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情報生涯中，甜酸苦辣的滋味都品嚐過。既經歷過巔峰時刻的輝煌，又因我們的出色成果受到忽視墜入過情緒的低谷，外加任何官僚機構都免不了的日常瑣事帶來的煩惱。每天的頭等大事往往是向國家領導人報告壞消息。冷戰期間敵方的高級情報官員回首自己度過的一生時一定也有同感。當然，他們與我們有一點不同。他們一方是贏家。我這一輩子不僅參與了冷戰期間不為人知的情報戰，而且還目睹了以我仍然信仰的社會主義的名義肆意濫用權力的行徑。
我們在情報這一行中的老前輩的光榮事跡始終激勵著我。我也一直想以此激勵我的部下。無論是總部的情報人員，還是潛入敵後的間諜，都把這些老前輩視為自己的榜樣。但有一件事始終纏繞在我心頭。希特勒上台後對世界虎視眈眈。索爾格、舒爾策．博伊芳森和特雷佩爾這樣的英雄事先都曾向蘇聯發出過警告︰德國正在暗地磨刀霍霍。倘若這一情報引起蘇聯重視的話，本來可以避免慘重的損失。然而史達林卻把他們的警告當做耳旁風。這些人一生的最大悲劇在於︰他們效力的制度不允許人們有自己的見解。一切決定和判斷都只能由一個人做。一個不能容納異見的制度也不會理睬不合自己胃口的情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實行的制度最終淪落到了這一步，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或獨立見解。
日後，我曾尋訪過紅色樂隊的部分倖存者。從西德出版的刊物上可以看到有關這一地下抵抗組織的詳細報導，而國家安全部裡卻查不到這方面的檔案。米爾克把納粹時期的檔案抓在自己手裡，把它們交給調查司下面的一個特別科保管。我想盡辦法也沒能看到這批檔案。我想弄明白，背景和信仰如此不同的這批人究竟是如何投身於反抗希特勒的事業中來的，又是如何克服了自己內心的疑慮和恐懼？他們罔顧周遭環境的險惡，毅然同一個魔爪無所不在的野蠻政權做鬥爭的內在力量又來自何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出版的刊物一般迴避探討諸如此類涉及個人道義和歷史責任的問題。
就事業而言，我們這些參與了冷戰的人沒有昔日反抗納粹制度的那些人高尚。如果我對自己一生的敘述說明了什麼的話，那就是情報工作的局限性。回顧所做的工作，令我們感到欣慰的不是我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了敵人一個冷不防，而恰恰是相反的理由。由於情報機構的存在，雙方的政治家不用擔心會遭到敵方的突然襲擊，從而為半個世紀的和平——也是歐洲大陸歷史上時間最久的和平——做出了貢獻。
雙方的政治家，也是我們的主顧，並不想承認這一點。情報價值的大小同間諜為搞到情報顯示出的勇氣和做出的犧牲實在毫無關係。根據我的體會，一個情報機構是否卓有成效主要取決於收到情報的人在情報不合自己胃口時是否仍會重視它。問題是，通常只有少數人可以接觸到祕密情報，而且他們的決策模式也極不科學。由於收到的情報數量龐大，他們根本沒有時間認真消化。最終做出的決定明智與否基本上取決於向他們遞送情報的官僚機構。政府部門與情報機構之間常常互相守密，好似隔著一堵牆。我在任期間，幾乎沒有機會向上級解釋哪些情報最重要。到頭來我手下的官員和間諜的工作成果只有米爾克隨意指定的極少數人知道。
在一個極權社會裡，判斷上的失誤可以說是勢在必然。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內的討論常常冗長無比，而且空洞無物。國家安全部偶爾召開全體大會時，米爾克會滔滔不絕講上一大通，隨後討論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
西方的民主社會似乎也沒有找到判斷情報價值大小的可行辦法。豬玀灣慘敗一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一個蹩腳的外國情報機構為了應和冥頑政客的主觀願望，向甘迺迪總統建議採取這一毫無成功希望的冒險行動。據我所知，可以看到聯邦情報局送給總理辦公室的情報的西德人士中，大部分人視其為廢紙，不屑一顧。紀堯姆事發後上台的施密特總理任職期間，常常因類似案件惱火不已。一次他當著東德駐波昂大使麥科爾．柯爾的面挖苦說︰「你們能不能別再搞這些情報活動了？搞到的那點情報都是些陳倉爛穀，反正也沒什麼新玩意兒。真正有用的軍事情報我們誰也搞不到，重大機密早就被美國人和蘇聯人捂得嚴嚴的。把錢花在情報上毫無必要，只會使情報機構自我感覺良好，證明自己需要這麼多經費和人。」
說歸說，施密特照樣把西德情報局抓在自己手裡。這位總理及他的辦公室主任經常光顧位於普拉赫的情報局總部。一九七七年，我在日記裡寫道︰「情報機構的確自成一體。不管是否搞到貨真價實的情報，雙方情報人員神通廣大的名聲確實產生了一個效果︰誰都知道任何重大的事件或活動都不可能長久守密。僅這一點就為和平做出了貢獻，而且還保證了國際義務切實得到遵守。」
這席話聽上去很像是給自己臉上貼金。人們可能馬上會覺得我過高地估計了我們情報局提供的情報的作用和意義。其實我常常對自己工作的價值抱有疑慮，尤其是每年慶祝東德國慶時。一九七四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慶剛過，我在日記裡寫道︰「在討論情報機構的作用時，除了什麼人得益的問題外，越來越多的人還思考另一個問題︰這些情報機構忙活了半天是不是全是瞎忙？我們這些深諳內情的人中，有誰能不假思索地馬上回答？有此問題的不止情報機構一家。武裝部隊耗費的資金更是不可計數。然而北約組織那些上面蓋有『機密』或『絕密』戳子的文件到頭來還不如衛生紙值錢。」
還有一些持批評態度的人士把我們這些情報機構的活動比做孩子的遊戲。ＫＧＢ的特務冷眼旁觀中央情報局、西德情報局、摩薩德或英國情報機構的特務跟蹤ＫＧＢ人員。一位人士評論說︰「為了達到目的，應召女郎主動投入外交官的懷抱，傘尖上塗上了毒藥，東德的年輕騎士向徐娘半老的西德女秘書獻上花束。世界上沒有一國認為可以不要情報機構。可這些龐大的情報機構平時幹的無非是互相拆台罷了。德國人在自己分裂的國家裡幹得尤其出色，堪稱這方面的冠軍。一次次勝利之後，雙方遍體鱗傷。」
在普通人眼裡，諜報世界一定顯得荒誕不經。情報工作往好的方面說是一場毫無意義的遊戲，往壞的方面說就是邪惡。如今冷戰已成為歷史，人們正在用比以往更開闊、更解放的眼光評估情報工作的價值以及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中央情報局受到的指責尤甚。人們批評它耗資幾十億後也未能預先看出蘇聯行將解體，而且還出了一個鼴鼠，導致蘇聯境內的整個情報網遭到破壞。
我認為，雙方龐大的情報機構各裁減一半絲毫不會影響它們的效率。不錯，在人造衛星和電腦「駭客」的時代，搜集情報當然離不開昂貴的技術手段。但這不能完全取代人。技術手段只能幫助查明某一瞬間的情況。至於各種祕密計畫、選擇和其他的考慮，哪怕是最先進的衛星也無法察覺。
此外，發現人才，培養人才與總部人數的多寡沒有什麼聯繫。甚至可以說，任何一國優秀間諜的數量與其情報機構的大小成反比。我平時即以此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國家安全部其他部門的做法則相反。國家安全部的從業人員最後達到八萬餘人。對一個只有一千七百萬人口的小國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而且對東德的生存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始終與帕金森定律做鬥爭。一九八七年我離開外國情報局時，我們局有三千多人。四年後它解散時，已漲至四千餘人。與此同時，潛伏在西德的間諜人數卻一直沒有變化。最後幾十年裡，我們在西德的間諜人數不過一千餘人，其中真正有價值的不超過十分之一。
因此，雖然情報機構不可缺少，倘若可以明確它們的使命的話，可以大大減少其人數。毫無疑問，情報機構可以對付國際恐怖主義和世界上猖極的毒品販子集團。控制核子武器的擴散也絕對離不開各國之間的合作。不過如今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密探刺探競爭對手的祕密，政府部門的間諜在搜集工業情報方面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懷疑。
我更擔心的是，如果不對情報機構加以精簡的話，哪怕是民主國家的政府也難以抵制暗中監視、控制自己民眾的誘惑。情報機構按其工作性質本來就不民主。毋庸諱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專制國家裡，諜報機構會成為踐踏公權力的工具。然而即使是民主社會裡的立法機構也難以駕馭情報機構。由於情報工作的祕密性質，通常很難要求它們像其他政府部門一樣公開會報自己的工作，接受監督。問題的癥結恰恰在於此。即使是經過挑選的少數議員組成的監督委員會也無法瞭解到最核心的機密，例如西德聯邦議會和美國國會。所有實行代議制的民主國家裡層出不窮的醜聞證明了這一點。
只要存在政治衝突，只要武裝部隊負有解決這類衝突的使命，任何一國都離不開一個偵查潛在敵人的意圖及能力的機構。民主國家的議會和政府充其量只能爭取確保情報機構嚴守事先為它們規定好的職責，不得捲入其他活動。然而暗中的較量會繼續下去。無論誰勝誰負，這種較量絕不是什麼遊戲。它發生在現實世界當中。有人會為此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