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與以色列總理拉賓在白宮草坪上簽署了一項協議後兩隻手握到了一起，從而在實現中東和平的道路上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一年後，這兩位領導人在奧斯陸同時被授予了諾貝拉和平獎。人們不禁為此歡欣鼓舞。
然而在此之前的歲月裡，任何人只要與阿拉法特或巴解組織沾點邊，馬上會招惹上同情甚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的惡名。然而兩年後，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倒在一名以色列恐怖分子槍口之下的卻是拉賓。歷史就是這樣令人啼笑皆非。
現在流傳一種說法，未來的歷史學家會視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之一。我本人及我從事的工作在席捲而來的批評浪潮中備受指摘，美國人的言辭尤為激烈。當年他們自己曾長期扶持殘暴的獨裁政權，公開或祕密地顛覆合法政府，從推翻伊朗的摩薩台、瓜地馬拉的古斯曼和智利的阿連德，到支持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家族獨裁政權以及世界各地許多類似的政權。如今他們對這段不名譽的歷史好像忘得一乾二淨。
無論是西方還是社會主義陣營，結成這些不甚光彩的聯盟皆出於冷戰的需要。公諸於世的國家安全部的檔案無疑表明，外國情報局隸屬的國家安全部曾與巴解這樣的組織合作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支持了一些出於政治目的搞恐怖活動的團體。
由於我是國家安全部外國情報局局長，人們很自然地認為我對東德政府與恐怖分子之間的所有來往一清二楚。我也確實知道東德與西方視為恐怖組織的不少團體眉來眼去，但正如下面要解釋的那樣，我並不瞭解重要的運作細節。我主要負責情報工作，即搜集情報，最好是機密情報。這屬於情報活動，不是恐怖主義。我個人從未參加過恐怖主義活動的謀劃或實施。
一國情報首腦對本國與國外組織的關係茫然無知似乎解釋不通。為了說明這一點就不能不談談另外兩個問題。
第一，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鬥爭如何與冷戰糾纏到一起。
第二，國家安全部內山頭林立的現象如何導致各部門之間鉤心鬥角，處處設防。
我的解釋不是為過去的行為辯護。我想說明，我這樣做的目的也不是為我本人開脫責任。不可否認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及其諜報機構向它視為合法的組織提供了技術和資金上的幫助，其中的一些組織參與了襲擊平民的恐怖主義活動。東德還庇護了逃離西德的恐怖主義分子。這方面的工作屬於其他部門，不歸我管。他們幹他們的，我幹我的。再說國家安全部部長米爾克也不希望我捲進來，這樣我可以埋頭於從國外搜集祕密情報的工作。今天看來，這未嘗不是一樁幸事。
若論責任，敵我雙方都有一份，各自也不無內疚。西方國家打著與共產主義作鬥爭的旗幟同樣幹了不少壞事。這場地緣政治的爭奪落下帷幕後，越南、中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已是百孔千瘡。有些地方的較量就是如此的慘烈。
但我要強調指出，不管西方幹了些什麼，決不應成為為我們自己的不法行為辯解的藉口。雖然我沒有教唆過恐怖主義分子，但我們的確培養訓練過一些人。其中有的人日後濫用了我們教給他們的技能。
此話出自一個東德人之口聽上去似乎顯得頗為虛偽。大赦國際組織的報告經常批評東德虐待被監禁的政治犯。我不想說我國國內的審訊和拘審程序無可指摘。我當時也沒有積極呼籲過改善這些犯人的惡劣處境。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一個因採取了過火的國家安全政策壓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政權，與一個動輒採用酷刑懲罰政治反對派人士的政權是不一樣的。
在第三世界，過火行為常常演變為野蠻行徑。我們和西方都曾有意無意地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們是否清楚，我方提供的幫助也許會被濫用？當然清楚。但我認為昂納克，甚至米爾克從未有意地認可針對平民的恐怖暴力活動。身為外國情報局局長，對以上行為我是有責任的，但卻沒有犯罪。我希望讀者能夠從道義上做出這樣的區分，這樣才有助於對過去的極端行為有一個全面正確的認識。
近幾年來，關於「罪責」與「責任」定義的辯論日趨白熱化。從歷史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只有少數德國人對納粹政權下犯下的暴行有罪，而所有心甘情願生活在納粹政權下的德國人對這類暴行都負有責任。做出這一區分並不只具有學術上的意義。罪行屬於法律範疇，而責任則屬良知範圍。
就法律而言，西德的一批檢察官查閱了全部公開的檔案後，仍無法找到任何錶明我曾參與暴力活動的線索，更不用說證據了。我還先後三次以誹謗罪起訴了幾家稱我知道國家安全部庇護西德恐怖分子的報社，它們的報導完全是捏造。更有甚者，美國國務院拒絕給我發訪問簽證，理由是我曾與恐怖分子有來往。我沒有看到任何可以證明這一點的證據（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年中央情報局請我去美國時絲毫沒有良心上的不安。不過時隔六年後國務院拒絕發給我簽證時恐怕並不知道有這回事）。
以上所舉事例表明，即使是一國政府內的不同部門，哪怕像處理外交與外國情報工作這樣關係密切的部門，也不一定瞭解各自在幹些什麼。位於維吉尼亞州蘭利的中央情報局也好，還是華盛頓特區霧谷的國務院也好，抑或位於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首都東柏林的外國情報局也好，都不例外。我把自己知道的情況如實講述給讀者，由他們去判斷我是否有罪。至於我本人，我承認負有道義上的責任，但不承認有罪。
我們是透過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捲入民族解放運動的。受此背景影響，我們對從事恐怖活動的民族解放組織採取了寬容諒解的態度。今天回過頭來看這一切，頗有在所難免之感。但當時並沒有看出這種必然性。
事情還得從非洲說起。那時東德在其短暫的歷史中剛走完了一半路程。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八日，東非海岸只轄兩個島嶼的彈丸之國桑給巴爾共和國宣佈獨立。這算不上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件。當時，宣佈獨立的非洲殖民地如雨後春筍。除了收集稀少郵票的人外，桑給巴爾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然而這個新成立的國家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桑給巴爾宣佈給予東德外交上的承認，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外第一個不理睬哈爾史丹主義的國家。根據哈爾史丹主義，西德迫使除蘇聯外的所有國家在承認西德或是東德之間做出選擇（西德不把莫斯科包括在內是為了強調它的觀點︰我們僅僅是莫斯科的傀儡。只有蘇聯人才有權同時與兩個德國保持關係）。桑給巴爾選擇了我們。我們並沒有選擇桑給巴爾。很有可能桑給巴爾的總統卡魯姆受了本國青年組織內某些在東德留過學的成員的慫恿才決定正式承認東德。對這一選擇的外交含義，他未必清楚。
一個非洲國家承認我們除了具有廣泛的外交意義外，還給情報工作帶來了新機。也許卡魯姆總統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桑給巴爾正式通知我們這一決定的同時還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請求我們給予經濟和安全上的援助，尤其是在搜集國內情報和邊防方面。顯然我們在以上領域的名聲已名揚四海。不過為此而揚名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米爾克對桑給巴爾的承認喜出望外，開始物色一名人選，擔任桑給巴爾新成立的情報機構的顧問。最後挑中了馬克特將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納粹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坐過牢，戰後成為一名高級警官。此時是國家安全部的一位地區首腦。鑒於當時東德與其他非洲國家沒有外交關係，米爾克和我決定派一個熟悉外交事務的人與馬克特同行。我靈機一動，提議派我去。
對一國情報機構的首腦來說，穿過與北約關係密切的國家，去一個真實意圖尚不清楚的地方是個極為大膽的念頭。米爾克猶豫片刻後終於答應了，但喋喋不休地反覆強調需要絕對守密，並囑咐我不得跟任何人透露此事，包括我的副手。他還親自負責安排我的保衛工作，甚至還審定一項緊急營救方案，以防我這次誤入圈套。
我和馬克特各攜數本姓名不同的東德和西德的假護照。護照上的年齡也做了改動。更有趣的是，我倆還被送到一位化妝師那裡，為我們做了假面模。米爾克堅持要我們一路上戴著它。不用說，我們的假面模與偽造護照上的照片是吻合的。護照上我們的身分是成人教育專家。
一九六四年二月，我們啟程前往桑給巴爾。第一站是開羅。馬克特和此次出訪的貨真價實的東德外交代表團團長坐頭等艙。為了不引起注意，我假冒小小的一等秘書龜縮在經濟艙。飛往開羅途中，因遇到沙暴，不得不改在雅典降落。米爾克擔心我會在北約國家境內被捕看來不無道理。馬克特和我被分別帶到不同的旅館過夜。大家當時頗為緊張。我們心裡清楚，在一個北約國家，靠一本東德護照得不到任何保護。第二天早上，我花了整整半個小時用膠水把假鬍子粘在臉上，看上去多少也與護照上的照片沾點邊兒。
此後，我們又先後在開羅、阿迪斯阿貝和摩加迪休做長時間的逗留，最後終於到了奈洛比。肯亞當