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我是學歷史的，自小對文學也很有興趣，記得有一次在哥倫比亞大學章回小說討論會上，有一個美國學者列了一堆章回小說書目，大約有四十幾部一百多本，他說：「中國作品實在太多了，誰可能把那麼多的作品看完呢？」我舉手說：「我統統讀過了。」他不相信，反問我說：「你怎麼可能讀那麼多書？」我說我在中學讀書，沒有女同學同我談戀愛，也沒有球可打，更不會滑冰、跳迪斯科，沒辦法之下，只好看小說了。我對文學大概就止於對這些書的欣賞罷了，所以我只能算是欣賞文學的讀者而已，實在不夠資格以行家來談文學，尤其沒有資格談台灣和香港等名作家的作品。我覺得台灣近二十年的文學成就遠超過50年代或30年代的作家，可惜我因為太忙，對台灣和香港的大批作家的作品看得太少。
其次說到口述歷史，口述歷史是我的本行，也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用來吃飯的工作。
既然我與文學和口述歷史都有些關係，現在我就把個人的一點體驗與看法報告一下。
首先來談一談什麼叫口述歷史。
什麼叫口述歷史？
我寫過幾本口述歷史，加起來可能銷了一百多萬本，而且現在仍繼續出版。而什麼叫口述歷史呢？有人問我：「你的口述歷史是不是胡適先生講，你記，就成了？」「你怎麼能記那麼多呢？」另外，我寫李宗仁的口述歷史，他們也說：「你怎麼寫那麼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歷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記的歷史，而是口述史料。」我替胡適之先生寫口述歷史，胡先生的口述只佔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證補充。寫李宗仁口述歷史更麻煩，因為李先生是軍人，他連寫封信都要找秘書，口述時也隨便講講，我必須細心地找資料去編、去寫、去考證，不明白的還要回頭和他再商討。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講的話習慣上就是命令，有疑問反問他時，他都說：「沒錯！沒錯！」我說：「大概有點錯吧。」他立刻又說：「沒錯！沒錯！」我想我以前在他部下當兵也只是個少尉，而他是上將，以一個少尉來指揮上將是很難的，所以我只好慢慢地想法子說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問題反覆問他，結果他說：「有書為證，沒問題！沒問題！」於是拿了一大堆書給我看，結果都是稗官野史一類的書，我說：「你們做司令官的，如果情報不正確的話，像台兒庄等戰役就沒法打勝仗了；我們搞歷史、寫文章的也一樣，如果情報不正確也會鬧出笑話來，您剛剛說的這些『情報』雖然有書為證，卻也可能是假情報。」他說：「有點道理，有點道理。」費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進入狀態。不過李宗仁的口述歷史，統計起來，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面資料補充與考證而成的。所以，所謂口述歷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寫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學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非學術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左右。所以若問口述歷史與一般史料有何不同，大概可以這樣說：口述歷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無對證的，口述歷史可以慢慢談、慢慢問，可以加以補充改正，而其他歷史就不能如此。
在哥倫比亞大學有世界性的口述歷史學部，也有中國的口述歷史學部，但在那裡正式工作的只有夏連蔭小姐和我兩個人。夏小姐英文很好，中文不太能寫，只有我中英文都寫，所以那時我所做的中國口述歷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國口述歷史。後來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有口述歷史，那是當年我們在美國向胡適之先生建議的。後來胡先生到了台灣，我們給他寫了一封信，胡先生回了一封信（見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59年12月5日條），說「台北『中研院』也成立了口述歷史部」。這就是「中研院」口述歷史部的由來。所以，「中研院」口述歷史是胡先生寫了那封信才開始的。
接下來談談口述歷史的起源，這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艾倫·芮文斯（Allan Nevins）自誇口述歷史的名詞是他發明的說起。當時他創出的名詞是Oral History，翻成中文就是「口述歷史」，而現在這個名詞已經世界通行了，所以這個名詞事實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艾倫·芮文斯一個人搞起來的。
口述歷史的歷史
艾倫·芮文斯提出了Oral History的名詞，但我對他說：「你不是口述歷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詞的發明人。」在我看來，Oral History至少有兩千年的歷史，不過那時不叫口述歷史，口述歷史是在中國和外國都有的老傳統。我們學歷史的人一般分歷史為兩大部門：一種是未記錄的歷史，英文叫作Unrecorded History；另一種是有記錄的歷史，英文叫作Recorded History，我們中國有記錄的歷史應該從孔子的《春秋》算起，而孔子的《春秋》卻斷自唐堯虞舜，那麼唐堯虞舜的歷史都只是傳聞，也就是口述歷史了。後來的三皇五帝也都是以口述為憑推出來的史前歷史。孔子向來自稱「述而不作」，所以他的作品如《論語》等也都是由孔子口述，經學生或學生的學生記下來的，自然也是一部有名的口述歷史了。孔子另外一部可靠的書《禮記·檀弓》，記載了許多孔子的事，都是孔子口述、弟子所記。諸如此類夫子「述」之、弟子「作」之的作品，就是「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傳統，也就是「述而不作」的最典型口述歷史。
後來秦始皇焚書，弄得漢初無書可讀，於是找一些學界耆宿如伏勝等加以口述，代代相傳，成了漢代的今文家，所以在漢朝四百年間，古文家都不被承認，只有口述而成的今文家才受重視（事實上《左傳》並非偽書，而是被作偽者劉歆動過手腳。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春秋》是孔子讀《魯史》的筆記——有哲學氣味的筆記，也可說是根據儒家思想而整理的筆記。但是《魯史》是什麼樣的書？作者又是誰？我大膽假設：《魯史》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左傳》的原來面目即是《魯史》，孔子因之作《春秋》，此書失傳後，被劉歆在「中秘書」發現，乃改頭換面，倒果為因，搞出《左氏傳》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口述歷史在中國史學上的實例
另外，劉漢以後也有很突出的口述歷史，那就是司馬遷《史記》中的列傳七十篇（再大膽假設一下）可能有一半是他道聽途說的，要不然就是interview他人聽來的，也就是根據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編寫而成的。最好的例子是《刺客列傳》寫荊軻刺秦王那一段，他說得很明顯，現在抄錄下來看看：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
從以上所錄看來，司馬遷認為他的故事比傳聞更為正確，因為他是聽公孫季功和董生說的。而公孫和董又是直接聽夏無且大夫說的，而夏是秦始皇的「私人醫生」，當暗殺進行之時，「夏醫生」幫著「老闆」用「葯囊」打過荊軻，其話當然可信。這是一篇極好的文學著作和歷史，而司馬遷就講明他所用的是口述史料，其他未講的正不知有多少。
由此看來，口述歷史（也可以說是口述文學）在中國至少有兩千年的歷史了。
再看我們安徽出的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年幼時做過叫花子，也當過和尚，他年老時最忌諱這一段，那時有位士子上表歌功頌德，說朱元璋功業蔽天、「光被四表」，誰知馬屁拍在馬腳上，朱元璋認為「光被四表」是嘲笑他幼年當和尚，和尚頭「光被四表」，所以把這馬屁精給宰了。可是等到老朱老了，要蓋祖廟、修族譜時，對自己的身世總得有個交代啊，但是那些搖筆杆子的什麼「大學士」，誰敢執筆呢？他們想來想去，想出個聰明辦法來——來搞個「口述歷史」，說群臣愚魯，對聖上祖宗盛德，才難盡述，伏乞聖主略敘列祖列宗之天縱英明事迹，愚臣庶可據以跪錄，等等。誰知朱元璋倒也大方，他就真把他過去當和尚、做叫花子的往事，毫無隱諱地全盤托出。這篇文章也是中國口述歷史和口述文學上的傑作，沒有口述歷史這個傳統，這篇文章是無法執筆的（原文見《七修類稿》）。
另外如太平天國覆滅時，忠王李秀成的供詞（口供）也是我國傳統「口述歷史」的上品。據說，當忠王李秀成被曾國藩抓了，忠王用廣西話招供，曾國藩聽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寫，於是李秀成一面講一面寫，完成了這篇至情至性的好文章——《忠王李秀成供狀》。
大陸上最好、最出色的一本口述歷史的書，應是末代皇帝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他把他一妻一妾裝模作樣的種種情形寫得非常真切動人。
從以上這麼多例證我們可以明白，口述歷史這個名詞還沒有到中國之前，我們早就有口述歷史的事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