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興「思想改造小結」的年月，逢到挖掘我那冥頑不化、難以改造的階級鬥爭觀念不強，政治覺悟不高，自由散漫等等惡習之所以產生的階級根源、社會根源時，人們總是寬宏大量、無可奈何地說：「張潔的問題，主要是中十八十九世紀小說的毒害太深了。」
我卻暗自慶幸，要是我身上還有那麼一點人性，要是我沒做什麼投機取巧、傷天害理、賣友求榮的事——這是我多少引以自豪的——和那些文學的陶冶是分不開的。
正是文學把我的某些理念喚醒，它們也許不那麼科學、不那麼完美，我甚至為此碰得頭破血流，但我並不追悔。人在熱愛某物或某人時，往往不那麼客觀、不那麼理智，他總得為他的所愛，付出些什麼、犧牲些什麼——假如這也算犧牲的話。
我欣喜它們把我造就成一個有缺陷的、然而具有體會一切直覺的人，不然我今天就寫不出一行文字。記得托爾斯泰對他的弟弟說過：「你具備作為一個作家的全部優點，然而你缺少作為一個作家所必須具備的缺點，那就是偏激。」
而車爾尼雪夫斯基說：「藝術作品任何時候都不及現實美或偉大。」
我以為他的立論過於偏頗，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亞當，作家按照自己的靈魂塑造人物。人在藝術形象里，還可以看到創作的美。
藝術家是通過自己的音樂、文學、繪畫、表演和世界進行對話的，我不知道自己是讚賞還是懷疑這種固執：他們為什麼要用這種痛苦的形式，把自己的心掏出來，在磨盤裡磨，把自己的膽汁吐出來，蘸著去寫呢？
文學對我，從不是一種消愁解悶的愛好，而是對種種尚未實現的理想的苛求：願生活更加像人們嚮往的那個樣子。
為什麼它就不能？！
除了文學，沒有一樣事情可以長久地吸引我的興趣。我曾以為我是一個毫無生活目的、不能執著追求、蜻蜓一樣飛來飛去的人，但是在文學裡，我發現了自己。花了近四十年的光陰，太晚了一點，因此我格外珍惜。不論成功或失敗，卻是那樣鍥而不捨、那樣不顧一切、那樣一往情深……不知他人如何，我卻常常感慨，一個人能找到自己，是多麼的不易。有時人活一世，也不一定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更不要說找到自己。
想不到我那並不高明的小說，卻引起個別人的懷疑，或是說某篇小說就是張潔自身的經歷，還有人自告奮勇佐證：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某事……真像那麼回事。
或有人對某篇小說對號入座，入座之後，不那麼舒暢之後，便把我告上掌有生死簿的權力機構，然後就沉醉在從自己過長的舌頭噴射出的唾液所映射出的彩虹中，以為那點唾液便是足以淹死我的汪洋大海。
文學的真實性和生活的真實性，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這是最普通的常識，難道僅僅是因為愚昧，才有人非要把它們混為一談嗎？不，它是一種武器。
福樓拜因寫《包法利夫人》而被訴訟法庭十多年之久；
徐駿因寫「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被迫害致死；
吳晗同志因寫《海瑞罷官》被迫害致死……
還有因那不好說出口的原因而貶低你的——你反覆寫的不就是自己那點破事！
可我也沒見著你寫了什麼超出自身經驗的驚人之作，是不是？
承認別人一個「好」，或在文學這條大路上也允許別人有個插足之地，對你難道就是那麼痛苦的一件事？
如果我像你一樣，心懷什麼目的，說你的創作照樣有許多上不了檯面之作，可是你很幸運，新老關係任你使用，不必像很多作家那樣苦苦奮鬥。而我還是喜歡你待在文壇教父或文壇教母的位置上，我雖不是教徒，但我崇尚與人為善的品德。
…………
在即將發表的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里，我這樣寫道：「真正使人感到疲憊不堪的，不一定是將要越過的高山大河，卻是始於足下的這些瑣事：你的鞋子夾腳。」
上個月回家的路上，心絞痛發作，眼瞅離家不遠，我卻走不到頭了。只好蹲在一棵樹下，吃下一片硝酸甘油，頂著一頭頭冷汗，淋著一陣陣急雨，看急驟的雨點扑打著水窪里的積水，不知怎麼想起自己艱辛的、做過好事也做過錯事的一生……
我喜歡船。
難道我的船已經擱淺，只能在深夜、在海的遠處，傾聽海的呼喚了？而當初，也曾有過怎樣不肯向命運低頭的精神。
竟是這樣的容易？
如果這樣，我就不是我了。
於是我來到海邊。暢懷地大笑，繞口令似的耍貧嘴，拚命地游泳，像一隻船那樣在海上任意地漂浮——不被控制、聽任浮力的托舉，是多麼愜意的一種解脫。
我把大海擁進懷抱，讓海浪一次又一次拍擊我那孱弱的心臟。
太陽底下，我的皮膚銅似的閃光。
鏡子里，我有了一張印第安人的面孔。我咧開嘴巴，一排白牙在閃爍，健康好像重又回來，我又有了力氣。
我再次修補了我的船，該補的地方補好，該上漆的地方上漆，該加固的地方加固……對不起了，它肯定還能用上一些日子。
嗨，我又起錨了。岸、岸上的人、狗、雞、房屋、樹木……萬般景物變得越來越小，它們全讓我感到留戀，可是我的船卻不能留在岸上，沒有海，船又有什麼用呢？
我看見，遠遠地，海浪迎過來了。滾滾地，不斷地。我知道，最終，我會被海浪撞得粉碎，但這是每一條船的歸宿，它不在這裡又在哪裡結束？
198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