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說，我自己決不會自願冒險去美國。然而由於命運的使然，我卻來到了紐約。在此之前，我對這個城市的瞭解只停留在布萊希特的詩歌、魏爾的音樂和洛爾主演的反映黑社會幫派的電影上。那是一九六五年。四年前，古巴的獨裁者巴蒂斯塔政權被推翻。應古巴的邀請，我飛往哈瓦那，幫助卡斯楚政府組建一個有效的情報機構。日後，古巴和捷克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情報機構中均成為佼佼者。可當時古巴在這方面還是個白丁。我的任務是從頭教起，從情報工作的基本知識到建立安全的解碼和檔案系統。古巴不久前的革命勝利令人振奮。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啟程前往位於資本主義世界汪洋大海之中的一葉社會主義孤舟。從東柏林去哈瓦那通常先飛布拉格，然後途徑蘇格蘭或加拿大去哈瓦那。然而米爾克堅持我坐的飛機甚至不得在一個北約國家著陸。
「天曉得他們掌握了有關你的什麼情況！萬一出現意外怎麼辦？」他說。於是我改飛莫斯科，搭乘俄國人定期飛哈瓦那的直達航機。
一九六五年一月六日，我在兩名助手的陪伴下飛抵莫斯科。那一年的冬天冷得出奇。氣溫降至華氏零度以下。我們一行三人穿過謝列梅捷沃機場，鑽進等候在一邊的汽車時凍得渾身發抖。ＫＧＢ首腦謝米恰斯內和他手下的外國情報局局長薩哈羅夫斯基正等著與我會晤。見面後，他們向我們介紹了古巴內政部的情況以及已在古巴的ＫＧＢ人員和他們開展的活動。
當天晚上，我們乘一架巨大的使用渦輪螺旋槳發動機的安-124型客機再次啟程。這種型號的飛機是蘇聯民航中最大的一種。空服員瑪麗亞對我們這個人數寥寥的代表團照顧得無微不至。看得出，她是ＫＧＢ的人。飛機上的大多數乘客要嘛是蘇聯海軍軍官，要嘛是攜家眷一道去共產主義世界的天涯海角赴任的軍事專家。大家都有一種創業的感覺。唯一兩位其他國籍的人來自中國，一看就知道是外交信使。他們就坐在我們前面，皮包帶緊緊纏在手腕上，目光幾乎一刻也沒離開過腳下的皮包，似乎生怕我們一躍而起，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郵袋偷走。機艙後面空空如也，後排座位一律被拆掉。空服員解釋說，這是為了減輕飛機負荷，確保有足夠的燃料飛到八千英里以外的到達站。我們聽後不禁鬆了口氣。
飛了整整一夜，天濛濛亮的時候，我憑窗遠眺，加拿大海岸線躍入眼簾。幾小時後，我估計著快到古巴了。飛機開始降低高度。我起身去盥洗室颳了鬍子，為抵達哈瓦那做準備。這時，我發現太陽的位置不大對頭。強烈的氣流使飛機劇烈擺動起來，我趕緊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突然，飛機一頭向下扎去。只見大海迎面撲來！由於駕駛員並沒有告訴我們飛機出現異常，我不禁一陣慌亂。這大概就是飛機失事前的瞬間感覺。轉眼間，飛機在跑道上降落，飛旋的輪子在剎車的作用下發出聲嘶力竭的叫聲。我貼近窗口，眼前赫然出現一行大字︰歡迎光臨甘迺迪國際機場！
所有的人都呆坐在椅子上，一語不發。每個人的腦海裡都飛速地推測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是燃料不夠了？還是突遇險情，緊急迫降？或者是蘇聯駕駛員突然覺得投奔自由世界才有前途？我們這些來自一個東歐國家情報機構的使者本來是去幫助世界另一端孤立無援的盟友，結果卻被拋入敵營心臟——美國。我一時全然不知所措。
引擎漸漸停止了轉動。成串的警車飛馳而來，將飛機團團圍住。警笛嗚嗚叫個不停。「真他媽的！」我旁邊的人從牙縫裡迸出一句。我們做好了警察衝上飛機的準備，可等了好久，不見一點動靜。一連幾小時，我們坐在停在跑道上的飛機裡，如墜五里霧中。我緊張地推測各種可能性，沒有一種能讓人寬心。
我們這個代表團的三名成員均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護照，然而此時東德尚未得到美國和聯合國的承認，在美國境內沒有任何外交代表可以幫助我們。我隨身攜有一個小文件袋，裡面的文件顯示了我們的真實身分。多虧蘇聯民航對行李限制不嚴，我悄悄把文件袋塞到身邊過道上一個嬰兒車的墊子下面。
此時，蜂擁而至的攝影師和記者把飛機團團圍住。我注意到其中一人的記者證夾在帽簷上，和《頭版》報社的記者一模一樣。他們正與美國警察交涉，要求允許他們上飛機。我暗自祈禱警方千萬不要放人上來。若是我的照片被登在《紐約時報》的頭版上，天曉得東柏林會急成什麼樣。當時西方仍不知道我長什麼模樣。
事後才知道，自從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以來、這還是蘇聯飛機首次在美國本土降落。我們這架飛機的不期而至在當地引起了轟動。透過窗子我看見攝影記者打手勢讓我們衝他們揮手。我拉下窗幔。看到記者急得上竄下跳的樣子，我們不禁覺得滑稽可笑。這種時候，有點幽默感可以說是最好的夥伴了。我們幾個人開始猜測米爾克聽說他的外國情報首腦及其他兩位高級情報官員被困在甘迺迪機場跑道時的回應。他八成會跟蘇聯人抱怨說︰「同志們，當初讓他們乘你們的飛機是為了確保此行萬無一失。現在可倒好，他們身處險境不說，簡直是被直接送入虎口。」
正是早晨時分。機庫後面的高速公路上來往車輛川流不息。我開始胡思亂想起來。倘若我是一個普通乘客，抵達紐約後會是什麼樣子呢？我能憑外交護照穿過海關，然後打電話給菲希爾，或是另一名流亡海外的共產黨人明斯嗎？在莫斯科住在阿爾巴特小區的日子裡，明斯是我父母的好朋友。父親被關在法國期間，靠了明斯的幫助才得以與我們一直保持聯繫。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的一位同父異母的哥哥盧卡斯應該也住在紐約附近。他是父親前妻生的孩子。奇怪的是，那一瞬間我忽然有一種常人皆有的輕鬆自由感。由於歷史、個人經歷和信仰方面的種種元素，我的大半生過得謹慎小心。
胡思亂想只是一剎那間的事。我很快又回到現實中來，推測起意外來到美國的種種可能後果。假如美國人查出我是誰，會以什麼罪名指控我呢？美國人僅僅滿足於扣留我，還是就地審判我？當時我們正在訓練一批優秀的間諜，準備讓他們改名換姓潛入美國。所幸的是，此前由於外國情報局內負責監視西柏林美國機構活動的處有一人叛逃，潛伏方案暫停執行。一名間諜也未派出。我們的一些人因這一事件被捕。其中一人是美國駐柏林軍事代表團的翻譯。他向我們提供了華盛頓對東西德採取的政策的祕密情報。情報出自杜勒斯的妹妹埃莉諾、杜勒斯本人和國務院另一位專門負責制定對柏林政策的高級官員訪問西德時的談話記錄。這名翻譯因為把這個饒舌婦說的話告訴了我們，被安上了叛國罪名判了重刑。倘若我落入美國人之手，他們又得知此事的幕後策劃人正是我，結果可想而知了。
正想著，坐在旁邊的同事輕輕推了推我。他指指前排的中國人。只見那兩個外交信使打開公文包，正大口大口地吞食裡面成疊的文件。我們不禁為他們忠於職守的精神而感動。顯然，吞食文件是他們對付階級敵人的唯一武器。可文件很厚，又沒有水幫助消化這食之無味的東西。我們幾個人很快商量了一下，是否應該發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主動伸出救援之手。商量後一致認為，這樣做有可能構成對中國內政的干涉，給兩國關係造成難以預料的後果。大家因此鬆了一口氣。
機艙內的溫度不斷下降，艙內通風全靠從機外吸進的新鮮空氣。溫度計上的水銀柱早已降至冰點以下。由於原到達站是位於熱帶地區的古巴，乘客們個個身著單衣，凍得發抖。又挨了幾小時，當地的蘇聯領事終於露了面，給我們送來了熱茶。「莫斯科正與華盛頓交涉，」他翻來覆去就是這麼一句話，別的什麼也不說。從他那兒我們才知道，飛機迫降是因為燃料將盡。一九六一年的古巴飛彈危機過後，美國為了制裁卡斯楚，中止了與蘇聯陣營國家簽署的飛往古巴的飛機可以在美國著陸並加油的所有協議。熬過漫長的十八個小時後，面容姣美的ＫＧＢ女空服員終於小聲告訴我，華盛頓將允許飛機加油後續飛，條件是讓兩名美國空軍軍官作為觀察員同行。不用說，這兩人一定接到指示，仔細記下所有乘客的相貌特徵。
我趕快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中國人。沒想到他們反倒更加驚慌。這時他倆的消化功能已達到極限，不得不輪流去廁所銷毀剩餘的文件。趁廁所門關上前的一瞬間，我朝裡面窺視了一眼，只見其中一個人站在洗臉池前，用一塊蘇聯造的粗糙的肥皂拚命在一張薄紙上蹭來蹭去。看來這一定是一封密碼信函，說不定是發給拉丁美洲國家游擊隊的指示。許多這類游擊隊直接聽命於毛主席。這些指示現在只有靠口頭傳達了。每隔五分鐘，抽水馬桶便震耳欲聾地轟鳴一陣。約午夜時分，飛機再次起飛。這是我第一次到北美大陸。除了高速公路外，什麼也沒看著。
天亮之前，眼前終於出現了「歡迎光臨哈瓦那何塞．馬蒂機場」的大幅標語。可風波並未就此結束。古巴方面事先不知道機上有兩名美國軍官。接下來又是漫長的等待。古巴人拿不定主意，是讓我們下飛機呢，還是把所有乘客如數遣送回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