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類文化綜合的整體的表現，是為了解決有關於「住」（最廣義的「住」）的一切問題而為自己創造出來的有體有形的環境——「體形環境」。這是幾千年來就已存在的事實，卻是至最近數十年來，它的重要性才被人類自己所認識。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科學技術的進度與政治經濟制度始終能互相配合著進展，所以城市的體形並未與社會生活發生過嚴重的衝突或脫節。到了近一百年來，西方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因工業技術之突飛猛進，生產方式迅速地「社會化」，而他們的政治經濟制度則仍滯留在沒落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在體形方面便發生了極大的矛盾。
歐美所有的城市庄鎮都是由中世紀承襲下來的，早就逐漸不適宜於現代社會化的生產和工業化以後的生活；但因在經濟制度方面，維持著殘酷的剝削和私有財產制度，尤其是土地私有制度始終妨礙著任何改善都市體形的企圖。在中世紀的城市裡，加上資本主義的盲目發展，加上社會化的生產方式，加上工業生產以後的生活和現代交通工具，就等於紊亂的城市體形。這紊亂體形都經過了這樣的程序：起初，工廠和鐵路驟然間將人口集中到本來中古式的城市中，於是出現了密集的工業區、商業區和被剝削、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和他們被迫所居住的「貧民窟」區；隨後，汽車出現了，車禍出現了，現代公路也出現了，又將人口盲目地，無計畫地輸送到鄉郊去，於是出現了許多住宅區，而把工商業遺留在市中心。但是新的工商業又追隨著在郊區密集地興建起來；於是想要躲避市廛嘈雜的有錢人，又將住處向郊外更遠處遷移，鄉郊遂被重重房屋所包圍。
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人口追進郊野，房屋又追著密集的人口，城市就無限制無計畫地像野草一樣蔓延滋長起來，使歐美的城市演變成為史無前例的混亂，無論在居住、工作、游息、交通方面都喪失了人類群居所企求的效果。在這種狀態之下，一些頭腦比較清醒的人才開始覺悟到一個城市乃至城市與鄉村所組成的區域的體形方面都需要將人類全部活動中的各種繁簡不一的需要作詳細的調查和分析，並綜合起來作全面合理的部署，才能使它適合於人類居住的基本要求。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美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建築師和城市計畫師們組織了國際現代建築學會（gress Iionauxd''Architecture Moderne，簡稱CIAM）。一九三三年這個學會在希臘雅典的大會以城市計畫為題，總結成為這《城市計畫大綱》。
這個「大綱」擬訂於十八年前，那時第二次大戰的威脅尚未明顯的暴露，世界上極多數的人遠未清楚地認識到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已途窮日暮。國際現代建築學會的會員先生們尚存著幻想，以為他們的「大綱」可以實現在城市的體形上。的確，這「大綱」的技術原則是正確的，它的內容是從人民大眾的幸福上出發的。它的目標也是要建立適宜於廣大人民全體的體形環境。但是那些會員先生們卻沒有了解，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使他們的城市得了嚴重病症，此後也還是這個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使這「大綱」無法實行，因此也治不好他們城市的病症。惟有在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下這種大綱才能實行。在最近一次（一九四八年）的大會上，他們不得不對於在蘇聯和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在這方面的偉大成就齊聲讚揚，就是證據。
新中國正在開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大踏步地邁進。這偉大的轉變首先要在全國城鄉的體形上表現出來。在今後數十年間，全國的舊城市都將獲得改建。許多幾百年來在半睡眠中的縣城將突然醒起來，在短短數年間成為一個個的工商業重鎮。此外還將有千百個新的市鎮從平地上湧出，如同近三十餘年間在蘇聯的遼闊的土地上所見到的一樣。
在這偉大的轉變中，假使城鄉體形方面未能預先作出妥善正確的計畫，則將因工廠、房屋、鐵路、公路之大量興建，城市與鄉村間人口之大量移動，農業與工業人口比例之改變，因而城市中的房屋即將不敷激增的人口的分配，原來只適用於騾馬車及轎夫擔子的街巷將使汽車成為無地用武的英雄，僅能創造車禍傷亡紀錄。換句話說，就是城市的體形環境將交錯雜亂，而作盲目無秩序的發展；使城市環境不適宜於一切工業、商業、居住、游息、交通之用，完全失去了城市所應有的功能。今日歐美無數市鎮因在工業化過程中任其自流發展所形成的紊亂醜惡的體形，正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CIAM的《城市計畫大綱》的確是很有可取之處的。它可被譽為一個技術「良方」。可惜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裡「葯不對症」。因為它不是「治病」的方子而是一個保健的方子。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城市體形之紊亂只是病象而不是病源。病源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不根除病源是談不上健康成長的。因此，英美等國所沾沾自喜的一些「新市鎮」如倫敦附近的Welluychworth；紐約附近的Radbum；華盛頓附近的Gree等，都只是些不太成功的逃避主題的枝節嘗試，只能滿足比較少數財力寬裕的人的需要。它們都還只是試驗室里的樣品。在整個政治經濟制度改變以前，他們也只可能有那樣寥寥幾處半成功的試驗，而絕不可能使它全面發展而實施於全市或全國的。
中國「大病」了一百一十年，現在我們的病基本上已被我們最偉大的「醫師」治好了。新生的中國正在向康復的大道上走。在城鄉建設方面，這個「方子」倒是相當適用的，因為我們已具備了開始全面建設的條件。因此，清華大學營建學系編譯組朱暢中，胡允敬，程應銓三同志將它譯出，並由程應銓同志加註，介紹予全國各縣市的行政領導和技術幹部，以供都市建設計畫時的參考。
在這裡，我們必須附帶提出，我們介紹這《城市計畫大綱》，但對於國際現代建築學會所倡導的建築理論，尤其是它對於建築造型的理論是大有問題的，過去我們許多建築師們曾經為那種理論所迷惑。解放以來，經過不斷的學習，尤其是經過近一年來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教育，我們誠懇地批判了以往的錯誤，我們肯定地認識到所謂「國際式」建築本質上就是世界主義的具體表現；認識到它的資產階級性；認識到它基本上是與墮落的、唯心的資產階級藝術分不開的；是機械唯物的；是反動的；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教政策基本上不能相容的。我們在這裡介紹這個「大綱」而反對國際現代建築學會關於建築造型的理論，正是排除其糟粕，吸收其精華。就是這「大綱」我們也是要「批判地吸收這些東西，作為我們的借鑒」，因而我們加了注釋。我們借鑒這些資產階級的東西，但「僅僅是借鑒而不是用它來替代」。在建築和都市計畫工作中，如同毛主席給我們在文學藝術中的指示一樣：「對於死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模仿與替代，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教條主義。」我們尤其不可頃刻忘記：建築和都市計畫不是單純的經濟建設，它們同時也是文化建設中極重要而最顯著的一部分，它們都必須在民族優良的傳統上發展起來。
梁思成、林徽因序於清華大學營建學系
一九五一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