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是注重農業生產而興旺起來的小部落，對耕作的奴隸比較仁慈。周文王的祖父太王的時代，被戎狄所迫，不願戰爭，率領一批人民遷到岐山下（陝西岐山縣），許多其他地方的人民來依附他，人口增多。太王在周原上築城郭家屋，讓人居住，分給小塊土地去開墾，和耕種者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關係。從此就開始了封建制度的萌芽，也成立了粗具規模的小國。
在我國最古的文學作品《詩經》里有一篇關於周初建築的歌頌和描寫，使我們知道，周初開始的新政治制度的建築和殷末遺址中迷信鬼神，殘酷對待奴隸的建築，內容上是極不相同的。
詩里先提到的是生活更美好，人民對這次建造有很高的情緒，例如說周祖先過去都是穴居的，「未有家室」，而遷到岐下時便先量了田畝，划出區域，找來管工程的「司空」和管理工役的「司徒」，帶了木板、繩子和版築用的工具來建造房子。他們打著鼓，興奮地築起許多堵用土夯築的牆壁。接著又說先建了頂部舒展如翼的宗廟，「作廟翼翼」，然後又立起很高的「皋門」，和整齊的「應門」，然後築集會用的「大社」的土台或廣場。
雖然當時的具體形象我們不得而知，可注意的是這時建築已不是單純解決實用的而是有代表政治制度思想內容的作用的；並且在寫這章詩的年代，已意識到人們對自己所創造的建築物的藝術形象所起的效果是感覺愉快而驕傲的。
周文王反對殷統治的殘暴、貪財、侈奢、酗酒、和嬉遊無度，荒廢耕地。他自己所行的是裕民政策，他的制度建立在首領奉行「代天保民」，後代稱為行「仁政」的思想上。事實上，這就是徵收較有節制的租稅，不強迫殘暴的勞役，讓農家有些積蓄，發生力耕的興趣，提高生產。
關於這種政治情況的時代的建築物，一定還很簡單樸實，如《詩經》所載周文王著名的靈囿，囿中有靈台和靈沼。古代的囿是保留著有飛禽走獸供君王遊獵的樹林區；內中的台和沼，就是供狩獵時瞭望的建築，和養禽鳥的池沼。這種供古代統治者以射獵集會、聚眾游宴的台，或開始於更遠古利用天然的土丘而發展的，到了春秋戰國，諸侯強盛的時候，才成為和宮室同樣重要的台榭建築。再發展而成為秦漢皇宮苑囿中一種主要建築物，侈麗崇峻的台殿樓觀，積漸成為中國建築中「亭台樓閣」的傳統。
《詩經》中有一篇以文王靈台為題材，描寫人民為他築台時的踴躍情形以反映政治良好的氣象的詩。足見封建初期徵用勞動力還有限，勞動人民和統治者在利益上，還沒有大的矛盾，對於大建築物的興建，人民是有一定的熱情和興趣的。這正是周制度比商進步的證據。但是無可疑問的，這時周的工藝還簡陋，遠不如代代有專門技術奴隸進行製造奢侈器物的殷商。
殷統治下的氏族百工，分工很細，有大量奴隸。周公滅殷時，分殷民六族給魯，七族給衛，內中就有九種專工。殷的銅器和刻玉，不但在技術上達到高度發展，在藝術造形和紋樣圖案方面也到了精緻無比的程度。周佔有了殷的百工後，文化藝術才飛躍地向前發展了。
西周之初，曾建造過三次城，一次比一次規模大，反映出它的發展，且每次內容也都反映出當時政治經濟的情況的特點。第一次是他們農業發展到渭水流域，在灃水西邊，文王建豐邑。第二次是武王建鎬京，不但在灃水東邊，而且由稱「邑」到稱「京」，在規模上必然是有區別的。第三次是周公在洛陽建王城，後來稱東京。這次的營建是政治軍事的措施。周滅東邊的強國殷，俘虜了殷的貴族（大小奴隸主們），降為庶民；他們不服，周稱他們做「頑民」，成了周政治上一個問題。為了防止叛亂，能控制這些「頑民」，周公選了洛陽，築了成周，把他們遷到那裡生產，並駐兵以便鎮壓。因此在成周之西三十餘里，建造了中國最古的有規劃的極方正的王城。這種王城的規模製度，便成了中國歷代封建都市的範本。
一向威脅西周安全的是戎狄，反映在建築上就有烽火台這種軍事建築物，它是戰國時各國長城的先聲。
到現在為止，我們對遺址從未作過科學發掘的西周建築，沒有一點具體實物資料。號稱周文王陵的大墳墓也有待於考古家發掘證實；過去有所謂文王豐宮的瓦當是極可懷疑的遺物。
周的政治制度，雖說是封建制度的萌芽，但是在建築物上顯然表現出當時是利用大量奴隸俘虜進行建造的，如高台、土城、陵墓都是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有大量土方的工程，而主要的勞動力的來源是俘虜的奴隸。
西周被戎狄攻入，遷到洛陽稱東周以後到春秋戰國，王室衰微，諸侯各在自己勢力範圍內有最大權威，成立獨立的大小國家。他們不嚴格遵守領主所有制：原來領主封得的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產生了新興的地主階級。又因開始使用鐵器，不但農業生產提高，並且大大影響到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諸侯國的商業比周王國更發達。各處出現了大小都邑，如齊的臨淄，趙的邯鄲，鄭的鄭邑，衛的衛邑，和晉的絳，後來還有秦的咸陽和楚的壽春等等。
這些城邑，都是人口增多，成了大商業中心。臨淄的人口增到了七萬戶。手工業者由奴隸的身份轉變為自由職業的匠人，還有自己的「肆」，坐在肆中生產並營業。巧匠是很被推崇的人物。尤其是木匠和造車的，都留下聞名到後代的匠師，如魯的公輸班，和輪匠扁這樣的人物。
春秋戰國時代，不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都起了變化，各國文化也因同非華族的民族不斷戰爭和合併，推動了很蓬勃的發展。東方齊、魯、衛早在商殷的基礎上加了夷族的貢獻，發展了華夏文化；最先使用鐵器就是夷族。南方又有楚越開發長江流域的文化，吸收苗蠻的成就；如蠶業和漆器的卓越成就，不可能沒有苗民的貢獻。西方的秦在戎狄中稱霸，開國千里，又經營巴蜀，一躍而成為諸侯國中最先進的國家。晉楚中間的小國鄭，商業極端發達，用自己的經濟特點維持在大國間自己一定的勢力。近來新鄭出土的銅器證明它的手工業也有自己極優秀的創造。這時北方的燕開始壯大，築長城防東胡，發展中國北面的文化。韓、趙、魏三家分晉，各自獨立發展，仍然都是強國。這樣分布在全中國多民族的文化發展，後來歸併成了七國，是統一中國的秦漢的雄厚基礎，其中秦楚的貢獻最大。
在建築上，這時期最重要的是為農業所最需要的「邑」的組織形式：如有「十室之邑」，和「千室之邑」等這種不同的單位。大都邑有時也稱國，國有城池之設，外有鄉民所需要的「郭」；內有商業所需要的「市」；卿士們所住的「里」；手工業生產者所需要的「肆」；諸侯的宮室、宗廟、路寢；招待各國使者的「館」；王侯宴會作樂的「台榭陂池」，以及統治者的陵墓。人民所創造的財富愈大，技術愈精，藝術愈高，統治者愈會設法佔有一切最高成就為他們的權利，乃至於不合理的享樂服務。宮室和台榭等等在這個時代，很自然地開始有雕琢加工的處理出現。晉靈公「厚斂以雕牆，從台上彈人，而觀其避丸」，文獻就給了我們這樣一個例子。
今天我們所能見的建築實物只有基址墳墓。大陵也還沒有系統地發掘，小墓過於簡單，絕不能代表當時地面建築所達到的造形或技藝的水平。從墓中出土的文物來看，戰國時工藝實達到驚人的程度。東周諸侯各國器物都精工細作，造形變化生動活潑，如金銀鑲錯的器物，工料和技藝都可稱絕品。新鄭的銅器，飛禽立雕手法鮮明；楚文物中木雕刻、漆器、琉璃珠等都是工藝中登峰造極的。當時有多少這樣工藝用到建築上，我們無法推測。它們之間必然有一定程度的聯繫則可以斷言。
文獻上「美宮室，高台榭」的記載很多。魯庄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趙文子自營居室，「斫其椽而礱之」。是建築上加工的證據。晉平公「銅鞮之宮數里」。吳王夫差的宮裡「次有台榭陂池」，建築規模是很大的。由於見了秦穆公的「宮室積聚」，曾說「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這兩句話正說出了工程技巧令人吃驚，而歸根到底一切是人民血汗和智慧的意思。我們可以推測當時建築規模、藝術加工，絕不會和當時其它手工藝完全不相稱的。
在發掘方面，我們只有邯鄲趙叢台和易縣燕下都的不完整基址。這些基址證明當時諸侯確是紛紛「高台榭以明得志」。最具體的形象僅有戰國獵壺上浮雕的一座建築物。建築物約略形狀已近似漢畫中所常見的。雖然表現技術是古拙的，所表現的結構部分卻很明確，顯然是寫實的。根據它，我們確能知道戰國尋常木結構房屋的大體。
沒有西周到春秋戰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發展時期蓬勃的創造為基礎，兩漢燦爛的文化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