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這裡肯定會發生什麼事情。
——丘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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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聯合國安理會第六七八號決議：如果伊拉克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會准許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離聯合國決議規定的期限還有一個星期，英、美、法各國駐巴格達使館都加強了戒備。美國使館圍牆上新加了蛇腹式鐵絲網，大門緊閉，聽任圍牆外口號震天。
一月七日一大早，分社英文記者李大偉和我還有一幫記者擠在美國使館門口，請求採訪美國外交官。直到中午十一點，我們才獲准進入使館大門。
門房不許背相機進去，我奉命將器材交給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所有記者排隊魚貫而入通過安檢門。過道裡，一名戴太陽鏡穿海魂衫的大鬍子操縱著六台監視器。我們奉命在一樓簽證廳坐等。這裡新置了三排長椅，兩名使館工作人員居高臨下警惕地注視著入座的十幾名記者。大廳左側是簽證繳費處，中間用英文寫著「這裡不辦理經商、留學、旅遊簽證」；接著是一行漂亮的印刷體「歡迎來美國」；其下是一幅巨型美國地圖；右側有一個大箭頭「聽到喚你名字時，請穿過大廳去見露絲」。
十一點十五分，我們奉命跟一個身著筆挺西裝的男子走，穿過一層的一個工作室，兩名婦女正在用兩台文件粉碎機銷毀文件。兩名伊拉克垃圾工正在將粉碎的紙屑裝入垃圾袋。我粗粗一數，已堆起了九個，還有兩個正在裝。
二樓大使辦公室門上掛了一個半米大的美國國徽，女秘書正坐在門口的皮轉椅上緊張地打字，一頭金髮在門外射進來的燈光下飄拂，猶如黎明時的曙光。我朝她笑笑，翻起她的胸牌，上寫「米勒小姐」。米勒小姐身後，掛著一幅挺大的薩達姆卡通畫，畫中的薩達姆被人從椅子上掀翻在地，透著美國人的天真、隨和、霸氣。
美國駐巴格達大使已經回國，在大使辦公室接見記者的是臨時代辦威爾遜，他正坐在一張大沙發上，手托一大杯礦泉水。代辦身後有一隻巨大的阿拉伯大古董櫃，鑲著鏤花的金屬片。櫃上擺著一枚迫擊炮彈，彈體上塗滿了各色油彩。靠牆的高桌上擺滿了大使家人的照片，還有一張巨幅的性感小貓瑪麗蓮．夢露的照片，照片經電子分色處理，臉部顏色簡化到黑、紅和深綠。與其相對的牆上是紀念美國什麼博物館二百週年的招貼畫，畫面雜亂，我只能分辨出手指前方的甘迺迪、正在著陸的８２空降師傘兵和一頂穆斯林小帽。大片的紅、綠、藍色充滿了畫面。大使的辦公桌空著。皮轉椅旁是一面美國國旗，旗桿頂端是一隻展翅的金色白頭鷹。當一位白人記者問：「美國使館與一個月前相比有什麼變化」時，代辦懶洋洋地答道：「我知道的唯一變化是，一個月前我們有四十多名工作人員，而現在只有五名。」另一位記者又問：「你對昨天薩達姆的建軍節講話有何看法？」代辦面無表情，「當時我睡著了。」接著，他揉揉眼睛，「直到今天早上我還沒睡醒。」
一月十三日二十二點十分，當面帶倦容的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出現在薩達姆國際機場貴賓樓入口時，等了一天的二百多名記者蜂擁而上，當局不得不出動軍警。
身穿呢大衣的德奎利亞爾表情憂鬱，說話略帶口吃，他只用英語簡述了他此行的使命，沒有人翻譯。站在他左側的是時任伊拉克外長阿齊茲，身穿黑大衣，面帶訓練有素的微笑。五分鐘後，德奎利亞爾消失在會議室右角的一扇門後。發瘋的記者衝上去，但馬上被身材高大的軍警驅回。記者們齊聲用英語朝阿齊茲大喊：「戰爭要來臨了嗎？」阿齊茲不作回答，依然面帶微笑，在一群著暗綠色軍便裝的持槍警衛護衛下，鑽進一輛黑賓士揚長而去。
入夜，機場至巴格達市區的高速公路實行區域燈火管制。路旁滿是手持ＡＫ步槍的士兵和縮在灰色蘭德羅孚吉普中的共和國衛隊。我們將車開得很慢，以免刺激神經高度緊張的士兵。街面上靜悄悄的，一掃往日的繁華，商店很早就關了門。
天明，我上街搶拍戰前的巴格達。巴格達富人居住的曼蘇爾區排起了買奶的長隊，商業部購物中心大門緊閉。軍警不許記者拍攝排大隊購物的人群和空空蕩蕩的櫥窗，貨架上有些貨物尚未拆去印有科威特字樣的包裝紙。
在巴格達附近的薩達姆城裡，黑市麵粉每公斤七伊拉克第納爾，比八月二日入侵科威特時上升了一百二十九倍，在拉希德大街阿卜杜．瓦哈卜雕像下，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的一名丹麥士兵和一名馬來西亞士兵正在以一美元五伊拉克第納爾的黑市價格與當地人換錢，與一第納爾三點二二八美元的官價相差近十五倍。按黑市價，一美元可購得近三罐雀巢咖啡。
街頭士兵明顯增多，手端ＡＫ—４７步槍的軍警甚至鑽到公路立交拐角處的水泥洞裡。銀行、政府機關、慶祝廣場、無名烈士墓、超級市場門口還站上了頭戴紅色貝雷帽的共和國衛隊。總統府大門上架起了高射炮，武裝直升機在空中盤旋，驚得鴿子無目標地亂飛。
由於英、美、法、德等使館撤離，去那裡的遊行已明顯減少。我想起前幾日在美國使館門口的一次示威活動。六七個人組成的「和平團」在雨中示威，一個操英文的小夥子對著攝影機慷慨激昂講著什麼。一個澳洲人頭戴牛仔帽，手握兩把手槍，問我是不是日本人，他要把這兩把手槍賣給布希和薩達姆，「Ｎ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不要使用化學武器！）一位德國老太太高擎一塊大牌子，默默佇立，我只認識德文「Ｉｃｈ」是「我」的意思，似乎還有個詞是紐倫堡。
傳真照片發回北京，讓精通德語的攝影部副主任林川一翻譯，才明白是借用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一句唱詞：「我們都是好兄弟，我是德累斯頓大轟炸的倖存者。」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一九七三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預備役報到。看著才滿十七歲的半大孩子鬥志昂揚奔向徵兵處，我的心情怎麼也明快不起來。政府已開始向民兵發槍，機場小賣部的售貨員得意地向記者炫耀屁股上的柯爾特手槍。
計程車司機驚奇地問我為什麼還不離開，「因為這個城市和它的三百五十萬人口將不復存在」。
與年輕人的激動相對應，老年人則出奇地平靜和悲觀。我們的房東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蘇爾有親戚，可多國部隊已將那裡列為攻擊目標，因為那兒有化學武器基地。
醫院開始把藥品集中清點，裝箱隱蔽。巴格達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現了軍車，開往科威特方向的軍人，在這裡盡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給他們增加的每月五十第納爾。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臨時出租業務，奉命開赴前線。一位憲兵將幾台名貴相機賤價拍賣給外國人。我本能地想起我那做夢都想當攝影記者的傳真員徒兒，我僅用二百美元就從這位憲兵手中買了台帶馬達鏡頭、口徑為１．２的尼康ＦＥ，準備戰爭結束後如果還能活著回去，就把這台相機帶給他。
一些政府部門很早就下了班。下午二點三十分，伊拉克通訊社就有人下班，三點鐘辦公室已空空蕩蕩。
薩東大街的巴勒斯坦書店，正在出售新版伊拉克地圖：科威特是它的一個省。街上飛跑的科威特汽車也換上了伊拉克科威特省的牌照。
市中心的卡迪西亞廣場，四座按薩達姆和尼布甲尼撒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四把「卡迪西亞之劍」。裝備精良的共和國衛隊警衛著這座廣場，看上去他們對即將爆發的戰爭充滿必勝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綠白相間的售票廳冷冷清清，因為外國人已幾乎走光，往日雲集於此的外國記者如鳥獸散。住在拉希德飯店的外國記者僅剩三四十人，而且正在討論去留問題。共同社只留下資深的中東首席記者近藤一人，美國之音記者據說已到開羅。瑞典電視台的記者正倉皇離去，連我打招呼都顧不上回答。
我們在一家商店遇見一位伊拉克畫家，他早年曾留學義大利，現在妻兒還在義大利。他自稱是最早在義大利獲獎的伊拉克留學生，現在薩達姆城還收藏著他的畫。他得意地將他用的中國鋼筆給我看，筆帽上畫了一匹徐悲鴻的奔馬。我抓過筆，隨手也畫了一匹馬，他很驚奇。李大偉逗他：「這種畫每個中國人都能畫。」說話間，《巴黎競賽畫報》的攝影師勃魯諾闖了進來。我問他這幾天的工作方便否，他說除非薩達姆先生和他有什麼交情。
中國使館僅留下以鄭達庸大使為首的五個人，其餘的工作人員已分批撤出。留守人員在中國大使館樓頂上，畫了一面大五星紅旗，面積佔滿整個樓頂，冀以免遭轟炸。我和首席記者老朱作為「留守人員」處理「後事」。老朱用老虎鉗剪斷了三台新電傳機的電纜，又剪斷了另外幾台暫時不用的老電傳機的電纜線。我則將這幾台電傳機、打孔機、英阿文打字機搬下樓，裝進一輛考斯特汽車，又將一些別的物品分放在賓士和豐田後備箱裡。老朱開賓士，我開豐田，運了兩趟。我的脊背疼極了，重東西我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