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波蘭成立了以華勒沙為首的獨立的團結工會。整個東歐陣營為之震動。比鄰波蘭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感受尤其強烈，擔心波蘭局勢的動盪會殃及自身。波蘭工會在民運中的帶頭作用令波蘭共產黨上層坐臥不安。工人罷工後，波蘭共產黨再也無法自稱代表所有勞動民眾了。
七○年代末，根據外國情報局提供的準確情報，我們瞭解到波蘭社會不滿情緒日益蔓延。華勒沙圈內有我們的耳目。波蘭最著名的知識分子米赫尼克身邊也有人向我們通風報信。不過波蘭與東德情報機構之間的關係始終彆彆扭扭。即便我們告誡波蘭當局有可能爆發騷亂，他們也聽不進去。
眼看地平線上烏雲密佈，東柏林的國家安全部及與波蘭接壤的東德各省國家安全局分別成立了關於波蘭問題的特別工作組。對外國情報局來說，當務之急是摸清支持團結工會的西方政府、政黨、情報機構以及諸如工會之類的民間組織的真實意圖。波蘭情報機構的同事請我們幫助監視流亡海外的波蘭人組織，尤其是位於慕尼黑的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和在巴黎辦的《文化》雜誌。波蘭騷亂最嚴重的時候，我們徵得波蘭內政部的同意，直接在波蘭國內搜集情報，並制定出種種宣傳方針，積極引導波蘭國內的輿論。同時，我們還掌握了西德情報機構內負責波蘭海外人士部門所從事的種種活動，從而可以針鋒相對地予以還擊。
然而我們預先發出警告也好，波蘭政府加強對民眾的防範也好，均於事無補。團結工會是一個嶄新的組織。東歐各國持不同政見者過去一向認為，任何改革必須以保障經濟和社會穩定為前提。團結工會卻反其道而行之，罷工工人處處與政府作對。後者顯然心虛膽怯，步步後退。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雅魯澤爾斯基在全國實行軍管只不過延緩了局勢的惡化。
一九八一年，我萌發了退休的念頭。一來事業上已功成名就，二來一九七二年簽署的基本條約步履蹣跚，成效甚微。昂納克成了又一個死抓住權力不放的年邁領導人。有人勸我競選中央委員，繼而爭取進入政治局。然而在這種氣候下，我無意尋求政治上的進一步發展。再說米爾克會不遺餘力阻擋我。我把這一想法埋藏在心底，只在日記裡寫道︰
米爾克不明白，我對政治上的陞遷已無興趣。一則這會給自己再繫上一條繩索，限制了選擇的自由。二則我們選出的權力機構徒有虛表，在裡面幹只會白白耗費精力。幹嗎還去當那個官呢？
我開始博覽群書，對各種新觀點以及對我國自稱的「當今世界上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提出的種種批評敞開心扉。其中包括魏斯所著的《抵抗之美學》。魏斯在此書中夾敘夾議，回首往事的同時還剖析了史達林主義產生的原因及後果。弟弟康尼正打算拍一部名為《三個人》的電影或寫一部同名小說，講述童年時代他在莫斯科與弗洛赫、維克多．菲舍爾和喬治．菲舍爾結下的友誼。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去三十年後，四個人在美國再次重逢。康尼參加過蘇聯紅軍，日後成為著名電影導演，東德藝術學院院長。弗洛赫的父親是著名德國共產黨人，死於史達林的大清洗中。此後弗洛赫返回德國定居。一九三九年德蘇同盟破裂後，他參加了德國空軍，對蘇作戰。戰後他定居西柏林，成了一名建築商。喬治是美軍上尉，我猜測他也許與美國情報機構有瓜葛。儘管三人信仰不同，經歷迥異，冷戰卻未能熄滅他們內心對童年友情的懷念。
一九八○年康尼著手準備拍這部電影時已身患癌症，並於一九八二年三月病故。現在只能由我完成弟弟未竟的事業。每天，我攜帶他的筆記和提綱來到辦公室，一面記下我的讀後感，一面四處查找資料。我很快感到，這項工作比繼續幹情報這一行更有意義。以前發展新的間諜或策劃情報活動讓我興奮異常。如今只有埋頭在這本書裡時才有這種感覺。
（我在日記裡寫道）奇怪的是，康尼好像就活在我的眼前。大家好像都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會接著康尼的劇本寫下去。他們對此充滿希望。對認識康尼的人來說，早日看到這本書乃是他們的一大心願。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時間的緊迫。此事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一九八三年初，我窺探到了華沙條約組織已病入膏肓的實情。隱藏在北約組織內的頭號間諜魯普設法搞到了一份北約分析東西方在全球範圍內力量對比的報告。該報告對蘇聯體制的種種弱點以及它在軍事和經濟領域的日益衰弱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我心裡清楚，西方對社會主義陣營內存在的問題所做的分析相當準確。我同樣清楚地知道，那些「花崗岩腦袋」——對現實不滿的人送給我國年邁的領導人這一綽號——不會採取任何行動改變現狀。情勢似乎無可救藥地一天天惡化下去。我情緒低落消沉，深感再幹下去意思不大。
我將一份我方的分析意見連同報告交給了米爾克。米爾克再透過ＫＧＢ頭子切布里科夫把它轉給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我們的這份「評論意見」既不能掩飾北約報告描繪的這幅黯淡圖景，又不能顯得我們在一旁看笑話。為了把握好調子，我找了一批年輕有為的助手苦思冥想。
一九八三年二月，我利用訪問莫斯科的機會告訴米爾克，我已開始考慮退休。那年我滿六十歲，米爾克七十五歲。我倆都該考慮找人交棒的問題了。米爾克不耐煩地揮了揮手。我不肯退讓。他沉吟了片刻後終於原則上同意我退休，但以上司的口吻告訴我，具體退休時間要由他定。他已聽說了我打算寫完康尼開了一個頭的《三個人》劇本，嘲諷地說︰「哪有情報首腦寫劇本的！」不管怎樣，反正我把退休的事提到了桌面上。
東德社會上蔓延的不滿情緒透過國家安全部厚厚的圍牆，開始在我們內部瀰漫。國家安全部內有專供高級官員使用的桑拿浴室。在這裡說話往往更隨便些。一次和外交部的兩位高級官員洗桑拿浴時，他倆流露出對莫斯科和東柏林年邁遲鈍的領導人極其失望，並透露東德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並非晴空萬里。契爾年科對昂納克接近柯爾的舉動疑竇重重，擔心西德人想培養一種泛德意志的民族認同意識，以取代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團結。一九八四年東德與蘇聯在莫斯科舉行尖峰會晤時，契爾年科警告昂納克，這樣搞下去最後倒霉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你不要忘了，東德與西德發展關係時必須把蘇聯的安全利益置於首位，」他補充道。
這一警告顯然是給昂納克打算正式訪問波昂的計畫潑冷水。這兩位外交部官員告訴我，兩國首腦的會晤在冰冷的氣氛中結束。昂納克因受到羞辱怒不可遏。回到東德代表團駐地後，他一反常態，大發脾氣，罵契爾年科頤指氣使。返回東柏林後，昂納克對米爾克傾吐了自己內心的無奈和不滿，表示不管莫斯科如何反對，他決心實現訪問波昂的計畫。與此同時，蘇聯報刊開始大肆攻擊昂納克。
由於我精通俄語，在莫斯科又有許多熟人，上面讓我出面疏通疏通。我給切布里科夫打了電話，可碰了一鼻子灰。他提醒我，這種事屬於黨務。情報機構無權過問。
昂納克訪問波昂的計畫擱淺後，我們與莫斯科在其他方面的關係也蒙上了一層陰影，兩國關係空前緊張。兩位領導人誰也不想先找個台階下。為了安排昂納克與契爾年科直接通一次電話，甚至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進行巧妙的外交周旋。透過竊聽電話，我們偷聽到波昂政府發言人伯林與另一位西德高級官員討論莫斯科與東柏林頂牛兒的部分談話內容。「這件事越來越熱鬧。《達拉斯》和《王朝》兩部電視劇加在一起也不如它好看！」伯林評論說。
一九八四年八月，昂納克與契爾年科的首腦會議只開了一天，並以失敗告終。結果這位總書記和數百萬東德公民一樣，無法訪問西德。他被迫在西德問題上剎車急轉彎，發表了一個聲明，稱「目前的大氣候」不適於召開一次東西德領導人的首腦會議，因此必須暫時擱置一邊。昂納克緊繃著臉，對助手平靜地解釋說︰「暫時擱置不等於『取消』。」
昂納克覺得蘇聯人不僅在外交上，還在經濟上處處與他作對。莫斯科逐漸削減了向東德出口的低於國際市場價格的石油。「我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昂納克常愛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對東德一沒有足夠的財富，二沒有實力可以我行我素的事實視而不見。為了跟莫斯科鬥氣，他搞了一些毫無意義的小動作，如同中國改善關係。
此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及蘇聯的有識之士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意識到個人與國家的命運，包括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命運正處在大變動的前夜。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德累斯頓地區黨的領導人穆得羅。穆得羅頭髮灰白，說話輕聲細氣，待人彬彬有禮。他平時生活儉樸，只有一套三間住房，開一輛普通小汽車，從不去享受黨內領導人擁有的種種特權。穆得羅以講話坦率而著稱，與許多頭腦簡單、自以為是的黨內高級幹部形成鮮明對比。在一個慣於掩飾事實真相的黨裡，像他這樣直抒己見的人實屬罕見。「付我這份工資不是讓我去弄虛作假，」穆得羅曾對我說過。我在苦悶之中總算遇到了一位知音。
我倆談到馮．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