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也是我研究的對象
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變成的一道滋味難辨的雜和菜：柏林，確切地說，是西柏林到了。
我走出機艙，迎面碰到的是史賓格朗架在肩上的攝影機，一挺重機槍似的瞄著我。在他身旁，還有一位助手，舉著中國作家代表團一行人的照片，以「驗明正身」。
我很不自在，差點用手把面孔遮起來。因為那場景很像克格勃被驅逐出境，或一大宗海洛因走私案破獲，或策動某起政變的嫌疑犯被法院提審……
除了我們本人，他還拍攝了我們在傳送帶上的人造革手提箱。
根據我的經驗，一個人只有在成為至聖賢哲後，他用過的一個勺子或坐過的一張椅子等，才會花那麼多膠片拍攝下來，供後人膜拜和追念。如此這般，只能說明聯邦德國的大眾傳播媒介對中國作家前來參加西柏林「地平線藝術節」的重視。
除「藝術節」的工作人員外，三月份在北京會見過的諾瓦克、彼得·施奈德，以及我的小說《沉重的翅膀》的譯者阿克曼，也來機場迎接。
我乘施奈德的汽車前往下榻的旅館。汽車由阿克曼駕駛，施奈德因酒後駕車，剛剛被吊銷駕駛執照。
阿克曼開車，如理髮師剃頭用了一把不太好使的推子，理出來的頭髮就像狗啃的一樣。他的剎車頻繁而突然，每次剎車，眾人都得猛然往前一栽。對此他解釋道，他在上海工作兩年，很久沒開車了。
阿克曼前我們一天，乘其他航班到達西柏林，他不敢與我們同乘CAAC航班，據說這次發給他的翻譯獎，獎金只有五百馬克，而CAAC航班的往返機票，不但比其他航空公司貴出許多，還很難買到。
紅燈，我們大家又往前一栽。在等待綠燈的時間裡，我瀏覽街景。西柏林夜生活的時間，可能比聯邦德國任何一個城市都長，大約持續到午夜後的一兩點。此時只有十一點多，街上自然燈火通明，人們遊興正濃。
這時，有個男青年探頭弓身，往我們車裡左右張望，我以為他認識我們車中的某人，誰知他張望後便轉身離去，在一棵樹下，以一瀉千里之勢，撒了一泡尿。我記得在美國隨地大小便是要罰款的，西柏林不么？既然他能如此痛快淋漓，又何必往汽車裡張望？噢，也許他在瞧車裡有沒有警察。車上的人，個個安之若素，我也噤聲不語，否則是我的教養不夠。
很快到了旅館。大廳及酒吧都很富麗，住房卻比不上北京的建國飯店，價錢可不含糊。所以阿克曼說，他只能在這個旅館住兩個晚上，房租太貴，明天就搬到朋友家去。阿克曼一點也不小氣，可以說比我見到的好些洋人，都大方慷慨。
安頓好之後，和諾瓦克、施奈德、阿克曼、史賓格朗，在旅館的酒吧聊天。
「我們離開北京後，你們在背地議論過我們吧？」施奈德問。他有一張農民般結實的臉。
「沒有。不過我說過，這種會見，只能使我們彼此的了解，停留在一個非常表淺的層次上，倒不如有機會，多做個人接觸，也許還能就我們的創作，進行深入一些的討論。」我又反問：「難道你們背地議論過我們？」
只見諾瓦克和施奈德激烈地交談了幾句。阿克曼說：「倒是他們之間，背地裡互相議論很多。」
我理解。天底下的文人，大多如此。
施奈德對我說：「不過我和你吵過一架。」
「是嗎？我沒有這樣的印象。」或許他把辯論當做了吵架，總之我一點不記得有過這樣的事情。
「那好，我希望永遠不要和你吵架。」
怎麼會呢，樸實而誠摯的施奈德！
將近二十個小時的飛行，使我精疲力竭，可我們還是談到午夜一點。和外國朋友相識，能有再次見面的機會，似乎就有老朋友的意思了。
本以為在西柏林期間，可以和在北京相聚過的德國朋友多一些接觸。但是第二天一睜開眼，我便身不由己，被各式各樣的記者「切」成碎塊了。
我至今仍感遺憾，給我和諾瓦克、施奈德、阿諾爾德、庫賓接觸的機會太少了。
就是在不多的幾次相聚中，也因白天過度疲勞，或東西方習慣的不同，未能暢談。
聯邦德國著名評論家阿諾爾德、作家施奈德，以及阿克曼請我等人在飯店共進晚餐，剛剛談到大家有興趣的問題，如稿費、讀者來信（其中有無求愛者）、性文學（他們也認為沒什麼意思）、作家當官後的苦惱等等，我卻在席間睡著了。這顯然敗了大家的興，阿諾爾德見我困得實在可憐，便建議聚會到此結束。迷迷瞪瞪回到旅館，被旅館旋轉門狠狠夾了一下還不覺。第二天早上才發現，腳背上一大塊青斑。
還有一次，施耐德在家中舉辦晚宴招待中國作家代表團，同時還請了不少西柏林文藝界的名人。剛剛吃完甜點，中國人就起身告辭了，而有些客人則剛剛來到，他們是為了飯後的交流而來。雖然施奈德極力挽留，大多數人還是離去了。事後施奈德以為這煞費苦心張羅的晚宴，有什麼不妥之處，我解釋道，在中國，宴會到了上甜點的時候，就表示到此結束了。
記者們會不會知道，當我成為他們筆下人物的同時，他們也將成為我筆下的人物？
記得在西柏林接待兩位從奧地利電台趕來的記者時，我稍稍透露了這樣的意思。他們惶然問道：「你會把我們寫得很壞嗎？」
怎麼可能！他們把我當成什麼人了。
六月十二號晚上，聯邦德國駐華文化參贊海頓先生，為中國作家代表團赴西柏林之行，舉行了招待會。
客廳不大，來賓約有四十餘人。人多，每個人又都在說話，聽得就很吃力。還有人揚聲大笑，其聲嘹亮如母雞下蛋後的歡唱。於是人們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大，以致把耳朵塞到說話人的嘴巴底下，也難以聽清楚對方的談話。
我的後背和後腰，不時被他人的胳膊肘或服務員手上的托盤，杵上一傢伙。
通向陽台的門窗全都關著，冷氣也沒開，客廳成了一個悶罐車廂，四十多個人，就是四十多個散發著熱量的小火爐。
客廳中間，一塊被汗水濡濕、又高又大、藍白條相間的後背很是醒目。
我在犄角找了張椅子坐下，不一會兒，那個濕後背，也滿臉是汗地在我身旁坐下。
問過我的姓名後，他用中文說：「噢，我知道。」
「貴姓？」我問。
「瓦格納。」
「好記。」我想到了作曲家瓦格納。
「不過，我和那個瓦格納沒什麼關係。」他的腦子轉得很快，一下就跟上了我的思路。
我注意到，他領帶上的那個結子，已經不在喉結下老老實實待著，而如項鏈墜般，懸在胸口。他用食指挑了挑胸前的「墜兒」，說：「這個東西，沒什麼意思。」
「你何不取下它呢？」
「可以嗎？」
「有什麼不可以？」
我還沒看清楚怎麼來怎麼去，他脖子上的領帶，瞬間就沒了影兒。
「我不喜歡這種招待會，站著，吃一點兒吃一點兒，沒什麼意思。我喜歡消消停停地坐著，正正規規地吃。」他停了一下，又補充說，「我的中文不行了，我剛從日本回來，在那裡待了十年，只說日本話。」
「在日本有何公幹？」
「記者。我是《法蘭克福彙報》的記者。」
「你喜歡日本還是中國？」
「我喜歡中國，不喜歡日本。」
有了前面的對話，便知他這樣說，並不是因為面前坐了一個中國人。
「為什麼？」
「日本人很有禮貌，可是很難和他們交朋友。在中國卻可以交到朋友。」
「你在中國有朋友嗎？」
「當然，我在北京大學念書的時候，同宿舍的『楊』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常常批評我。」這時，他揮了揮粗大的拳頭，做了一個出擊狀，「……還這樣。他是一個非常幽默的人，我正在找他。」停了一會兒，他又說，「等你從德國回來了，咱們談談文學好嗎？」
在我回答別人一句問話的當兒，他像他的領帶那樣，迅速地消失了。
從西柏林回來後，我又見到了瓦格納，但是他沒有和我談文學，而是大談外交公寓的耗子。
「我剛搬來的第一天，房間里除了一部電話機，什麼傢具也沒有。那天晚上，我正在打電話，房間里也沒開燈，只見一團黑東西，極快地向我躥來，我猛地一跳，讓過了它，它鑽進牆角就不見了。」上面的每句話，都像演活報劇那樣，用形體動作表現出來。「後來才知道，那是一隻老鼠。每天晚上，它都在我的書房裡，啃我的稿子。」他側過頭，用右側的虎牙做啃噬狀，並發出「咔哧、咔哧」的聲音。
可以想見，那是一隻對新聞業充滿興趣的耗子。
「有一天，我看見它跑進了廁所，立刻把廁所的門鎖了起來。我在門外，一會兒開燈、一會兒關燈；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