而更多的是與其他列強進行有關中國的交涉 。
第三個歷史潮流是美國的邊疆政策跨越太平洋向中國的緩慢移植。它以言過其實的傑弗遜理想主義為起點，以漢密爾頓的商業主義而告終，並決定著美國的殖民主義者、商人、傳教士以及在國內或海外的外交家和「老中國通」的含蓄和公開的行為 。它也使太平洋兩岸的「約翰·中國佬」（譯者註：此系西人對華人之蔑稱）受害不淺。所有這些都植根於「締約前期」。
「締約前期」的中美關係
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兩國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不過，美國殖民者倒是消費了大量的中國茶葉。這彷彿是與鴉片貿易相反，這種中國商品經過東印度公司進口到美國殖民地。這種無害商品的過多供應最終導致了在波士頓的一場武裝起義 。儘管美國的獨立戰爭從未被稱為「茶葉戰爭」，但正像英國的鴉片在中國所引起的後果一樣，由東印度公司進口的中國茶葉導致了武裝起義，並由此產生了美洲十三個殖民地的獨立。
1784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不久，也許更多的是出於感情因素而不是商業原因，這個新獨立的國家向中國派出了第一艘船「中國皇后號」。美國駐華的第一位商人領事蕭三畏（Samuel Shaw）隨船來到廣東，並載回了第一批未經英國中間人之手的茶葉及其他商品 。
中美貿易的發展是緩慢的，但很穩定，特別是在歐洲商人被拿破崙戰爭重創的18世紀末葉 。儘管美國商人在1812年的戰爭中有過一段不景氣，但他們在幾十年里賺了相當可觀的利潤，僅次於英國。他們甚至涉足於臭名昭著的鴉片販運走私，與英國壟斷主義者展開激烈競爭。值得慶幸的是，19世紀30年代後期鴉片貿易的不景氣，竟意外地使美國商業公司免於更深地捲入到1839～1842年那場惡名遠揚的鴉片戰爭中 。
鴉片戰爭前的美中商業關係是使雙方都心滿意足的。那時，廣東是唯一向西方商人開放的貿易港口，中國所有的貿易都是由為數不多的幾家壟斷商行控制 。六十年來中美未簽過任何商業條約，而據記載也未發生過什麼事故。當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時，美國人對中國人是深感同情的。對許多美國人說來，鴉片戰爭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發動的最不正義的戰爭之一」 。
戰後，在華的美國商人甚至反對美國政府與中國簽訂商業條約的舉動，因為中國政府已經自願將英國靠戰爭手段所取得的一切貿易優惠權都給予他們。和中國簽訂這麼一個不必要的條約只能損害中美貿易的發展。因此，當泰勒總統派遣第一位美國特使凱萊布·顧聖（Caleb Cushing）來廣東洽談簽約之事時，美國商人對這一活動群起而攻之。不過傳教士們對簽約大加讚賞 。
由顧聖和清朝欽差大臣耆英簽署的《中美望廈條約》實在是一個毫無必要的條約。它只不過是再一次確認了中國已經給予美國的優惠權，如五口通商、治外法權、協議關稅等。但是，美國也同時從該條約中獲得了中國給予的最惠國待遇，這是大清帝國首次給外國這種待遇，中國政府還保證該條約可在十二年後修正，這一待遇是英國與華談判中未提出過的 。
中國外交政策的兩次循環
繼1844年簽訂《望廈條約》之後，中國官員和他們的美國同行在美國南北戰爭前的十六年中都經歷過一段對現代外交的不成熟期。中國的外交政策在道光和咸豐兩代皇帝期間發生了兩次相似的循環。在鴉片戰爭期間，由於道光「僵硬」政策的失敗，導致了十年的「綏靖」。而年幼無知、驕橫自大的咸豐1850年繼位後又重蹈這一悲劇循環之覆轍 。
年輕的咸豐皇帝與頭腦簡單的儒家學者、兩廣總督葉名琛一道，立場堅定地反對英國的入侵——正是英國的不斷入侵導致了1856年爆發的亞羅船戰爭。但是，1859年大沽戰役之後，咸豐很快就學會了如何屈從現實。儘管這場小規模的衝突以中國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勝利而告終，但咸豐意識到了他的根本弱點以及戰爭可能帶來的後果，他情願重新採用最初由耆英和他父親制定的老一套綏靖主義政策 。
不幸的是，皇帝此時改變主張為時已晚，他不但喪失了首都，連自己的性命也沒有保住。1860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不久皇帝本人也在焦慮中死於靠近滿洲邊界的熱河行宮裡。其結果是中國和外國列強1860年在北京簽訂了一系列條約，進一步喪失主權。這些條約內容包括：鴉片貿易合法化；外國船隻在中國內部水域的航行權；在京設立外國使領館，以及中國割讓沿海省份給俄國，包括海參崴港，後被俄國人改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字意是「鎮東」港） 。
此後，由駕崩皇帝的弟弟恭親王帶領的大清官員很少敢對西方列強——特別是大不列顛——再說一聲「不」字了。中國現已被徹底打開了大門，已無力守衛這些開放的門戶。
美國公使中兩條路線的鬥爭
和中國不同，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內戰前的十六年中，用毛澤東的話說，是經歷了一場「兩條路線的鬥爭」。在1856年皮爾斯（Pierce）政府結束以前，美國人不知道在中國該如何行事。美國政府就簡簡單單地讓駐華的外交官們自己見機行事。這樣，美國的對華政策便在美駐廣東公使中產生了兩條路線的鬥爭。
一條路線是由美第一任駐華公使義華業（Alexander Hill Everett）提出的。1846年10月他一抵達中國，就馬上意識到中國正處於即將成為「第二個印度」的危險之中。作為一名職業外交家，他向國內政府建議「為防止中華帝國被大英帝國完全吞噬」，美國應與其他西方列強，特別是俄法兩國，取得一種「全面理解」，並且「共同」採取行動，以便能夠勸說英國「重新考慮她反對天朝（指清政府）獨立的計畫」 。
這一秘密急件其實是最早包含「門戶開放」政策的建議，比海約翰（John Hay）的建議早了半個世紀。儘管義華業的提議沒引起注意，但五位繼任公使繼續堅持他的政策的大致路線，幾乎沒作什麼改動。德威士（J.W.Davis）、馬沙利（H.Marshall）及麥蓮（R.L.Me）三位這樣做是出自他們自己的推斷；而其他兩位，列衛廉（William B.Reed）和華若翰（John E.Ward）則是接受了國內政府的明確指示的 。
遺憾的是，他們在上任以前沒有一個人了解中國，上任後誰也沒在中國駐過兩年以上。最糟的是，由於工作原因，他們彼此從未見過面 。所以，儘管他們的建議是一致的，但他們卻制定不出一套可行的對華政策供美國政府採用。結果，他們的建議沒有一個對華盛頓產生過明確的影響，一般是建議人一離開中國，其建議就被擱置一邊了。因此，他們這條政策路線很容易被第二條路線所取代。這第二條路線是由伯駕（Peter Parker）一個人提出的，他雖然斷斷續續地但卻是有效地指揮著美公使館，其時間之久超過他四位前任任期的總和 。
伯駕是一位在華的傳教士。由於他能講一些粵語，顧聖、義華業及他們之後的官員常請他幫忙，起初做翻譯，後又任美駐華公使館秘書。在一名美駐華全權委員回國後和另一委員來華之前這段時間裡，伯駕總是任美公使館的代辦。在伯駕本人於1855年8月被正式任命為第六任美駐華全權委員以前，他曾六次被任命為代辦。他任美駐華全權委員兩年 。
伯駕的對華政策完全是從傳教士的利益出發，要求異教徒的天朝帝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