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的建築是銜接中國歷史上兩個偉大文化時期——漢代與唐代的——橋樑，也是這兩時期建築不同風格急劇轉變的關鍵。它是由漢以來舊的、原有的生活習慣、思想意識和新的社會因素，精神上和物質上劇烈的新要求由矛盾到統一過程中的產物。
產生這新轉變的社會背景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北方鮮卑、羌等胡族佔據中原——所謂「五胡亂華」在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所起的各種複雜的變化。二是漢族的統治階級士族豪門帶了大量有先進技術的勞動人民大舉南渡，促進了南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三是在晉以前就傳入的佛教這時在中國普遍的傳播和盛行，全國上下的宗教熱忱成了建築藝術的動力。
新的民族的滲入，新的宗教思想上的要求，和隨同佛教由西域進來的各種新的藝術影響，如中亞、北印度、波斯和希臘的各種藝術和各種作風，不但影響了當時中國藝術的風尚手法，並且還發展了許多新的，前所未有的建築類型及其附屬的工藝美術。刻佛像的摩崖石窟，有佛殿、經堂的寺院組群，多層的木造的和磚石造的佛塔，以及應用到世俗建築上去的建築雕刻，如陵墓前石柱和石獸和建築上裝飾紋樣等，就都是這時期創造性的發展。
寺院組群和高聳的塔在中國城市和山林勝景中的出現劃時代地改變了中國地方的面貌。千餘年來大小城市，名山勝景，其形象很少沒有被一座寺院或一座塔的側影所豐富了的。南北朝就是這種建築物的創始時期。當時宗教藝術是帶有很大群眾性的。它們不同於宮廷藝術為少數人所獨佔，而是人人得以觀賞的精神食糧，因此在人民中間推動了極大的創造性。
北魏統治者是鮮卑族，尊崇佛教的最早的表現方法之一是在有懸崖處開鑿石窟寺。在第五世紀後半葉中，開鑿了大同雲岡大石窟寺。最初或有西域僧人參加，由刻像到花紋都帶著濃重的西域或印度手法風格。但由石刻上看當時的建築，顯然完全是中國的結構體系，只是在裝飾部分吸取了外來的新式樣。
北魏遷都到洛陽，又在洛陽開造龍門石窟。龍門石窟中不但建築是原來中國體系的，就是雕刻佛像等等，也有強烈的漢代傳統風格。表現的手法很明顯是在漢朝刻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敦煌石窟壁畫上所見也證明在木構建築方面，當時澎湃的外來的藝術影響並沒有改變中國原有的結構方法和分配的規律。佛教建築只是將中國原有的結構加以創造性的應用和發展來解決新問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塔和佛殿。
當時的塔基本上是漢代的「重樓」，也就是多層的小樓閣，頂上加以佛教的象徵物——即有「覆缽」和「相輪」等稱做「剎」的部分。這原是個縮小的印度墓塔（中國譯音稱做「窣堵坡」或「塔婆」）。當時匠人只將它和多層的小樓相結合，作為象徵物放在頂部。至於寺院里的佛殿，和其他非宗教的中國庭院殿堂的構造根本就沒有分別。為了內容的需要，革新的部分只在殿堂內部的布置和寺院組群上的分配。
這時期最富有創造性而傑出的建築物應提到嵩山嵩岳寺磚塔。在造型上，它是中國建築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試用十二角形的平面來代替印度窣堵坡的圓形平面，用高高的基座和一段塔身來代表「窣堵坡」的基座和「覆缽」（半球形的塔身），上面十五層密密的中國式出檐代表著「窣堵坡」頂上的「剎」。不但這是一個空前創作，而又在中國的建築中，也是第一個磚造的高度達到近乎四十米的高層建築，它標誌著在磚石結構的工程技術上飛躍的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南北朝最通常的木塔現在國內已沒有實物存在了。北魏楊炫之在《洛陽伽藍記》中詳盡地敘述了塔寺林立的洛陽城。一個坡中，竟有大小一千餘個寺廟組群和幾十座高聳的佛塔。那景象是我們今天難以想像的。
木塔中最突出的是永寧寺的胡太后塔：四角九層，每層有繪彩的柱子，金色的斗栱，朱紅金釘的門扇，剎上有「寶瓶」和三十層金盤。全塔架木為之，連剎高「一千尺」，在「百里之外」已可看見。它在城市的藝術造型上無疑的是起著巨大作用的高聳建築物。即使高度的數字是被誇大了或有錯誤，但它在木結構工程上的高度成就是無可置疑的。這種木塔的描寫，和日本今天還保存著若干飛鳥時代（隋）的實物在許多地方極為相近。雲岡石窟中雕刻的範本和這木構塔的描寫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當隋統一中國之前，南朝「金粉地」的建康，許多侈麗的宮殿，毀了又建，建了又毀，說明南朝更迭五個朝代，統治者內部政治局勢的動蕩不定。但統治階級總是不斷地驅使勞動人民為他們興建豪華的宮殿的。在藝術方面，雖在政治腐敗的情況下，智慧的巧匠們仍獲得很大的成就。統治者還掠奪人民以自己的熱情投在宗教建築上的藝術作品去充實他們華麗的宮苑。齊的宮殿本來已到「窮極綺麗」的程度，如「遍飾以金壁，窗間盡畫神仙，……椽桷之端悉垂鈴佩，……又鑿金為蓮花以帖地」等等，他們還嫌不足，又「剔取諸寺佛剎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
從今天所僅存的建築附屬藝術實物看來，如南京齊、梁陵墓前面，勁強有力，富於創造性的石柱和百獸等，當時南朝在木構建築上也不可能沒有解決新問題的許多革新和創造。
到了隋統一全國後，宮廷就佔有南北最優秀的工藝匠人。楊廣（隋煬帝）的大興土木，建東京洛陽，營西苑時期，就有跡象證明在建築上摹仿了南朝的一些宮苑布局，南方的藝匠在其中也起了很大作用。鑿運河通江南，建造大量華麗有樓殿的大船時，更利用了江南木工，尤其是造船方面的一切成就。在此之前，楊堅（文帝）曾詔天下諸州各立舍利塔，這種塔大約都是木造的，今雖不存，但可想見這必然刺激了當時全國各地方普遍的創造。
在石造建築方面，北魏、北周、北齊都有大膽的創造，最豐富的是各個著名的石窟寺的附屬部分。也就是在這時期一位天才石匠李春給我們留下了可稱世界性藝術工程遺產的河北趙縣的大石橋。中國建築藝術經過這樣一段新鮮活潑的路程，便為歷史上文藝最輝煌的唐代準備了優越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