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道德而論，東西方的情報機構都屬於灰色範疇。他們手段卑鄙毒辣，所作所為常常有違人倫。鑒於這一行的特點，中央情報局的處境似乎頗為不利。為了不違背美國憲法中的有關規定，它不得不裝出遵照民主程序辦事的樣子，不管這些憲法條款是否與情報工作有關。無論政治家如何朝思暮想，任何情報機構都不可能是民主的，也不可能隨時敞開自己的大門，任人審查而不影響其工作。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官員花費了大量時間準備文件和工作總結報告以應付其他部門的質詢。政治家和報界會怎麼說始終是他們不能不防的一個元素。
我們這一方犯的錯誤恰恰相反。雖然我們也要向各級領導提交報告和文件，也就是說，我們的情報工作要受到一定的監督，然而真正意義上的監督是不存在的。我國領導人的地位極其虛弱。為此，凡與威脅到他們地位的潛在危險有關的情報他們都想要，至於怎麼搞到這些情報他們毫不在乎。昂納克慣於在他極力拉攏的西德政治家面前甜言蜜語說，東德情報機構已接到指示，不對他們搞情報活動。一回到東德，他馬上如飢似渴地閱讀有關這些人的材料，而且強烈地暗示，這方面的情報以後多多益善。
我在書首講述了與中央情報局反情報人員打交道的一段親身經歷。我感覺，他們讓人相信中央情報局內沒有鼴鼠的勁頭比找到鼴鼠還大。一九八五年哈撒韋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上稱︰「中央情報局核心部門從來沒有發現過有蘇聯間諜。也許這些特務隱藏得很深，躲過了我們的眼睛。但我對此表示懷疑。」此後不久，兩年前因吸毒和小偷小摸被中央情報局開除的好爾德叛逃到蘇聯，把中央情報局莫斯科站的情報活動告訴了ＫＧＢ。直到一位克格動高級官員尤爾琴科叛逃到美國後，好爾德的事才敗露。如果咬文嚼字的話，哈撒韋的話倒也沒錯。好爾德向蘇聯人告密時已經離開了中央情報局。可他的保票未免打得過於絕對。我見過這個哈撒韋。此人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工作認真負責的情報官員。我內心思忖道，為什麼他甘於粉飾中央情報局的弱點呢？我有一種直覺。哈撒韋擔心名聲已經不佳的中央情報局經不起新醜聞的折騰了。
中央情報局為推翻卡斯楚搞的未遂政變以及在中美洲的種種莽撞活動，使它在保守黨和自由派人士中威望大跌。我們在華盛頓和紐約站的情報人員對美國七○年代和八○年代情報機構的評價表明，它的威望遠遠不及五○年代和六○年代。美國情報人員因此士氣低落。任何一位管理學專家都會指出這一點。在公眾眼裡，中央情報局不僅行動詭秘，而且管理無方。前一種看法對於一個龐大的情報機構來說很正常。而後者的惡名任何一個情報機構都背不起。情報機構是心理不穩定的地方。其內部心態很快會反映到從業人員的行動上。有關叛徒艾姆斯的報導表明，中央情報局內存在著一種極為強烈的自我厭惡情緒。艾姆斯不僅不喜歡自己所在的單位，而且鄙視它。蘇聯的叛逃人員恐怕就沒有這種感覺，例如戈爾迪夫斯基。他們變節常常出於意識型態或個人方面的原因。雖然他們對ＫＧＢ內部的黑暗面看得很清楚，但並沒有因此失去對它的敬畏。戈巴契夫上台後情況才有了變化。
艾姆斯不是中央情報局僱用的第一個庸人。七○年代時，美國有一個間諜，化名蒂勒曼。他的任務是結識訪問西德的東德外交官、商人和學者，並從中發展間諜。應該說，中央情報局利用這些東德人出國訪問的機會拉他們下水的想法並不壞。這比在東德境內搜集情報風險小多了。一九七三年，我們著手對中央情報局在波昂外的情報活動進行了一次詳盡的調查和分析。透過監視在雞尾酒會、體育俱樂部、酒吧和咖啡館以及其他公共場所什麼人主動找東德出國人員攀談，我們很快擬出了一個中央情報局情報人員名單。其中就有蒂勒曼。
一九七五年，蒂勒曼已完全定居波昂。我們查出他的真名叫福爾肯。而他和中央情報局還被蒙在鼓裡。起初我們只是派人跟蹤他，看他找什麼人接觸，從而弄清他想搜集哪方面的情報。慢慢地我們開始用自己的人誘他上鉤，向他提供了一些無足輕重的祕密和假情報。目的是將美國人的反情報工作引入歧途；使他們無法摸清我們的真實意圖。可憐的福爾肯信以為真，以為自己很了不起，發展了這麼多瞭解情況的東德人當特務。一次他對一個密友炫耀說，因為他工作出色，中央情報局給他晉級加薪。國家安全部內的反情報機構聽說後忍俊不禁。福爾肯得到的大多數毫無價值的情報就是由這個部門的高級官員杜撰出來的。
識別在波昂的中央情報局人員簡直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我本人一向要求部下發展潛在對象前必須精心準備，具體做法上要循序漸進，不露聲色地接近對方。中央情報局的人可好，總是明目張膽地拉攏我方人員。我們誘其上鉤的人常常抱怨說，這些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對東德的經濟困難十分無知。由於他們對東德的情況一知半解，我方人員很難決定用什麼樣的假情報牽著他們的鼻子走。七○年代末、八○年代初，美國特務的素質極差，工作毫無章法。我國領導人不禁擔心美國不再重視東德。
後來我們才知道，有關東德的重要數據美國是透過設在西柏林和西德的電子監聽站得到的。鑒於美國需要的大部分有價值的情報可以透過截獲無線電波得到，中央情報局仍派一些無能之輩到處嗅來嗅去有點讓人費解。不過我本人的體會是，再先進的技術也無法取代優秀的情報人員和他們做出的判斷。中央情報局內肯定有人同意我的看法，儘管他們自己成績不佳。你可以竊聽一次電話的談話，但如果不熟悉談話的背景的話，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一張衛星照片可以顯示那一瞬間飛彈的準確位置，而隱藏在司令部裡的內線卻可以告訴你這些飛彈移向何方。技術情報的弊端在於︰它基本上只有情報，沒有分析。它只能記錄下已知事實，而無法預測未來。間諜卻可以刺探關於各項計畫的情報，分析政治軍事情勢，弄清各種文件和談話的具體背景。幹這一行的人都知道，一位情報官員平時工作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埋頭於浩繁的資料堆中尋覓丁點兒金子。過分倚賴技術手段搜集情報也許會有雙倍的斬獲，而為此需要篩選的數據量肯定會相應增加三倍。雖然技術情報手段的作用會日益增大，並將取代昔日由人冒極大風險做的部分工作，但它永遠不可能完全取代間諜。一個情報機構的成就來自它的成員，而不是它擁有的花裡胡哨的高技術手段。
八○年代末，我們已確知，東德境內的所有中央情報局的特務要嘛被我們變成雙重間諜，要嘛從一開始就是我們的人。他們根據我們的指令，向美國人提供經過仔細篩選後的情報或假情報。我們是透過中央情報局內主管東德的官員好爾德瞭解到的這一情況。中央情報局將福爾肯召回總部，獎勵他在東德工作成績卓著時，他倆見過面。好爾德從福爾肯那裡得知，中央情報局在東德境內只有六至七名間諜。這幾個人全部是我方布下的誘餌。日後中央情報局自己也證實了這一點。東德垮臺後，它坦承以前在東德的特務都受國家安全部的操縱。
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期間，好爾德訪問了東柏林，並向外國情報局主管他的官員詳細介紹了中央情報局的活動以及它所側重的東德軍事設施和研究機構。此時他已住在莫斯科，受到ＫＧＢ的保護。從他這裡我們第一次得知，中央情報局有一個名單，上面列有東德經濟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士。如果他們中間有人申請訪美簽證，美國國務院的領事部門會把他或她的名字轉給美國的情報機構，然後輸入一個巨大的數據庫裡。此人訪美期間，受到監視的電話、傳真或電傳中只要出現此人的名字，地方當局都會錄下音，然後交給中央情報局加以分析。東德因搞竊聽和特務活動臭名遠揚。然而由於受到技術條件的限制，跟美國人比，我們在這方面自嘆弗如。
美國情報機構體制上的弱點之一是，它極易受到政治壓力。艾姆斯一案突出反映了這一點。近幾年來，中央情報局局長一職有點像是一支職業足球隊的教練，一個賽季沒打好就被一腳踢開。這純粹是做給人看的，為的是使公眾覺得改換了門庭。幾年後，新換上的人又被斥為無能。任何一個情報機構都不可能靠這種辦法改進它的工作。發生重大叛逃事件或內部有敵人間諜時，尤其需要保持領導班子的連貫性。我從來不認為大批撤換人員就可以解決問題。
施蒂勒叛逃後，我只建議撤換他的頂頭上司一人。無論是我還是國家安全部部長都沒有受到要我們辭職的壓力。我們辭職又有什麼好處？還不如大家留下來齊心協力找出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的辦法。順便提一下，我覺得中央情報局的人好像從來沒有坐下來認真研究過如何亡羊補牢。中央情報局裡的有些部門，尤其是主管蘇聯部門的情報活動簡直讓人替他們捏一把汗。倘若好爾德叛逃後中央情報局在其內部進行徹底調查，或許可以早一點發現艾姆斯。
遇到像艾姆斯這樣的事曝光，情報機構如果屈從無知的政客的壓力撤換首腦的話，對自己毫無好處。我內心深處一直很同情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