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世界文化任何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中華民族實在是個「愛好文學的民族」（a nation of literature lovers）。在19世紀以前，我們用漢文、漢語保留下的文學作品與文學史料，實非其他任何語言所可望其項背。
古人說「六經皆史」，但是在一個學現代比較史學的人看來，我們傳統中國，官私作品，實在是「百史皆文」。寫歷史、寫函札、寫公私文告，首先注重的便是修辭和文藻。上法堂打官司、到朝廷告御狀，往往只要你文字鏗鏘，官司也就打贏了一半。
這種風氣濫觴的結果，往往就以辭害義，在敘事的精確性上和在論理的邏輯性上，都受了影響。汽車兩三輛，朋友七八人，講起來多麼順口、好聽、有文學情調，管他是兩輛還是三輛、七個人還是八個人呢！
因此做「馬虎先生」也是我們生活方式中的「本土性」之一種吧。
子曰：「必也正名乎！」我們要談華裔海外作家的「本土性」，先得給「本土性」下個明確的定義。
「本土性」的定義
在這世界上，每一個特殊民族，都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殊文化傳統和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由這個特殊傳統、特殊生活方式所孕育出來的特有的民族心態——這一特殊民族心態，就是所謂「本土性」。這在英文辭彙里通俗地說來，中國人的本土性則是the eseness of the ese，沒有中國「本土性」的中國人，在70年代美國少數民族運動中，往往被激烈分子詛咒成「外黃內白的『香蕉』（banana）」。其實，近百年來的北美洲，乃至今後一百年的北美洲，也不會有百分之百的「香蕉」——既然「外黃」，內心亦不可能「全白」。話說到底，縱是「全白」，也並不是什麼「壞事」，因為「全黃」也不代表什麼「好事」。eseness不是個道德名詞，它只代表一種「民族心理狀態」（ethnitality），而這個狀態，也是或多或少永遠地流動著，它不是一成不變的。
歷史上沒有「沒有本土性的文學」
至於海外華裔作家是否保存有其「本土性」呢？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首先得把所謂「世界文學」搜搜根。三四千年來，我們在歷史上還未發現過一篇「沒有本土性的文學」。摩西、耶穌、穆罕默德承受「上帝」意旨，為全人類造福的《新約》《舊約》和《可蘭經》，應該是「太空性」、「宇宙性」而沒有其「本土性」了；朋友，你去讀讀這三部「經書」，試問世界上還有哪一部書比這三部聖書更有「本土性」？
四大皆空的釋迦牟尼應該是「工人無祖國」了。朋友，再讀讀《金剛經》看看，你就知道那位印度歐羅巴教主的本土性之重。等而下之，從古希臘的荷馬、古印度的吠陀和我國古代的《詩經》——《詩經》不但具有「中國」的本土性，「本土性」之內又可分出不同的「區域性」，所謂「國風」——他們的本土性之重還要說嗎？
歷史上更沒有「沒有本土性的作家」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國際性人物，每好以「國際性」自詡，排除「本土」，大搞其「國際」。近百年來，左翼的賢達們曾搞了四個「國際」。三個都垮了，還剩個不死不活的「第四國際」，現在還在敝大學的街頭地攤上拉客、賣書。
最誠心誠意丟掉國籍到海外荒島上去做「無國籍的公社」居民的，要算若干美國「嬉皮」了。
在70年代的初期，筆者自己所教的班上，這種雜色「嬉皮」便層出不窮。他（她）們都自吹無本土性，要做「世界人」（people of the world），到荒島上去住une。我就提醒一個青年，使他大徹大悟，終於退出公社——我的警語很簡單：「你是什麼鳥『世界人』，你只是個Ameri hippie！」「嬉皮」是60年代極端個人自由化的美國「本土性」的具體表現。他們跳不出這個「唯心」的牢籠，而自吹是得到「解放」，衝出了「地獄」，可憫亦可笑也。
文學這個東西，本來就是用來反映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和在這一「宏觀」的體察下之社會中，反映某一個體的心理狀態的一種工具。「我知故我在」，但是問題是「知」從何來——人非生而「知」之者。洪秀全認為他的「知」是來自「上帝爸爸」和「哥哥耶穌」，其實洪秀全本身該背了多少「本土性」？洋涇浜的上帝皮毛而已。
「本土性」連這個「天王」都擺脫不了，哼！你這個坐飛機逃出中國的小作家想擺脫嗎？
世界上也沒有「沒有本土性的語言」
不特此也，「語言」（language）本身就是個運載「本土性」的工具，它也是在「本土性」的熔爐里鍛鍊出來的產品。因此，任何語言都帶有該語言的本土性，任何使用此一語言的人也就被它傳染——污染或感染——而帶有該語言的本土性。
語言是表達使用這一語言的人群——尤其是作家們——內心思想的工具。這種人群內心的思想，也就鑄造出這一語言的特徵，例如組詞、造句、成語、文法……因而它所含蓄的「本土性」也特別的重。
舉例以明之。我們中國人一向認為「朋友」是「五倫之一」，有「通財之『義』」。因此，中國人合夥做生意往往不訂契約，大家結合只靠寧波佬所說的「一句閑話」——「然諾重千金」，「疏財仗『義』」。有這種「心態」，因此漢語中也有這個「詞」叫「義」，俗語叫做「義氣」。而這個「義」字，便是所謂「中國本土性」的具體表現之一種；「義」在其他文字中便找不到「同義詞」——英文中就沒有這個「詞」。例如，說「某人很義氣」，這句話在英文里簡直就無法翻譯。
所以「文字」實是含有「本土性」最強烈的一個「社會交流工具」。一個作家如果能純熟使用某種文字，他就必然會被某種文字的「本土性」所感染，是深是淺、是好是壞，那是另一問題。所謂「海外中國作家」都知道，用某種文字來「講」或「寫」，你也必須用同一種文字來「想」，這樣的「講」和「寫」，才能臻於嫻熟，達於化境。「講」和「想」用同一種「外國語」，是學習「外國語」的第一關。沒有這個「突破」（breakthrough），所謂「外語」，是不可能純熟運用的。用某種文字去「想」，你就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文字的「心態」或「本土性」了。
因此，凡是用「漢語」（台灣叫「國語」，新加坡叫「華語」，大陸叫「普通話」）去「想」的「中國作家」，他們就必然有其大同小異的「中國心態」，也就是「中國的本土性」了——中國方言（如粵語、滬語、閩南語、客家話）也是漢語的一部分。說這種語言的人也都具有「中國心態」，不過今日海內外的「中國作家」（包括台灣或新加坡的「華語」作家）所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所謂「國語」（普通話或華語）。用中國方言所寫的出名的文學作品，大概只有一部用蘇州語的《九尾龜》——其他則只限於用一些「方言」譯的《聖經》了。
所以，台海兩岸的中文作家們，隔離了三十多年之後，不管雙方有何種不同的「意蒂牢結」，不管被多大程度地西化、洋化、異化或赤化，他們都根本上具有相同的「中國本土性」——大同小異的「本土性」（漢語如一旦被全盤「拉丁化」了，那就又當別論了）。
能使用相同語言的人，就自然會具有大同小異的「本土性」；使用兩種完全不同語言的人，他們往往則是兩種「心態各異」的不同的動物，雖然他們體質上長得是一模一樣的——這一現象在新加坡和美國華僑小區都極其明顯。
在新加坡，那些專說「華語」和專說「英語」（著重個「專」字）的「新加坡人」，便是兩種不同的「新加坡人」，一望而知。在美國，則ABC（土生華僑）和CBA（移民華僑）也是截然不同的，雖然他們的區別不像在新加坡那樣明顯和尖銳——因為在新加坡，往往兩種人都是當地土生的。
至於寄居海外的「中文作家」們究竟保留了多少或怎樣的「中國本土性」，那就要牽涉文化外流和移植的基本問題了——文化外流的方式和過程、移植區內土壤的性質、移植區內其他文化的阻力和誘惑力，也就是「文化衝突」（cultural flict）的問題，這些對外流文化「本土性」之存亡、深淺，都有其決定性的關係。
「本土性」的保存與保守
大體說來，一個文化之外流，亦如江河之泛濫。水是向低處流的。先進文化如流向一個原始、落後、貧瘠的低洼地區，那這個文化整體（cultural entity），包括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就要像黃河決口，淹沒一切。白人（Aryan People）文化之入侵古印度與現代非洲、美洲，就是個最大的例子。
今日所謂「非洲文學」（黑文學Black Literature）和南美洲的「拉丁文學」（或西班牙文學Hispanic Literat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